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夫傑尼·卡爾波夫將軍來到和平大路住宅大樓，爬上四樓的樓梯，按了電鈴。幾分鐘後。菲爾比的妻子站在門口。卡爾波夫可以聽到屋裡孩子們正在用茶點。他選擇了晚上6點鐘，因為他感到，這個時間，孩子們都能從學校回到了家裡。
「你好，艾麗達。」
她稍微向後挺了挺脖子，有點蔑視的樣子。真是一位矜持的婦女。或許她也知道，卡爾波夫不是欽佩她丈夫的人。
「是將軍同志啊。」
「基姆在家嗎？」
「不在，他出門了。」
不是「他出去了」，而是「他出門了」，卡爾波夫想道。他顯出吃驚的樣子。「啊，我還想在家裡堵著他呢。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嗎？」
「不知道。該回來的時候就回來了。」
「知道在哪兒能找到他嗎？」
「不知道。」
卡爾波夫皺起眉頭。在克留什科夫的宴會上菲爾比好像說過……什麼心臟病，不讓他開車……他已經到地下停車場看過，菲爾比的伏爾加還在那裡。
「我想這些天是你給他開車的，艾麗達。」
她似笑非笑的樣子，不是丈夫把她扔下不管的女人的表情，而是丈夫升了官的那種女人的笑臉。
「不開了，他有司機了。」
「那太好了。好吧，沒見到他真遺憾。等他回來時我再找他。」
他下了樓梯，陷入沉思。退休的上校沒有資格用司機。他回到烏克蘭飯店後面兩條街上自己的家中，便往克格勃車隊打電話，堅持要跟隊長講話。當他說出自己是誰後，對方的態度馬上改變了。他用直率而快活的語調說：「我沒有誇獎人的習慣，但是，人家工作真做得出色，也沒有理由不誇獎人家。」
「謝謝你，將軍同志。」
「給我的朋友菲爾比上校同志開車的那個司機，上校很誇獎他，真是一個好司機，他這樣說的。如果我的司機病了，我要親自找他來開車。」
「再次謝謝您，將軍同志。我要親自通知司機葛利高利葉夫。」
卡爾波夫掛上了電話。司機葛利高利葉夫，從來沒聽說過他，偷偷地跟這個人談談可能有用。
第二天早晨，4月8日，柯馬洛夫院士號悄悄地駛過了格里諾克，進入克萊德河口，朝格拉斯哥逆流而上。輪船稍停了一下，讓一名領港員和兩名海關人員上到船上來。
他們在船長室喝了通常的見面酒，得知該船從列寧格勒開來，要從韋爾·卡斯卡特有限公司裝載一台重型水泵部件。海關人員檢查了一下船員名單，但誰的名字也沒有記住。以後他們將發現，水手康斯坦丁·謝苗諾夫的名字在名單之中。
蘇聯諜報人員乘船潛入一個國家的通常做法是不編入船員名單之中，而是藏在很小的貨架里或甲板下的密室里，這種地方與船的結構渾然一體，而且偽裝得很巧妙，甚至非常細心的船員們都不易找到。但是，如果出於行動上或偶然的原因而不能搭乘這樣的輪船進入的話，就只好混在船員名單之中。這只是在非常緊迫的情況下，在沒有時間來改造船的結構時才這樣做。
按計畫，柯馬洛夫院士號要從列寧格勒到格拉斯哥跑一趟長途貨運。僅僅在起錨前幾個小時，那個額外的船員和幾個莫斯科來的人到了，船長和政委毫無辦法，只好把他加到船員名單中去。他們告訴船長說，該船員的工資是沒有問題的，而且他還要回來。
不管怎麼說，這個人在整個航行中獨佔了一個艙間，而這個艙間的兩名真正水手只得把睡袋鋪在餐廳的地板上睡。蘇格蘭領港員來到船上時，睡袋早就被拿走了。在下面的艙間里，這個水手顯得有點緊張。第二隻包裹在等待著半夜的到來。
正當克萊德河領港員站在柯馬洛夫院士號的船頭，吃著早餐三明治，看著克萊德河的兩岸土地向後移的時候，此時此刻，在莫斯科已是中午。卡爾波夫又一次給克格勃車隊打電話。一個新隊長在值班，他是知道會有一個新隊長的。
「我的司機好像得了流感，」他說，「他今天還能堅持一天，但我準備明天給他假。」
「我保證你有一個替班的，將軍同志。」
「我想要司機葛利高利葉夫，他有空兒嗎？我聽說他車開得最好。」
傳來隊長翻紙查閱記錄的聲音。
「可以，有空兒。他出車了，但會回車隊的。」
「好，明天上午8點讓他到我在莫斯科的住處報到。我把鑰匙要過來，海鷗車將停在地下室。」
他放下電話，想道，真是怪得出奇。葛利高利葉夫被叫去給菲爾比開了一階段車，為什麼呢？是不是跑的地方大多，艾麗達應付不了？或者是因為艾麗達不該知道他去的地方？那麼，這個司機為什麼又回車隊了呢？這說明什麼呢？很可能菲爾比到別的地方去了，不再需要司機了，至少在他捲入的那個行動結束之前，不再需要了。
