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哥機場在城東南，離城8英里，和MS號公路相連接。4點半剛過一點，普雷斯頓乘坐的班機著陸了。他只提了一隻手提包。10分鐘後，他們來到停機坪上。他找到機場問事處，讓給呼喊「卡邁克爾先生」。
特勤處的偵探出現了，互相作了自我介紹。5分鐘後，來到偵探的車裡。汽車向城裡開去，天已開始黑下來了。
「咱們一邊開一邊聊聊，」普雷斯頓建議說，「從頭說，發生了什麼事？」
卡邁克爾講得簡潔而準確。有些地方聽了後有點對不上號，但還有時間看兩個警察的、特別是克萊格的報告。所以，大部分情況普雷斯頓都明白了。他只是聽著，一言不發。
「那麼，你為什麼要給蘇格蘭辦事處打電話讓倫敦來人呢？」他終於問。
「也許我錯了，但好像這個人可能不是一個商船海員。」卡邁克爾說。
「說下去。」
「今天上午在食堂里克萊格的話引起了我們的懷疑。」卡邁克爾說，「我沒有在場。他的話被另一個偵探聽到了，便打電話告訴了我。克萊格說的話，麥克自思也同意。但他倆的報告里都沒有提到這點。你知道，報告是關於事實的，而這是警察的猜測。然而，這值得查明白。」
「我聽著呢，說吧。」
「他們說他們發現這個海員時，他蜷曲得像個胚胎，兩手緊緊抓住帆布包，將它緊緊地抱在肚子上。克萊格在報告中寫的是他像保護一個小孩子一樣地抱著它。」
普雷斯頓明白了這個疑點。如果一個人被踢得半死，會像謝苗諾夫那樣蜷成一個球，但卻會用手抱著頭。為什麼一個人寧肯讓頭部挨踢而要去護著一個一錢不值的帆布袋呢？
「然後，」卡邁克爾繼續說，「我對那個時間和地點也很納悶。格拉斯哥港的海員都到貝蒂酒吧或斯特布爾酒吧。這個人卻在離碼頭4英里遠，在一條雙車線馬路上漫無邊際地走著，附近一個酒吧也沒有，而且酒吧早就打烊了。這個時間他要在那兒幹什麼呢？」
「問得好，」普雷斯頓說，「然後呢？」
「今天上午10點鐘，我去看驗屍。屍體已經摔得一塌糊塗，但臉上卻沒怎麼傷著，只有幾處輕傷。地痞毆打的都在後腦勺和背部。以前我見過商船水手的臉，由於風吹日晒雨淋；他們的臉部是黝黑的，而且布滿皺紋。這個人的臉又平又良，不是一張適於甲板生活的臉。
「然後，他的手。手背本應是黑的，手掌上滿是老繭。他的手卻是又白又軟，像辦公室人員的手。最後是牙。來自列寧格勒的水手的牙都是一般的鑲牙，補牙都是用汞合金或鋼製假牙，但這個人卻用金子補牙，而且還有兩個金牙套。」
普雷斯頓讚賞地點點頭。卡邁克爾的觀察很細緻，他很敏銳。他們到了卡邁克爾給普雷斯頓訂的旅館的停車場。
「還有一點，很小，但很可能說明問題。」卡邁克爾說，「在驗屍之前，蘇聯領事去見我們局長，我也在場。看樣子他好像要提出抗議；但船長和政委進來了。政委把領事拉到走廊里咕嚕嚕地說了些什麼。當領事又回到屋裡時，卻很和藹而且通情達理了。可能是政委把死者的情況告訴了領事。我的印象是，他們跟使館商量之前，不想引起任何波折。」
「你跟局裡的人說過我要來這裡嗎？」普雷斯頓問。
「還沒有，」卡邁克爾說，「你想讓我說嗎？」
普雷斯頓搖了搖頭。「等到明天早晨，那時再決定。還可能什麼事也沒有呢。」
「你還有什麼事嗎？」
「各種報告，只要你能搞來的，都要。死者的遺物單，這些東西在哪兒呢？」
「都鎖在帕蒂克派出所。我去給你搞來報告，再送到這裡。」
卡爾波夫將軍給軍事情報處一個朋友打電話，編排說他的一個信使從巴黎帶來幾瓶法國白蘭地，他自己還沒有動，但他欠皮歐特爾·馬爾琴柯一次人情，他想在周末把白蘭地給馬爾琴柯送去，想知道他家中有沒有人，哪位知道馬爾琴柯在別列德爾其諾別墅的電話號碼呢？他的朋友確實知道號碼，便把號碼告訴了他，然後就把這件事丟在腦後了。
蘇維埃上層人物的別墅里，在冬天大部分都有一個管家或男僕燒屋子，以免主人來度周末時挨凍。接電話的是馬爾琴柯的管家。「對，將軍是準備明天（星期五）回來，他通常是在晚上6點鐘到。」卡爾波夫道了謝，便掛上了電話。他決定辭去司機，自己開車，讓這位軍事情報處的將軍在7點鐘時大吃一驚。
