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讀者看到朱元璋如此專註於人們的穿衣戴帽，多會感到可笑和不解。中國老百姓有一句諺語：「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而朱元璋偏偏就像要和這句話叫板。他像一個嚴厲而認真的中學校長，真的把老百姓的自由剝奪到只剩下「拉屎放屁」的程度。
在朱元璋看來，這是無比嚴肅的、關乎帝國興亡的重大問題。
朱元璋從蒙古人手裡接過的是一個廣大而殘破的帝國。戰爭初息，滿目瘡痍，「十室九虛，民困食盡」。然而，這些尚不足以讓朱元璋心憂。所謂「有土斯有人，有人斯有財」，只要政治安定，不愁經濟不迅速恢複。最令他憂心的，是天下百姓的思想混亂，這是他從蒙古人手中繼承的最大一筆不良資產。
從草原上征殺過來的蒙古人，沒能精確掌握漢人那一套經千年積澱而成的精緻深刻的治心術。「胡元以寬而失」，「九十三年之治，華風淪沒，彝道傾頹」。在朱元璋看來，明初社會，思想混亂突出地表現在奇裝異服上面，即「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
他總結歷史說：「近世風俗相承，流於奢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所以失政也。」過去那些偉大的帝王治理天下，必然首先定下禮儀制度，用來辨貴賤、明國威，讓人們知道大小上下。元末以來，風俗相承，流於奢侈，富有的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居然與公卿無異，這還了得！貴賤沒有區別，此元之所以失敗也！
禁止奇裝異服是中國漢族政權的一個傳統。周禮中就規定，國家對老百姓穿衣，要「正其服，禁其奇邪」，甚至「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者，殺」。也就是說，奇裝異服罪可致死。這可不僅僅是用來嚇唬人的。春秋時期，鄭國人子臧就因為「著異服」被殺。《左傳》對此還評論道：「服之不中，身之災也。」因此歷代相沿，中國形成了一套關於服裝的禁忌。比如明黃色是皇帝的專用色，這就是唐代定下來的。唐高祖以「天子常服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黃有禁自此始」。
不過，歷代關於服裝的規定，到朱元璋才登峰造極，詳盡到無以復加。
褲腳做得小一點，皮靴上綉上花樣，初看起來，不過是個人愛好問題，但仔細一想，卻不然。因為透過衣服、皮靴等等，也可以看到「順民」與「亂民」兩種思想傾向的激烈鬥爭。所以，朱元璋將讓人們明白自己的身份當成關係國家存亡的大事來抓。朱元璋說：「禮儀明確了，上下之分才定。這樣天下才能安定。」管你的髮型，管你的袖子長短，管你冷天能不能戴暖耳，是為了通過這些細節，讓你從小事做起，習慣於屈從不合理的現實。
《左傳》云：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仆臣台。
專制統治要求泯滅人的自尊、獨立、平等意識，使人認不清自身的獨立價值。而作為專制統治的重要手段，等級制度的最大作用是把全國人民都納入一種從屬關係，使每個社會成員都附屬於一個權力結構，強調人的不平等，強化每個人的身份意識，使屈服、順從、奴性成為被統治者的突出性格，讓每個階級的人都有充足的機會來培養奴性。正如朱元璋在《御制大浩續編》中所說：「天尊地卑，理勢之必然。富貴貧賤，神明之鑒焉……所以官有等差，民有富貴，而至賤者也豈得易為而用乎。」
只有這樣，社會秩序就可以得到充分保障。等級制度時刻提醒人民，任何事物也不能超越於政治權力之上。特別是，經濟權力必須絕對屈從於政治權力之下。即使你富可敵國，如果沒有級別，沒有政治地位，也只能住三間小房子，不許穿綢穿紗。如果商人階層想要獲得人們的尊敬，他必須花錢買官，起碼也要買一個閑職，比如什麼「登仕郎」，才有可能。如此，才能「富者富安，中者中安，下者下安」，實現大明王朝的「禮法之所治也」。
不要嘲笑朱元璋。在今天，哪一級官員坐哪種牌子的小汽車，什麼級別分多大的房子，為了爭追悼會的「格」，家屬和單位曠日持久地鬥爭……這些現象，每個人都是司空見慣。
因此，對於那些不懂禮數的人，朱元璋的不客氣程度超出人們的想像。
馬皇后是大腳，於是有好事之人，在牆上畫了幅大腳婦人懷抱西瓜的漫畫，意思是「淮西婦人好大腳」。朱元璋查不到作俑者，就把一條街上的居民統統殺光。
對於那些懂禮數的人，朱元璋則不吝獎勵。皇帝身邊有一位姓杜的修容匠。有一次朱元璋見他把剪下的指甲都用好紙包了起來，就問他這是幹嘛。
杜某回答說這是聖人身體的一部分，哪能隨便丟掉呢？我包好了拿回家，恭恭敬敬地收藏起來。朱元璋不信，把杜某留在宮中，命令衛士到杜家去搜查。杜家人從佛閣里拿出一個朱匣，裡面裝的就是朱元璋的指甲。朱元璋聽了衛士的彙報，很高興，讚揚杜某懂「禮」，馬上提拔為「太常卿」（九卿之一，主持禮儀的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