當天傍晚，卡爾波夫告訴他的司機說，明天可以休息一天，帶著家裡的人去玩吧。
同一個星期三的傍晚，奈傑爾·歐文爵士同一個朋友在牛津共進晚餐。
如同許多具有廣泛影響的英國高等學府一樣，一般的公眾都知道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但令人感到神奇的是，它並不存在。
實際上是有的，但它是如此之小，如此之隱蔽，以至於任何在英倫三島的院校內進行考察的人，在樹木花叢間一走一過時，一眨眼就會將它漏掉。它的房舍都小巧玲攏，深藏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它不頒發學位，不教學生。因為沒有學生，也就沒有畢業生，所以也無從頒發學位。但它有自己的講師和教授。他們有時在一起聚餐，但都分散地住在城內各處，有的住在別的地方，只是偶爾地來看看。有時請外邊的人來給教師們講座——這是一種特殊的待遇——而這裡的講師教授們也把論文交到英國的上級機關，上級機關嚴肅認真地研究他們的論文。它的經費也同那裡保存的文件一樣，都是不公開的。
實際上，這是一個「專家庫」，儲備著各種知識分子，但他們並不從事理科方面的研究，而是從事某種規律和時事政治方面的研究工作。
奈傑爾爵士跟這裡的主人傑里米·斯威亭教授在飯廳里進了豐盛的晚餐後，教授把他帶到家中喝葡萄酒和咖啡。教授家在牛津外面一所令人滿意的房子里。
「那麼，奈傑爾，」他擰開一瓶泰勒牌葡萄酒，舒舒服服地坐在書房的爐火前的時候，斯威亭教授說，「你有什麼事呀？」
「傑里米，你聽說過英國革命宣言這個東西沒有？」
斯威亭教授將葡萄酒舉到空中，盯著看了好長時間。「聽我說，奈傑爾，這可真是個難題呀，你要是堅持讓我解釋一下的話，那這個晚上就過得一點意思也沒有了。你從哪兒聽來的？」
作為回答，奈傑爾爵士遞過去普雷斯頓的報告。斯威亭教授仔細地讀著，花去了一個鐘頭。奈傑爾·歐文知道，斯威亭跟約翰·普雷斯頓不一樣，教授不是到處跑的人。他不到市面上去，但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對辯證唯物主義以及列寧關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去奪取政權的教導，都有很全面的了解。他所從事的和專心致志的就是閱讀、研究、歸納和分析。
「不簡單，」斯威亭還回報告時說，「不同的探討，不同的態度，當然，也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方法，但我們的結論卻是殊途同歸。」
「願意說說你的結論是什麼嗎？」
「當然了，還只是理論階段，」斯威亭教授歉意地說，「在風中搖擺的千萬根稻草，可能形成一個草垛，也可能形不成。但不管怎麼說，這一直是1983年6月以來我的觀點……」
他談了兩個小時。當奈傑爾爵士在後半夜被送回倫敦時，變得心事重重起來。
柯馬洛夫院士號停泊在格拉斯哥中心的芬尼斯頓碼頭，這樣，那裡的巨大吊車便可以在明早把水泵等裝到船上。這裡沒有海關檢查和移民手續，外國船員可以直接從船上登陸，穿過碼頭，進入格拉斯哥市內。
半夜時分，當斯威亭教授仍在侃侃而談之際，水手謝苗諾夫走下跳板，沿著碼頭走了100碼，躲開貝蒂酒吧外面那些喝得醉醺醺的但仍然吵著再喝一杯的海員們，拐到芬尼斯頓大街。
他的樣子並不顯眼，穿著磨壞了的鞋，燈芯絨褲子，高領套頭毛衣和帶風帽的外套。一隻胳膊下夾著一個帆布袋，袋口被穿繩紮緊了。他穿過克萊德岸邊的鐵路橋，來到阿加爾大街，向左走下去，來到帕蒂克路口。他並不看地圖，一直向前走，來到海因德蘭路。走了1英里後，又來到另一條主要街道——大西路。幾天前，他就背熟了這個路線。
在這兒，他看了一下表，還有半個小時。從這兒到碰頭地點用不了10分鐘。他向左拐，朝著龐德旅館走去。旅館在划船湖的旁邊，離英國石油公司服務站100碼遠，他可以看到那裡的燈光。快到大西路和體思丹交叉處的汽車站時，突然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