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占山在東北抗戰一年多，關內民眾紛紛組成義勇軍北上「援馬」，其中有一位廣東人，名叫蔡廷鍇，時任第19路軍軍長。
在第19路軍，蔡廷鍇並非老大，老大是總指揮蔣光鼐。
這是兩個從外貌到性格，乃至於家庭出身都截然不同的兩個人：蔣個子瘦小，蔡個子高挑；蔣平靜沉著，蔡性如烈火；蔣出身官宦，蔡起自農家。
可是就像夫妻一樣，外人乍一看，似乎怎麼都不匹配，但人家的婚姻基礎十分牢固。
蔣蔡合作多年，兩人已經形成了一種極有默契的互補。蔣光鼐學識豐富，主管大局，蔡廷鍇身經百戰，主管指揮。多少年來，他們的對手都曾想盡辦法要將這對黃金組合拆開，然而從來沒有能夠成功。
蔡廷鍇從小兵開始干起，一直到當上將軍，完全是靠自己一手一腳從槍林彈雨中血拚出來的。
當年誓師北伐，蔡廷鍇衝鋒在前，左手受了重傷。還沒等傷好利落，他就帶傷猛攻武昌城，三次登城，終克全功。
在人們的記憶中，北伐是一個光榮的時代，但當那一頁翻過，一切都在悄然改變。特別是自孫中山辭世後，廣東軍人似乎已集體迷失了方向。
蔡廷鍇的老上司陳銘樞與張發奎並稱「鐵軍二虎」，都因第4軍而成名，寧漢分立後，他們一個投了蔣介石，一個依了汪精衛，幾成私家武裝。
蔡廷鍇和蔣光鼐亦只能跟在後面，像撞大運一樣地選擇「明主」。從此，打仗已不再是為了終極理想，而只不過是一部分人爭奪權力和地盤的工具。
對曾經的「革命軍人」蔡廷鍇來說，這無疑意味著一種極大的痛苦。可是除了繼續迷惘和艱難行走，他又能怎麼辦呢。
當「九一八」的消息傳來，蔡廷鍇受到很大震動，他突然意識到自己應該做些什麼：
為民族圖生存，為軍人爭人格。
陳銘樞進入孫科內閣後，19路軍因此受到政府看重，由地方軍升級成「御林軍」，被調入京滬駐防。
當時的京滬，指的可不是北京和上海，而是南京和上海，皆為江南繁華之地。可是蔡廷鍇並不因此迷醉，他當時最熱衷的，就是組織西南義勇軍，隨時準備奔赴東北去援助馬占山。
有人勸阻，他根本不聽，執意要參加東北抗戰，哪怕是不要性命都可以。他一再跟自己身邊的參謀們說：「我們現在保國有路了，做軍人的就要視死如歸！」
身為一個純正軍人，蔡廷鍇終於找到了屬於這份職業的驕傲和夢想。
不用北上，尋釁的自己找上門來了。
不過這回不是陸軍而是海軍，更準確地說，是駐於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
作為一個海洋島國，又是靠甲午海戰起家的，日本對海軍不可謂不重視。在大型驅逐艦、重型巡洋艦、大型航空母艦等方面，均能自主設計製造，其海軍實力連西方列強也不得不另眼相看。
與海軍相比，陸軍就寒磣多了，用海軍的眼光來看，就兩個字：粗糙。除了會吹點牛皮，跟西方的英美軍隊那是沒法比，註定干不出什麼成績。
可這只是海軍一廂情願的想法。人家陸軍雖然「粗糙」，可是心比天高，很快，他們就充分發揚了不須揚鞭自奮蹄的精神，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把比日本本土要大上好幾倍的「滿洲」給拿了下來。
這是什麼樣的業績？
得放到神社上去供著的業績，足可彪炳史冊，光照千秋。
看著陸軍昂著頭，目空一切的樣子，自恃「技術流」的海軍傻眼了。
這口氣咽不下去啊。
但咽不下也得咽。因為按軍隊內部的說法，「滿洲」，那是陸軍的勢力範圍。
人家的地面上，你再急也沒用，頂多就是不合作了。
那麼我們海軍的勢力範圍在哪裡呢？
回答是：在南方。
海軍認定中國的南方就是他們嘴邊的肉，得緊緊咬住，絕不鬆口。
現在陸軍在東北取得這麼大的成功，也該我們海軍露一手了。
根據關東軍製造「九一八」事變的經驗，打架之前先得滋事，而這回幫他們滋事的，正是海軍瞧不上的陸軍（關東軍）。
這件事可以解釋為：與陸軍相比，海軍算是有身份的人，所以打架滋事的能力也差了很多。
由於國聯一直盯著東北，把關東軍盯得十分不爽，高級參謀板垣就想在南方弄點事出來，好轉移國際社會的注意力。
