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對「治天下」有多種比擬，如「治國如治病」、「治大國如烹小鮮」，如「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這些比喻里，「天下」是一個動態的東西，需要治國者因時而異，因勢而動。
朱元璋對治國的理解卻與古人不同。他偏愛用「建房子」、「蓋大廈」來比喻治理國家：「為天下者譬如作大廈。」又說，「我以為建基立業，猶之蓋大房子，剪伐斫削要用武臣，藻繪粉飾就非文臣不可。用文而不用武，譬如連牆壁都未砌好，如何粉刷？用武而不用文，正如只有間架，粗粗糙糙，不加粉刷彩畫，很不像樣。」
農民的世界觀是靜態的。在農民的眼睛裡，世界是永恆循環的。天圓地方，日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遠不變。
朱元璋也希望能夠構建一個千秋萬世，永不坍滅的固態帝國。這個帝國能如同他安排的那樣，永遠在靜態中循環，直到天荒地老。
這不僅僅是朱元璋一個人的夢想，也是每一個古代中國人的夢想。「平安」、「太平」、「安定」，一直是中國人心目中最美好的辭彙。
雖然同為農民天子，朱元璋的個性和劉邦完全不同。劉邦骨子裡有股無法無天的放蕩豁達，他見到始皇車駕，居然大言不慚地說：「大丈夫當如是也！」攻下咸陽之後，他沉湎於秦朝故宮的金帛女子，一門心思想住下來快活一番，還是在身邊大臣苦口婆心的勸諫之下，才戀戀不捨地離開。由此可見其享樂主義的性格。而在朱元璋的字典中從來沒有「休息」二字。穿上皇袍後，他沒有把一分鐘的時間浪費於享受勝利之中，而是匆匆奔向下一個目標：鞏固帝業。在農村，家中有了幾塊銀子，還要深埋進坑洞或灶間，何況這麼大的家業，怎能不妥加打點遍數古今中外，找不到比朱元璋更熱愛「安定」的統治者，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熱愛甚至成了一種偏執和狂熱。從心理學角度講，朱元璋一定程度上是一個強迫症患者。強迫症患者往往意志超人般堅強，他們傾向用自己的意志來規定世界，最不能忍受的是混沌的無秩序狀態。他們渴望把一切安排得條理分明，對任何事情都要求按部就班。比如，在生活中他會要求家裡的一切物品都擺放有序：洗漱間掛的毛巾花紋要對齊，刷牙杯子的手柄要一致，廚房用品擺放位置要固定。甚至性生活都要嚴格按規定，固定在星期幾。
朱元璋就是這樣。如果他終生只是一個農民，他也一定是一個治家極嚴的家長，黎明即起，洒掃庭除，家裡一切東西都要擺得整整齊齊，田裡的莊稼一定伺弄得精精神神。如果是一位公司老總，他一定會把公司管理得沒有人敢大聲說話。
成了「予一人」之後，朱元璋端居九重之上向下看去，中國社會還在沿續著元朝末年的慣性繼續動蕩著，到處充滿混亂、矛盾和衝突，如同一個混沌、巨大、無序旋轉著的星河。這讓他感覺眩暈和害怕。他感覺社會各個階層都在垂涎他的巨大家業。他怕亂，怕社會的自由演進，怕任何一顆社會原子逃離他的控制。
朱元璋的素質其實最適合當一個村長，給一個百十戶人的村子正合適他。以他事必躬親的工作作風，他會深入每家每戶，掌握每隻家畜的膘情。
他會手把手地指導村民們每塊地上應該種些什麼。
我們可以想像朱村長拉著他那張驢臉，背著手，威嚴地行走在鄉間的道路上，仔細觀察每一株莊稼的長勢。村民們見了他，遠遠地就向他行禮、打招呼。他微微點點頭，走到他們身邊，長篇大論地教導他們如何生產，如何生活，告訴他們尊老愛幼，熱愛朝廷。
不幸的是，命運慷慨地把整個國家交給了他。對於朱元璋來說，中國社會過於龐大了，過於複雜了。國家可不是村子的累加，治國不同於治村。對於在農村騎慣了驢的朱元璋來說，巨大的中國如同一頭沒有見過的恐龍，他騎在上面，雖然緊緊地握住了韁繩，還是感覺有點力不從心。他熟悉驢子的秉性，可有點摸不透這頭恐龍的脾氣。
不過，村長自有村長的辦法。為了一個人的「省心」，他必須使其他人都「靜心」或者「無心」。在朱元璋看來，要保證天下千秋萬代永遠姓朱，最徹底、最穩妥的辦法是把帝國的每一個成員都牢牢地、永遠地控制起來，讓每個人都沒有可能亂說亂動。就像傳說中的毒蜘蛛，朱元璋盤踞在帝國的中心，放射出無數條又黏又長的蛛絲，把整個帝國纏裹得結結實實。他希望他的蛛絲能縛住帝國時間之鐘，讓帝國千秋萬代，永遠處於停滯狀態。然後，他又要在民眾的腦髓里注射從歷代思想庫中精鍊出來的毒汁，使整個中國的神經被麻痹成植物狀態，換句話說，就是從根本上扼殺每個人的個性、主動性、創造性，把他們馴化成專門提供糧食的順民。這樣，他及他的子子孫孫，就可以安安心心地享用人民的膏血，即使是最無能的後代，也不至於被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