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佔集慶之後，朱元璋躊躇滿志，心潮澎湃。他登上城樓，極目遠眺，這座城池果然如同想像一樣雄偉壯麗，周圍形勢也果然如傳說一樣虎踞龍盤。他的帝業計畫第一步順利完成，他相信，憑藉自己這顆與眾不同的大腦，他的最終目的也一定會水到渠成。
在歷代，農民起義軍大部分是流動作戰，打到哪是哪。朱元璋卻不是這樣。他做事，從來穩紮穩打，步步為營。吃掉一塊地方，就要徹底消化，將之建成自己的根據地，然後再向外擴展。
要建立根據地，最重要的是解決軍隊的糧食問題。對於農民起義軍來說，軍需往往是最讓他們頭疼的問題。和元末大部分農民軍一樣，朱元璋軍以前解決糧草供應問題的方式有兩種：「稍糧」和「檢刮」。
所謂「稍糧」，又稱「寨糧」，是一種有組織有紀律的比較文明的搶劫。以前朱元璋軍出征之時，都不帶糧食，而是隨行隨搶。具體搶法是在遠近鄉村山寨「書押大榜（張貼告示），招安鄉村百姓，歲納糧草供給」。
也就是說，命令各村村長里甲交納糧食草料。如果拒絕呢？那當然是敬酒不吃吃罰酒，玉石俱焚殺無赦了。但是，這種搶劫和我們下面提到的「檢刮」比起來，對元末百姓已經是一種極大的恩惠。許多軍隊實行的是「檢刮」，「檢刮」二字從字面上就可以看出端倪：「檢刮者，盡取而靡有孑遺之意」，也就是見什麼搶什麼，翻箱倒櫃，扒房掘地，如梳如篦，一點不留。軍隊走了，老百姓也隨之一無所有。不僅農民軍如此，甚至有的官軍也是這樣。比如湖廣苗軍元帥楊完者，因為元廷不向他們提供軍餉，他們就四處抄掠，「所過無不殘滅」。所以，遇到一支寨糧的軍隊，一般來講不會被百姓拒絕，他們再窮再苦，也會勒緊褲帶，擠出點東西來，把「軍爺」們打發走，然後還要感謝蒼天讓他們遇到一支文明之師。
而如今，有了自己的根據地，朱元璋決定改變解決糧食問題的方式，不便再強行征取：他決定興起「大生產運動」，在自己的佔領區實行「屯田」。龍鳳四年（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二月，他任命康茂才為營田使，專門負責興建水利。又分派諸將在各處開荒墾地，立下規矩，用生產量的多少來決定賞罰。他發布命令說：「若兵食盡資於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幾年工夫，屯田就成績顯著，倉庫皆滿，軍食豐足。龍鳳六年閏五月，朱元璋正式下令廢除「寨糧」制度，全面實行百分之十的「十一稅」，大大減輕了百姓負擔。
除了減輕農民負擔，朱元璋還對根據地內的「自發土改」予以事實承認。龍鳳四年親征婺州之時，他「命籍戶口」，也就是開始登記百姓的地產。當時許多地主逃亡，土地被貧民佔領，朱元璋對現狀一律予以承認。由於朱元璋的支持，許多地區的農民都積極行動起來，奪取地主的土地和財物。如朱元璋的軍隊打到諸暨，地主趙淑攜帶田契逃入深山窮谷，他的家產全都被農民奪占，「無纖毫存」。朱元璋親征婺州，地主俞元瑞從鄉下逃往處州城裡，處州被攻克後，他也遭到農民的清算，「家業蕩然，遺田數畝而已」。朱元璋還「令民自實田」，也就是發動群眾，進行田產清查，不許地主瞞報土地，少交賦稅。這些措施使根據地內的土地分配平均化，大大刺激了小農的生產熱情。
事實證明，朱元璋的眼光確實遠高於其他農民軍。屯田政策和「自發土改」徹底解決了「軍民」、「民民」之間的緊張關係，老百姓歡呼圍堵，紛紛來投。根據地內人口劇增，秩序井然，農業生產迅速恢複，為朱元璋政權提供了有力的財政支持。打仗，很多時候較量的是背後的經濟實力，朱元璋由此有了遠比他人豐厚的資本。
隨著政治地位的不斷上升，朱元璋越來越認識到，一個出色的政治家，必須是一個高明的演員。在建國之前，朱元璋最拿手的是扮演仁慈的角色。
朱元璋對根據地人民關懷備至，總是把他們的疾苦放在心裡。龍鳳三年（公元1357年），他親征婺州，召見當地民眾代表，詢問他們對軍隊有什麼不滿。一個民眾代表說，守將鄧愈隨便徵發老百姓築城，不給一分報酬，還要自帶工糧，老百姓頗有怨氣。朱元璋立刻嚴肅地批評了侍立一旁的鄧愈，命令他立刻停工。
為了突顯自己的仁慈，他對根據地老百姓採取輕刑政策。龍鳳三年十二月，朱元璋下令釋放監獄裡的所有輕重罪囚。次年三月，他又分派官員巡視各地，大面積減輕刑罰。有的官員不理解朱元璋的政策，認為「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末減，用法太寬，則人不懼法，法縱弛，無以為治」。也就是說，有部下說他用刑太寬，他卻說：「老百姓受的苦夠多的了，如今歸順於我，我當然應該照顧照顧。用刑應該以寬厚為本，對人應該以仁慈為本。我要盡最大努力，使老百姓不受冤獄之害。」
在登基之前，朱的部隊一直是「仁義之師」，朱本人一直是行「王道」的表率。由此民心歸附。豈料據有天下，全國人民被納入他的牢籠之後，他從寬厚仁慈一變而苛刻殘酷，舉起手中的鞭子和屠刀，宰割天下，殘殺功臣，成為讓所有人膽戰心驚的魔王。其實，變的並不是朱元璋的本性，而是時勢。登基前，他有求於各個社會階層，需要獲得他們的支持。登基後，百姓已經成為他牧下的牛羊，他當然樂於以屠刀和鞭子指揮他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