普雷斯頓睜眼躺在床上想著什麼。卡邁克爾給他送來了所有的報告，有的是醫院寫的，有的是局裡寫的。這些報告跟所有的警察局記錄材料一樣，都是乾巴巴的八股文，跟人們通常敘述所見所聞完全不一樣。當然事實都在，但沒有感想。
普雷斯頓所不知道的是——克萊格沒有提到、而護士又沒有看見——謝苗諾夫在衝到診察室走廊之前，曾經來搶圓煙絲筒。克萊格只是簡單地寫著，受傷人「推開我跑了過去」。
而且，遺物單中也沒有提到筒里的東西這一有用的線索。只是提到一隻圓煙絲筒以及裡面的東西，這也許被認為是二兩煙絲呢！
普雷斯頓在頭腦中考慮著各種可能性。一種可能：謝苗諾夫是進入英國的特務。推論：不可能。他包括在海員名單中，輪船開回列寧格勒時少了他的話，會引起懷疑的。
那麼，這樣的話，他是隨船到格拉斯哥來，再在星期四晚上回去。可是，深更半夜在大西路幹什麼呢？要留下什麼東西或接頭？對。或者是取什麼東西帶回列寧格勒？更對。但是，答案又擴展開了。
如果他把要送的東西已經送出去了，為什麼還要保護這帆布袋？好像那是他的命一樣呢？裡面的東西早就應該不在了。
如果他是來取什麼東西的，但還沒有取到，也會是上面所分析的情況。如果他已經取到了東西，為什麼他身上一點說明問題的東西也沒有呢？像紙張材料等等。
如果他來取的或送的東西可以藏在一個人的用品里，為什麼還要帶一隻帆布兜呢？如果有什麼東西縫在上衣或褲子里，或藏在一個鞋跟里，為什麼不讓流氓拿走帆布兜呢？而流氓要的就是這隻袋子。這樣，雖然他可能受點輕傷，但可以免去一頓毒打，並且可以去接頭或者回到船上去。
普雷斯頓又在腦中考慮了一些更多的「可能性」。他是作為信使來與一位已經潛入英國的蘇聯間諜直接見面的。來傳送一張紙條？不像。還可以有十幾種更安全可靠的方法來傳送密碼情報。來接替一個潛伏間諜，兩人互換？不對，工資本上的照片顯然是謝苗諾夫本人。如果他是來替換一個間諜的話，莫斯科應該給他一個工資本的副本以及適當的照片，以便與他對換的那個人能以水手謝苗諾夫的身份上到柯馬洛夫院士號船上來。工資本應該在那人身上，除非是縫在……縫在什麼里呢？
縫在上衣里？那麼為什麼寧肯挨踢而護著一個帆布袋呢？在帆布袋的底上？很可能，似乎所有的可能性都集中在帆布袋上。
快到半夜時，他往卡邁克爾家裡打電話。「你能在8點來接我嗎？」他問，「我想到帕蒂克派出所察看一下東西，你能送我去嗎？」
星期五早上吃早飯時，葉夫傑尼·卡爾波夫告訴妻子路德米拉說：「你下午能帶孩子坐伏爾加去別墅嗎？」
「當然能了。你從辦公室直接到那兒去嗎？」
他漫不經心地點點頭。「我得晚一點兒，我要去看軍事情報處的一個人。」
路德米拉心中嘆了一口氣。她知道他在阿米巴特區藏著一個野鴨子小秘書。她是從夫人們的閑聊中知道的。在她們這個階層的一次聚會上，與會者都是她們這樣的華貴夫人，她聽說了。她還知道，他並不知道她已經聽說了。
她今年50歲。他倆已經結婚28年了。他的工作很好，她又是個好妻子。他們的婚姻曾經很美滿。但跟其他嫁給第一總局的官員的夫人們一樣，她已經不知有多少個夜晚空守孤燈；而他卻在外國領土上的使館保密室里埋頭工作。她不會外語，卻也耐著性子挺過了無數次枯燥煩悶的外交雞尾酒會；而她丈夫講著流利的英語、法語和德語，以外交官身份為掩護，瀟洒自如地應酬著各方人士。
她已經記不清有多少個星期了，她一個人拖著幾個小孩子，擠在一個屋子裡，什麼幫手也沒有；而他呢，那時還是一個年輕軍官，不是去學習，就是出差，再不就是站在柏林牆的黑影里，等著信使到東柏林來。
她也知道，當一個駐外的同事叛逃到西方後，反情報人員便一連幾個小時地追問丈夫關於那個人及其老婆都說過什麼的可怕情景。儘管她是清白的，但一聽到這些，也充滿了驚慌和一種無名的恐懼。她也眼睜睜地看到過一個叛徒的妻子被押上飛機的情景，雖然她非常了解那人的妻子，但也只能是隔岸觀火、愛莫能助。他安慰她時曾說過，這種工作就是這樣。
那些都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