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個星期一的下午，普雷斯頓找到了一個突破口。
4點鐘剛過，一架奧地利航空公司的客機從維也納飛抵希思羅機場。一名旅客來到護照檢查口。他既不是英國公民，也不是歐洲共同體的公民。他有一張正式的奧地利護照，名字叫弗朗茲·溫克勒。
移民官員對這種綠色塑料皮、封面上燙著金鷹的奧地利護照很熟悉，對自己的工作表現出漫不經心的樣子。護照是新近簽發的，上面蓋著五六個歐洲國家的出入境章，並且還有英國的有效簽證。
官員的左手在桌下打出了護照的號碼，護照的每一頁上都有打孔號碼。他看了一眼顯示熒屏，合上護照，還給了那人，臉上微微一笑。「謝謝，先生。下一個。」
溫克勒先生提起手提包過去後，官員抬眼向對面20英尺外的一個小窗口看了看，同時，右腳踏了一下地板上的「警報鈕」。在辦公室里的常駐特勤人員看到了他的眼色，移民官員向溫克勒先生那兒看了一眼，點點頭。特勤人員的臉從窗口上消失了。幾秒鐘後，特勤人員同另一個同事便溜出去，悄悄地盯著那個奧地利人。另一個同事急忙將中央大廳外面的一輛車開出去。
溫克勒沒有大行李，沒有到行李廳去，直接從海關綠色區出來了。在中央大廳里，他花了點時間把旅行支票換成英鎊。在這個時間裡，一個特勤人員從上面的游廊給那人照了一張相。
奧地利人在外面的二號樓前叫了一輛計程車。於是，幾個特勤人員都爬進他們的沒有標誌的轎車中跟著他。司機緊緊地盯著前面的計程車；一位年紀較大的特勤人員則用無線電向蘇格蘭場報告。按規定，蘇格蘭場又通知了查爾斯大街。由於早有命令說，六局對任何持有假護照的人都感興趣，所以，查爾斯大街又把這個情況通知了桑蒂納爾大樓。
溫克勒坐的計程車來到貝斯沃特路，在艾治威爾路和蘇塞克斯公園路的十字路口下了車、付了錢。這一帶，是一家接一家的帶早餐的普通旅館，商人和乘晚車到達帕了頓站的旅客，都願意住在這些較經濟的旅館裡。
特勤人員到馬路對面盯著。奧地利人好像沒有預訂房間，他沿街走下去，直到看見一家窗口掛著「有房間」的牌子的旅館時，他走了進去。他一定找到了房間，因為他沒有出來。
溫克勒離開希思羅機場一個小時的時候，普雷斯頓在切爾希住宅的電話響了。打電話的是他的聯繫人——奈傑爾爵士命令負責與普雷斯頓聯繫的人員之一。
「有位喬先生從希思羅來了，」這位六局的聯絡員說，「可能沒什麼事，但他的護照號碼在電腦中有點出入。他叫弗朗茲·溫克勒，奧地利人，乘維也納飛機來的。」
「我想他們還沒把他逮起來吧？」普雷斯頓說。他在思索：奧地利與捷克和匈牙利接壤，是一個中立國家，也是蘇聯集團間諜的好跳板。
「沒有，」桑蒂納爾的那人回答，「根據我們的要求，他們跟上他了……等一下……」幾秒鐘後，那人又走回來說：「他們剛才在帕丁頓的一個小旅館把他盯住了。」
「能給我轉到局長那兒嗎？」普雷斯頓問。
奈傑爾爵士正在開會。他離開會場，回到自己的辦公室。
「什麼事，約翰？」
普雷斯頓把事情的大概講了一下。這事還沒傳到局長耳朵里。
「你認為正是你等的那個人嗎？」
「他可能是一個交通員，」普雷斯頓說，「他跟六周前的那個人差不多。」
「那麼，你怎麼辦，約翰？」
「我希望六局能要求盯梢處接過來。所有交到科克大樓盯梢處長手裡的報告都要由你的人監督，同樣的材料要交到桑蒂納爾大樓，再轉給我。如果他與人接頭的話，兩個人都要盯梢。」
「好的，」奈傑爾爵士說，「我要求盯梢處接管，巴里·班克斯要坐到科克的無線電室里，把進展情況不斷地用電話報告。」
局長親自給關係單位K分局的局長打了電話，提出了要求。K分局局長又與平行單位A分局聯繫，把一個晝夜盯梢小組派到帕丁頓的蘇塞克斯公園路。小組的負責人恰巧是哈里·伯金肖。
普雷斯頓在自己的小房中沮喪地踱來踱去。他想到外面的街上去，至少應該到行動的前線去，不想在自己的國土上卻類似一個潛伏者，更不願充當自己的頂頭上司們權力角逐的人質。
當晚7點鐘，哈里·伯金肖的人前往接了崗。特勤處的人也很樂意把這種任務交出來。這是一個溫暖而美麗的黃昏，令人愉快。四人盯梢小組在小旅館的前後左右形成了一個「箱子」——街上那邊一個、這邊一個，旅館對面一個、旅館後面一個。兩輛車混在蘇塞克斯路上停著的幾十輛車子里。一旦那位先生行動，便可以馬上跟住。四個人都用無線電互相聯繫，並由伯金肖與總部聯繫——科克大街地下室的無線電室。
