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湖北岸，陳誠率部邊打邊退。
他在撤到蘇州後，本可依託吳福線布防，但是日軍的又一次突然迂迴，使這一意圖化為泡影。
11月13日，京都第16師團在長江南岸的白茆口登陸。
白茆口離福山港非常之近，而京都師團的用兵方向也十分明顯，就是沖著其側背而去的。
11月16日，福山失守，陳誠連停頓一下的時間都沒有，只得繼續撤往江陰。
他還有最後一道國防線可守——錫澄線（無錫至江陰）。
可是這時人心已漸漸難以收攏，所以依託錫澄線固守的計畫只能再次落空。
後來對於國防線未起到作用，一般都歸咎於其本身的問題，議論最多的就是無人守備以及找不到工事鑰匙。
其實原先這裡都有守備部隊。
可是由於淞滬戰場的需要，他們也像上海兩側的警戒兵團一樣，早早就被作為補充兵員，全給吸納到主戰場上去了。比如守衛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其組成就是原來兩道國防線上的地方保安團。
這些守備部隊被調走後，國防線工事的鑰匙就臨時交給了當地的保長。然而保長不是軍人，人家也是老百姓，又沒受過軍訓，聽到前線風聲鶴唳，那是非趕緊逃命不可的。
結果部隊撤到這裡後找不到保長，拿不到鑰匙。
不過這些實際上也並不是最主要的。
找不到鑰匙，可以砸，可以撬嘛，那鎖也不是金剛所鑄，事實上，陳誠嫡系的部分中央軍，就選擇了直接撬門而入，只不過因為對這些工事不熟悉，運用起來較為困難一些，但畢竟也緊緊巴巴地守了那麼幾天。
大多數部隊在通過時，卻是連停下來看一眼的時間都沒有，只是一路奪命狂奔。有的即使停下來了，也說找不到鑰匙，所以沒法固守，很快就撤走了。黃仁宇就此分析說，這可能是一些部隊急於潰退才找出來的借口。
一個「鑰匙問題」，多少反映出參加淞滬會戰的部隊過於龐雜，很多地方軍在上陣作戰時可以勇不可當，但退卻時缺乏嚴格的作戰紀律。
不管怎樣，兩條國防線畢竟都沒能起到預期效果，當年苦心打造的「東方馬其諾」竟多半已成擺設。
其實，軍事史上的無數例子都說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如果沒有適當的戰術和人力與之相匹配，再堅固的堡壘都作用有限。
不要說我們這個實際上建造水平很低的「東方馬其諾」了，就算真正的馬其諾又怎麼樣。三年以後，德軍直接繞過這道防線發動攻擊，法軍因此土崩瓦解，號稱世界上構築最完善、設施最齊全的國防線從此淪為二戰時期最大的笑柄。
11月26日，陳誠放棄錫澄線，退至南京城下。
蔣介石在南京緊急召見陳誠，垂詢防守南京之策。
陳誠第一句話就是問：是不是需要我來守南京城？
蔣介石明確回答：不是，我已另有人選。
陳誠說，如果你要我守南京，我遵命，但如果不要我守，我有意見，因為我認為不應該死守南京！
在下以為，日軍在戰術上雖取得了勝利，但在戰略上已經失敗，必將陷入持久戰的泥潭，所以我們應該趕緊撤往皖南，南京只能作為前衛陣地。
蔣介石仍猶豫不決，他命令何應欽、白崇禧和德國顧問法肯豪森進行集體商討，看究竟怎麼辦。
中國統帥部一連會商六次，結論都是南京孤立，又沒有要塞設備，不易堅守，乃非戰之地。
蔣介石同意了會商結果，他命令陳誠趕緊去皖南進行布置，並將主力逐步撤至浙皖贛。
在上海陷落之後，「九國公約」也沒戲了。
這次國際會議表面上是宣告暫停，實際上是無限期停止，而在此之前，它僅僅像國聯一樣，發布了一個譴責日本的宣言。
當初擴大淞滬會戰，付出如此大的犧牲，一大動因就是希望引起老外特別是美國的注意乃至干涉。
老外們的確是注意了，而且還肅然起敬。
特別是「八百壯士」守四行倉庫，簡直是一個絕妙的公關宣傳，讓你到了不打開電台，不翻開報紙，不每天追聽追看都不行的地步。
淞滬戰役由此被國際輿論認為是自一戰後，全世界經歷到的「最易目見，最經過宣揚，而且最為重要」的一場戰鬥。
在美國人眼裡，中國被視為是為民主和自由而戰，參加抗戰的中國人意志堅定，眾志成城，這一印象成了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美國民眾對中國的普遍印象。
