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對地主階級的惡感，基於雙重因素。
作為一個貧農的兒子，朱元璋的血液里天然流淌著對地主階級的仇恨。
朱元璋永遠忘不了自己一家在一戶戶地主的壓榨下不斷逃亡的慘痛，永遠忘不了父親死後，劉德拒絕施與葬地的屈辱。少年時的印象往往影響人的一生。在朱元璋的頭腦里，地主大戶們的形象始終如後世的宣傳畫一樣，腦滿腸肥，冷麵黑心。
而坐在龍椅上，從一個帝王的角度看下去，地主階級在朱元璋眼裡的形象也並不討人喜歡。雖然朱元璋看到了「有恆產者有恆心」，但是他更清楚的是地主階級本性中的貪婪、狡詐、為富不仁對他的統治構成的嚴重威脅。
一方面，富家大戶勢力過於強大，很容易破壞地方社會秩序，對國家政權構成嚴重威脅；另一方面，他們難以抑制的兼并土地的慾望，很容易導致貧富差距的急劇擴大，從而誘發王朝的崩潰。
被起義農民推上皇位的朱元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新帝國內嚴厲打擊地主階級。
戰爭時期，軍隊所過之處，地主紛紛逃亡。新朝建立，他們從藏身的窮山大谷中興沖沖跑回家鄉，卻發現他們的土地部分已經被窮人們耕種了。他們出示地契，趾高氣揚地要求農民們把土地歸還原主，農民們卻不買他們的賬。地主們不知道，天下已經變色了。朱元璋在洪武元年發布了一道詔書：
「各處地主，過去因為兵荒馬亂拋下田土，已經被別人耕種了的，這塊地的產權歸現在的耕種者所有。」這道詔令否定了地主階級的部分產權，無疑是對地主階級的一個沉重打擊。不少戰前的豪門大戶，千里奔波回來，卻發現自己已經從縉紳之家淪為上山開荒的貧農。
甚至對於土地完整的地主，朱元璋也不允許他們恢複舊有的家園。建國之初，荒田處處，朱元璋鼓勵百姓開闢荒地。於是大戶地主利用其雄厚財力，乘機多犁多佔，兼并土地。臨濠一地尤為突出。朱元璋敏銳地發現了這一苗頭，於洪武四年指示中書省：「如今臨濠的空地很多，你們應該調查那些開荒者的身份，讓他們大致平均耕種，使窮人有產業，富戶不能兼并。如果哪個大戶多佔土地，轉給貧人佃種的，就要懲罰他。（宜驗其丁力，計畝給之，使貧者有所資，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佔田以為己業，而轉令貧者佃種者，罪之。）」
洪武五年五月，他又下詔說：「戰爭時期，不少人拋下產業，逃到他方。現在天下太平，又都回來了。這些回來的人家，如果原有土地多，而現在人口少，不許他們佔有原來那麼多的地，有幾口人，給幾份地。原來土地少而現在人口多的，可以自己開墾無主之地。總之大家要平均，佔地太多，要治罪！」
這無疑是一種變相的土改。
不過，這些措施的範圍只能限於那些逃亡歸來的地主。也有許多地主並沒有逃亡，他們的龐大產業經過戰爭的洗禮，依然地連阡陌，廬舍巍然。更主要的是，這些人在地方上累世經營，根深蒂固，是朱元璋平均天下的主要障礙。
在自然經濟時代，憑空剝奪這些人的財產顯然不符合「天道人心」，缺乏理論和道德資源的支持。但是，這難不倒朱元璋。只要明確了目的，手段對他來講從來不是問題。對剩下的大地主，他的基本策略是「草鞋沒樣，邊打邊像」。因地制宜，用各種不同的借口，依次加以摧破。
第一個借口是「徙富室以實京師」。這是歷朝歷代慣用的一個辦法。建國不久，朱元璋把江南大量富豪之家強行遷到首都南京，使南京很快發展成為一個人口大約100萬的巨型城市。朱元璋後來對大臣們說：「過去漢高祖劉邦遷徙天下豪富之家到關中，我初不以為然。現在想來，京師是天下根本之地，把他們遷到這裡，實在是事有當然，不得不爾。」所謂事有當然，不得不爾，蓋因這些豪強大戶都是地方上的強悍勢力，把他們從地方上拔出，一可以削弱他們的勢力，把他們放到皇帝的眼皮底下，防止他們為亂地方；二他們帶來了大量財富，可以活躍首都經濟。
毫無疑問，豪門大戶並不願意拋棄龐大的產業，搬離故土。即使搬到了南京，很多人還想方設法想要逃回故地。為了防止這些富戶逃回，朱元璋制定了禁止逃亡的嚴厲法令，規定「富民私歸者處以重罪」，使各地的縉紳不得不死心塌地做新朝的首都居民。
第二個辦法是製造冤案，發動百姓誣告陷害地主，以此抄沒他們的財產。
一個有名的傳說是，江南首富沈萬三為了討好朱元璋，出巨資助建了南京城牆的三分之一，孰料朱元璋見沈萬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敵國」，欲殺之，經馬皇后勸諫，才找了個借口流放雲南。沈萬三最終客死雲南，財產都被朱元璋收歸國有。這個傳說雖然被歷史學家證明為杜撰，卻十分傳神地表現了朱元璋的仇富心理。
