在全帝國範圍內掀起這樣疾風驟雨式的群眾運動，朱元璋自然有他的想法。在一則命令中，朱元璋宣布了他村長式的設想：「如果天下百姓都聽我的，認認真真照這個命令辦，那麼不出一年，天下的貪官污吏都變成好官了。為什麼？因為良民時刻監督，壞人不敢胡作非為，所以各級官員都不得不做好官、做好人。」
在另一個地方，他這樣說：「嗚呼！所在城市鄉村耆民智人等，肯依朕言，必舉此行，即歲天下太平矣。」
這當然是典型的「如果……就」的邏輯。依靠社會底層來監督官員，這樣思路無疑是正確的，問題是，朱元璋沒有認真考慮把這種監督機制化，常態化，而希望僅僅用一次群眾運動來解決所有問題。
「激進主義」在中國這個「中庸」大國里有著十分深厚的土壤。「激進主義」是一種「幼稚病」。就像熱戀中的青年男女相信只要有愛情，兩個人身上其他的一切不諧調都不成問題一樣，政治上的「激進主義」者也相信，道德激情可以擊敗一切不義，只要在政治操作中傾力貫注和絕對恪守道德原則，實際政治中的任何困難都不難克服。看事過易、意氣用事、態度偏激、思想狂熱、喜愛暴力是它的特點。它拖累著中國政治一直不能脫離中古式「倫理政治」範疇而進化成「世俗理性政治」。
「理性」並不是朱元璋先天素質中的缺項，他在戰爭中頭腦之清醒，次序之清楚，充分證明了他理智的強大。然而，越到晚年，他的政治思維中「激進主義」的狂想就越來越成為了主旋律。
畢竟，朱元璋是人而不是神。在群雄並起的強大壓力之下，他能強迫自己每分每秒都恪守理性的指揮，在重重困難中苦心孤詣尋找那條唯一的生路。登上帝位後，雖然他一再提醒自己要「小心」、「謹慎」，然而由於外面的壓力都已消失，天性中那長期壓抑著的「急躁」、「竣切」還是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而屠戮功臣、牢獄百姓之順利之容易之幾乎沒有遇到反抗，又大大強化了他的自信心和浮躁感。
坐踞極尊、四周毫無約束，這種地位對人性的腐蝕朱元璋也不可能避免。於是，一方面，他仍然能兢兢業業、宵衣旰食，強迫自己忘我工作，另一方面，他卻沒有能力再把那個強大而盲目的「本我」壓制回「理性」的控制之下，反而越來越為「本我」而控制。性格中天生的「狂暴」與鄉村視野中天然形成的「泛道德主義」傾向與「權力萬能」幻象合流，造成了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的現象：皇帝坐在九重之上，伸出手來在最低的草根階層里放了一把火，異想天開地希望用局部的「無政府主義」這把烈火來徹底燒毀官僚主義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