他盯上了上海。
在20世紀30年代，上海被稱為「冒險家的樂園」，凡欲染指中國的列強幾乎都要在這裡擺攤設點，遂有萬國租界一說。
要想吸引眼球，沒有什麼地方比這裡更合適的了。
經辦人他也找好了。此人是日本駐上海公使館武官輔佐官田中隆吉少佐，表面搞外交，其實暗中早就是個老間諜了。
辦事就得給錢，這是天經地義的。
日本人做事向來都十分小氣，干這麼一件極可能驚天動地的大事，板垣也只肯掏區區兩萬日元。
讓板垣沒有想到的是，就是這個田中，後來在東京審判時當庭指證了他，連當時給了多少錢都說出來了。
就這麼點錢，隔了這麼多年，又不查賬，還能記得清清楚楚，說明田中的記憶力真不是一般的好，做間諜的確是塊材料。
拿了錢，田中又去找了一個合作夥伴——著名漢奸兼女間諜川島芳子。
兩人在一塊兒討論，商量究竟什麼事才能讓日本人氣憤，西洋人同情。
比較難找。
抵制日貨？群眾互毆？軍人互毆？
不行不行，都炒N遍了，早就不新鮮了，而且這些事情一出來，總是日本海軍陸戰隊先跑出來欺負對方，毆傷中國人。
佔便宜當然是好，但是弄不大啊。再說，如果要爆炒這類玩意的話，等於是把日本自個兒給晾起來，讓人評頭論足。
這兩個貨色想到腦袋發脹，總算有了點眉目。
無論是群眾還是軍人，都是俗人。要跳出這個框框，只有找不俗的人。
誰是不俗的人？
僧人啊。
日本的佛教是從中國傳過去的。但有一門佛教宗派是後來發展起來的，與中國佛教並無直接聯繫。這就是日蓮宗。
日蓮宗在日本傳播很廣，不僅平民，就連一些軍政要人都很信仰。當時，有一些日蓮宗的和尚住在上海的寺廟裡面，經常要到租界外面去化緣。
田中和川島芳子都認為，要是這些人有個三長兩短，肯定能觸動日本人的敏感神經。
1932年1月18日，由日本特工一手策劃的「馬玉山路事件」（又稱「三友實業社事件」）爆發。
事件的謀劃雖然複雜，其過程說起來卻很簡單，就是田中把他手下的幾十個情報人員化裝成中國工人，打死打傷了兩個日蓮宗和尚。
由於日本人居心叵測，事情最後越鬧越大，理所當然由駐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接盤」，開始醞釀動武。
眼見上海氣氛緊張，謠言四起，蔡廷鍇不得不放慢北上腳步，但這並沒有動搖他原有的決心。
他讓人代擬了自動解職通電，如果十天之內上海沒有特別事故發生，他將以西南義勇軍總指揮的身份，搭乘津浦車北上，到時軍長這個烏紗帽也就不要了。
別人爭軍權，奪地盤，這些在蔡廷鍇眼裡卻都無足輕重，皆可隨手拋下。
很快，蔡廷鍇通過報紙看到一則消息，上面列舉了日本駐滬總領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的幾條要求，每一個條款都非常苛刻，而最讓他無法接受的，竟然是限19路軍於「1月27日前，從閘北的駐防地向後撤退30公里」。
19路軍是中國的軍隊，什麼時候輪到日本人來下「限令」了？氣憤之餘，蔡廷鍇立即打電話給上海市市長吳鐵城，問他是不是真有這麼回事。
吳鐵城答覆說，有是有，不過你放心，政府不會讓步的。
可是吳市長的話並不能完全作數，日本人逼得急，政府也吃不消了。
軍政部部長何應欽親自來找蔡廷鍇，要19路軍撤退30公里。
19路軍駐滬期間，軍容風紀樣樣為人稱道，且在自己國土之內，為什麼要給日本人讓步？
蔡廷鍇悲憤之餘，脫口而出：如果政府一定要19路軍撤，當然不能不遵從命令，但軍隊聽命的是政府，不是敵方。
調我們離開吧，離開京滬，退是絕對不可能的！
御林軍當然不能走，所以何部長也只能好言相勸，然後起身告退。
這番談話對蔡廷鍇的刺激非常大，整整一個晚上他都睡不好覺。
在蔡廷鍇看來，政府實在太過軟弱，當對方欺負到家門口的時候，不僅不能幫著撐腰，反過來還要勸你束手，這是什麼世道。
尚未踏上北去的行程，如刀的現實卻已將一顆心切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