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老年，人格常會發生劇烈改變。朱元璋晚年身體很不好，多年超強度的腦力勞動又使他出現精神變態。他開始隨心所欲，通過無節制的屠戮來發泄自己的不良情緒。洪武晚年，稍有名氣的文化人都難逃一死，死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文字獄，第二種是牽連進各種大獄之中。
除了高啟，「吳中四傑」中另外三位，楊基、張羽、徐賁沒有一個落了好下場：楊基入明曾官山西按察使，後來被讒削職，罰作勞役，死於工所。
張羽入明曾官太常丞，後來獲罪貶謫嶺南，沒到半道，又被召回，「自知不免，投龍江以死」。徐賁入明曾為給事中，後來又任河南左布政使，出征邊疆的明軍路過河南時，他「坐犒勞不時」，也就是沒有及時提供給養，下獄而死。
除了以「吳中四傑」為代表的詩人作家外，明初還有一批最有才華的著名學者，被召集參與了《元史》的修撰。在修完《元史》後，大部分人都遭遇悲慘，比如王彝被朱元璋尋故殺死，高遜志「以事謫朐山」，傅恕「後坐累死」，張孟兼為吳印所訐而被殺，張宣「坐事謫徙豪梁，道卒」……除此之外，還有太多著名文化人死於非命。「淹貫經史百家言」的文人王行，因為給藍玉當過家庭教師，藍玉案發，「行父子亦坐死」；「詞采燦然」的詩人孫蕢，嘗為藍玉題畫，「遂論死」；供事內府的宮廷畫家趙原奉命畫昔賢像，「應對失旨，坐法」；畫家盛著奉命畫天界寺影壁，結果畫出了毛病，他在龍背上畫了一隻水母，惹得朱元璋大怒：「以水母乘龍背，不稱旨，棄市。」
類似事例，不勝枚舉，一時才能之士「倖存者百無一二」。洪武十九年，方孝孺在致好友的信中，曾這樣寫道：「近時海內知名之士，非貧困即死，不死即病。」
不但這些文人小臣沒有幾個有好下場，就是那些一直追隨朱元璋、功成名遂的大知識分子，也鮮有善終者。朱元璋起兵後，第一批追隨朱元璋的知識分子中最有名的是李善長、陶凱、陶安三人。除陶安因死得早得了個善終外，李善長被朱元璋滿門抄斬，陶凱因致仕後起了個號叫「耐久道人」，朱元璋「聞而惡之」，找了個借口抓來殺掉了。第二批追隨朱元璋功勞最大的文士是劉基、宋濂，劉基因不被朱元璋所信任，罷官回鄉，後被胡惟庸（一說朱元璋自己）毒死。宋濂則因其孫宋慎的事，被株連胡惟庸案中流放外地，在途中自縊於夔州。
洪武一朝著名文臣，得以善終者寥寥無幾。以熱情延請開始，以摧殘屠戮告終，這種專制君王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遊戲，在中國歷史上不止上演過一次。至於那些活下來的知識分子，則大多被嚇破了膽。有個可笑而又令人心酸的故事說：
新淦有詩人鄧伯言，宋潛溪（濂）……以詩人薦之。廷試「鍾山曉寒詩」，太祖愛其中二句曰「鰲足立四極，鍾山蟠一龍」，不覺御手拍案誦之。伯言俯伏墀下，誤疑觸天怒遂驚死。扶出東華門，始蘇。次日，遂授翰林。
也就是說，朱元璋讀到他的兩句詩，大為激賞，用手拍了一下桌子。他卻以為是皇上發了脾氣，當然就嚇暈了過去，太監把他弄出東華門才蘇醒過來。朱元璋的文化政策成功地使明初文化人如履薄冰，收斂個性，粉飾現實，一味頌聖，不離規矩，點綴昇平，埋下了永樂至成化年間「台閣體」的伏筆，同時也決定了有明一代學術不興的基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