當時美國搞民意調查，同情中國的佔到74%，而同情日本的只有2%，這在以前是沒有過的，也為美國政府和民間後來越來越傾向於中國奠定了基礎。
由於美國政府有中立法，所以暫時無法對中國進行直接軍事援助，但它還是給予了財政上的支持。
自「七七事變」開始，一直到後來的武漢會戰，在這整整一年時間裡，美國以略高於世界市場的價格，大量向中國收購白銀，總計達到一億多美元。利用美元這一硬通貨，中國政府購買了價值近5000萬美元的軍需物資。
可是，這都還不等於他們會馬上起而干涉，因為那可能要流血，流的還可能是他們美國大兵的血。
參加會議的美國代表是戴維斯，中國代表顧維鈞向戴維斯提出，美國為什麼不制裁一下這個無法無天的日本，你們不是說要「防疫隔離」的嗎？
戴維斯很為難，想了一會兒，說我們別的也做不了，要不，來個不買日本貨吧，算是意思一下。
讓顧維鈞和戴維斯都沒想到的是，連這個請示電文也遭到了美國國務卿赫爾的否決。消息被媒體披露後，國會都炸開了鍋，議員們紛紛跳著腳罵戴維斯愚蠢，報紙上更是把戴維斯列為「不合格代表」，認為這哥們兒光想著別人，不顧自己國家利益，因而發出了召回戴維斯的呼聲。
中國跟日本打架，與我們有何相干，憑什麼要大家不買日本貨，若是真的把日本惹惱了，反過來跟我們打怎麼辦？
歸根結底，美國人是同情中國的，甚至也佩服你，願意幫助你，可如果要他們現在就為此承擔戰爭的風險，那你未免想得太多了。
英國代表艾登自己當局外人，還「好心」地勸告戴維斯，說你們美國要是沒膽的話，就別管這類閑事了。
知道嗎，這個世上，制裁有兩種，一種有效的，一種無效的。無效的，只會惹怒對方而沒有任何用處（比如不買日本貨），而有效的呢，就必須冒戰爭的風險（例如爆發美日戰爭）。
你有沒有膽？
戴維斯承認自己無膽，於是無可奈何地答覆顧維鈞：算了，國聯都制裁不了日本，你也別奢望「九國公約」能制裁了。
絕望之中的顧維鈞看到了蘇聯代表，忽然靈機一動，趕快俯耳上去：你們蘇聯為什麼不在外蒙或東北邊境搞搞軍事演習呢，這樣也可以給小日本添加一點心理壓力呀。
那時蘇聯已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但蘇聯代表大概都經過了肅反的考驗，一個個訓練得像他們的老大斯大林一樣狡黠。這位蘇聯代表轉而對顧維鈞說，軍事演習不是不可以，不過一定要有其他大國作為保證，即在蘇聯受到日本攻擊時進行援助。否則的話，我們是不會冒這種惹毛日本的風險的。
這話說了等於沒說。蘇聯代表指的這個大國，無疑是美國，可美國連不買日本貨都不願意，他怎麼肯做此保證呢？
當然，也不能說中國從國聯大會和「九國公約」會議上什麼都沒得到。最起碼兩個會議都譴責了日本，說明中日問題已經進入了國際化階段，中國從此佔據了道德的制高點。
可是所有這一切都是今後有用，也只會在以後的漫長日子裡才會顯示出積極影響，對於彼時的中國來說，屬於遠水解不得近渴，一點忙都幫不上。
外國干涉失敗了，暫時只能靠自己。
就在這時，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再次居中調停。
與上一次對德國人態度冷淡不同，這次蔣介石不得不認真考慮一下中日是否要進行直接談判。
「九國公約」永遠地「暫停」了下去，沒有一個國家願意為此惹上麻煩，關鍵問題是中國手上沒了籌碼，近階段的戰爭毫無疑問是打輸了，無論北方還是南方。
在這種情況下，直接談判縱為下策，卻並不是絕對不能接受。
雖然蔣介石已緊急發布遷都令，把政府遷至重慶，準備繼續與日本人打下去，但周圍氣氛發生的顯著變化，仍讓他備感傷心和失望。
同是一個朝廷之上，幾個月前，眾人無不慷慨陳詞，擼袖子的擼袖子，伸拳頭的伸拳頭，都嚷嚷著要好好地教訓一下小日本，所謂「低調俱樂部」，不是公開場合隨大溜，就是私底下成為被大夥譏笑的對象。
可是僅僅幾個月之後，隨著前方軍事一再失利，高調已幾乎完全被低調所湮沒。那個「俱樂部」就不用說了，文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