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鄉村生活經驗，洪武皇帝的治國理念中表現出強烈的靜態取向。他治理國家的基本傾向就是把國家的運轉方式固定化，使整個社會倒退到「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始狀態。當了皇帝的朱元璋保持著樸素的農民道德，對天下老年人施以特別的尊重。他頒布《存恤高年詔》，規定：
所在有司精審耆民……年八十、九十，鄰里稱善者，備其年甲、行實，具狀來聞。貧無產業，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一匹、絮十斤；其田業僅足自贍者，所給酒、肉、絮帛如之。
就是說，各地老年人，活到八十歲以上的，他每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還賜給「里士」爵位；九十以上的，每年再多給帛一匹、絮十斤，賜給「社士」爵位。見到縣官，一律平行行禮。
取消宰相後，朱元璋一個人忙不過來。他異想天開，認為民間老儒起自田間，淳樸老實，富於經驗，於是從社會底層直接提拔輔政人員。他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九月設立四輔官制度，以「協贊政事」，從民間找了幾個普通老儒王本、杜占、龔斅（xiào）等分任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輔佐自己施政，「眷注特隆」。不過實行了一段時間，朱元璋發現自己的想法太天真。「諸人皆老儒，起田家，淳樸無他長」，這些老人除了看孫子，別的貢獻確實難以做出。於是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他不得不又廢除了四輔官。
對於外部世界，農民們的基本反應是排斥、恐懼和不信任。封閉的生活狀態讓他們感覺安全、輕鬆。他們不愛冒險，只想守著前輩傳下來的生活方式，一成不變地安安穩穩地生存下去。雖然取天下依靠的是武力、進取和冒險精神，然而一旦天下安定，朱元璋立刻恢複了農民的保守本性。
大元帝國是一個世界性帝國，繼承者朱元璋卻對外面的世界絲毫不感興趣。他滿足於把蒙古人趕回沙漠，並沒有「宜將剩勇追窮寇」的勇氣和眼光，深入沙漠徹底殲滅之。日本人不斷製造事端，對他進行挑釁，他也是發幾道詔書，申斥一頓了事，沒動過興兵遠伐的念頭。他對曾給中國帶來巨大財富的海外貿易不感興趣，不但禁絕了海外貿易，甚至禁止漁民下海捕魚，把海島上的居民悉數內遷，「以三日為限，後者死」。
在《皇明祖訓》里，他把二十多個鄰國列為不征之國，以這些國家「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誡後代，「切記不可」對它們動心思。雖然沒有多少財產需要保護，中國農民世代對套院牆一直有著不衰的熱情。而繼秦始皇之後，朱元璋的明代又一次花費巨大人力物力來重修長城，以致我們今天所見到的長城，基本都是明代遺物。
短視的實惠觀是孤庄村生活在朱元璋身上打下的另一個深刻印記。底層文化是飢餓的產物，實用主義是它的核心，佔有和保存那點為數不多的生存資源吸引了農民們的全部注意力。為了一點糧食，幾間草屋，人們可以毫不顧惜地運用體力腦力，把算盤打到最精，讓每一粒米都發揮最大效益。從這一點看，它是現實、精明而有效的。然而，由於生活經驗的限制，農民們目光短淺，缺乏想像力。他們的精明、現實有時不可避免地變成短視和愚昧。
農民較少有機會鍛煉歸類、抽象、推理這些較高層次的思維能力。在他們的頭腦里，世界是以實實在在的實物方式存在的，是山、河、土地、樹木、莊稼、豬、牛、羊、雞這些事物的總和。他們計算數字時，眼前總是要閃著這些事物的形象，或者想像著手指頭腳趾頭的樣子，才能算得過來。他們不能理解超出實物層面的道理。
朱元璋和任何一個孤庄村鄉親一樣，是堅定的重農輕商主義者。在他們眼裡，商人都是不勞而獲者。他們在土地上辛辛苦苦地用汗水換來實實在在的糧食，而商人們只是把貨物從各地交換一下罷了，貨物總量並沒有增加，但卻像變魔術一樣地變出了許多額外的利潤。這無論如何讓他們想不通。因此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輕商的皇帝。為了貶抑商人，他特意規定，農民可以穿綢、紗、絹、布四種衣料，而商人卻只能穿絹、布兩種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學、當官，都會受到種種刁難和限制。
本來在宋代中國就實行了稅收全面貨幣化，而朱元璋卻使稅收制度退化到實物制階段。「衙門內的傳令、獄丁，都由各鄉村輪派，即使文具紙張，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樣零星雜碎地向村民征取。」黃仁宇說，朱元璋的設計「等於向中外宣布：中國為世界上最大的農村集團，它大可以不需要商業而得意稱心。」
第三個影響是強烈的親族觀念。「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農村社會裡，血緣關係比任何關係都可靠。成為皇帝的朱元璋對任何人都抱著強烈的猜忌之心，獨獨對於自己的血親卻無條件地倚重信任。
雖然有歷代藩王之亂的前車之鑒，朱元璋還是視而不見，固執地讓他的孩子們分享皇帝的權力。他的孩子都被封為親王，擁有雄厚的兵力，「帶甲八萬，革車六千」，以此防止帝國大權落入外姓之手。大臣們指出他封建諸王之策的嚴重弊端，他卻認為這是離間他的骨肉，把進言者抓來囚死獄中，這一安排身後終於釀成了靖難之亂。他對任何人都刻薄寡恩，唯對自己的親人奉之唯恐不厚。他規定了歷代以來最薄的官俸，同時又規定了歷代最厚的皇族俸祿。他規定他的親屬和後代們都要世世代代安享富貴，不必從事任何職業，以致皇族的供應成了明中期之後國家最沉重的財政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