巴里·班克斯也在科克，因為這個行動是應「六局」的要求而採取的。他們都在等待著溫克勒接頭。
傷腦筋的是，溫克勒並不去接頭。他什麼也不幹。他只是坐在帶有紗窗的小房間里或躺在低低的床上。8點30分，他出來了，走到艾治威爾路的一家餐館，簡單地吃了點晚飯，又回來了。他沒有扔下什麼東西，也沒接到什麼指示，飯桌上也沒留什麼東西，在街上沒跟任何人講話。
他做了兩件令人感興趣的事。在去飯館的艾治威爾路上，他突然停下來，向一個玻璃窗看了一會兒，又回身朝來路走回去。這是發現有沒有盯梢的老花招兒。但這個招兒並不一定高明。
離開餐館後，他停在馬路邊，等著車水馬龍的車輛空隙，然後急忙穿過馬路。在馬路另一邊，他停下來，回頭環視路上，看有沒有人跟著他穿過馬路。什麼人也沒有。溫克勒這樣做的結果，只是離伯金肖的第四個盯梢更近了，那個盯梢始終在馬路的對面。當溫克勒搜尋路面時，那個盯梢就在幾英尺之外，假裝在叫計程車。
「我們在盯著他，」伯金肖告訴科克大街的總部說，「他在防備盯梢，但很蹩腳。」
伯金肖的判斷傳到了切爾希，普雷斯頓聽到後點了點頭，放心了。這是一個好的開端。
溫克勒在艾治威爾路轉了一圈後，回到旅館，晚上再也沒出來。
同時，在桑蒂納爾大樓的地下室，另一件事情正在抓緊進行。特勤人員在希思羅機場和貝斯沃特馬路上給溫克勒拍的照片已經洗印出來，並且畢恭畢敬地擺到了傳奇性人物布勞德溫女士的慧眼前。
對外國間諜或涉嫌間諜的識認，是任何情報機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此，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有的可能為對手幹事，有的可能不是——都被各種情報機關照了相，即使是同盟國的人，也免不了要被照下來，裝進一本本的相冊中。外國使節。商業人員、科技文化代表團等，雖然不一定都拍照，但來自共產黨國家的或其同情國的人，是一定要拍照的。
檔案越積越多。同一個男人或女人，大約都有20張照片，拍於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這些照片從來不扔掉，它們的用處就是為了「識認出」什麼人來。
如果一位叫伊萬諾夫的俄國人陪著一個貿易代表團去加拿大，那麼，他的面部照片就將被加拿大皇家警察傳送給華盛頓。倫敦和北約其他國家的兄弟機構。很可能有這樣的事，在五年前非洲某共和國的獨立慶典上曾拍過同樣一個人的照片，但那人卻叫科茲洛夫，是一個記者。如果一旦對科茲洛夫的真實身份產生懷疑時，參照他在握大華時的身份，那麼，對他就可以「識認」出來，說明他只能是一個克格勃。
盟友情報機關之間，包括以色列精明強幹的摩薩德情報局，一直進行著卓有成效的照片交換。幾乎沒有一個到西方的或第三世界國家的蘇聯集團來的記者不出現在相冊里的。同樣，進入蘇聯的任何一個人，也沒有不在蘇共中央的大廳中愉快地照一張相的。
美國中央情報局使用電腦庫來儲存千百萬張面孔的圖像，以便與每天源源不斷進入美國的面孔相對照。而英國卻使用布勞德溫女士，雖然這有點浪漫，但卻是真的。
布勞德溫女士歲數不小了，常常是操勞過度。她那些年輕的小夥子們總是讓她快些「識認」這個、「識認」那個。這一行，她已經幹了40年，並且一直為桑蒂納爾大樓工作。她在那兒有一個龐大的照片檔案庫，構成了六局的「臉譜大全」。其實它不是一本書，而是一排排洞穴似的小屋，裡面是一排排的相冊。只有她對這些照片了如指掌。
她的大腦就像中央情報局的電腦庫一樣，甚至有時要比那個電腦庫還靈。在她的大腦里儲存的不是30年戰爭的細節，也不是華爾街的股票行情，而是各種面孔。像鼻子的形狀、下巴的線條、眼睛的神采；像面頰的垂度、嘴唇的曲線和擎杯夾煙的姿勢；像一個人在奧地利酒館中微笑時被拍了照，幾年以後他那鑲裝牙齒的光澤，又出現在倫敦的超級市場里——這些都儲存在她那驚人的記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