在羅織罪名摧殘富民這件事上，朱元璋的流氓性格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他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心黑手狠，任意黑白，不怕別人咒罵，不怕後人評說，不但不為婦人之仁，甚至也不受基本道德準則的約束。洪武年間，朱元璋為了懲貪和消滅政治上的異己力量，製造了四大冤案，即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藍玉案。四案加在一起，殺人十數萬。
強權在手，朱元璋搞起政治鬥爭來，長袖善舞，左右逢源。在消滅政敵的同時，「放牛拾柴禾——捎帶手」，他把江南倖存的地主們也都消滅了。
其手段是任意利用案件勾連地主富戶，唆使人們誣陷他們藏有貪官寄存的贓款，以便沒收他們的財產。絕大多數案件，都是一望而知的冤案。人們也揣摩到皇上的真實意圖在於沒收財產，所以樂得爭相告發。
《明史》說，郭桓案「核查贓款所寄放的人家，遍及天下，民眾中中等以上富裕的人家大抵皆破」。吳寬說他的家鄉長洲（今蘇州）在洪武之世「鄉人多被謫徙，或死於刑，鄰里殆空」，並談及三吳地區的情況說，「皇明受命，政令一新，豪民巨族，到削殆盡」，在胡、藍黨案中，江南有名的豪強地主幾乎都受到株連，僅吳江一縣，罹禍的就有張濤、莫禮、張瑾、李鼎、崔齡、徐衍等「不下千家」。此舉「並盡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廬」。
此外，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發生「南北榜」事件（因錄取的考生均是南方人，引發北方考生質疑考官不公，朱元璋因此殺了一些考官和考生。）後，朱元璋「以江南大家為『窩主』，許相訐告」，不少江南地主因此罹禍。由於大批地主私田被沒收變為官田，明政府的田賦收入飛躍式增長。蘇州府在元末應納秋糧米八十八萬二千一百石，到明初一躍增至二百九十餘萬石，翻了三倍還多。松江府也從六十六萬餘石驟升至一百四十萬餘石，漲了二倍有餘。
朱元璋的措施卓有成效。不少明代人說，在朱皇帝的流氓手段打擊之下，地方上的富家大戶已經被清洗一空，一個也沒剩下。吳寬說江南「一時富室或徙或死，聲銷尾滅，蕩然無存」。貝瓊也說，當時三吳地區的大戶，「既盈而復，或死或徙，無一存者」。當然，這種說法近年遭到懷疑，有學者研究證明，朱皇帝的清洗並沒有那麼徹底，也有極少數地主大族採取散發家財、外出逃亡等手段，活了下來。如無錫華宗壽家田地很多，富甲邑中，「至國初悉散所積以免禍」。長洲朱士清入贅烏溪大姓趙惠卿為婿，「趙以富豪於一方」，朱士清預料會出事，「出居於外以避之，後竟保其家」。不過，這樣的倖存者畢竟是極少數。
既然不可能改變土地私有制，朱元璋就不可能杜絕地主階級的再生。無論採取什麼手段，朱元璋都做不到絕對平均，大地主沒有了，中小地主仍然遍地都是。不過，在整個統治期間，他都不忘時時刻刻敲打中小地主階級。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二月，他特地召見各地富民，告誡他們：
汝等居田裡，安享官稅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使天下一日無主，則強凌弱，眾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貧者不能自存矣。今朕為爾主，立法定製，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全其生。爾等當循分守法，能守法則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里，如此則為良民。若效昔之所為，非良民矣。
當然，他也知道中小地主不會人人都謹遵他的最高指示，所以，這些人一旦有不謹慎處，他就連施重手，摧殘他們，必至他們家破人亡而止。為了防止大戶通過飛灑 等手段將賦稅轉移到貧民身上，朱元璋大力在全國進行土地普查，建立魚鱗圖冊，以定賦稅。通過精細嚴密的土地丈量，在全國範圍內清查出地主隱瞞的大量土地，「業不可隱」，使豪強地主再難隱瞞土地，逃避賦稅。
朱元璋明確規定，如果地主們「有將田灑派，作詭寄名色，靠損小民等做法……所在被害人戶及鄉間鯁直豪傑，會議將倚恃豪傑之家，捉拿赴京，連家遷發化外，將前項田土給賞被擾群民」。一旦發現奸頑富豪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