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化冰消的春天快到了。但是，白樺和杉樹的枝權下仍然掛著長長的冰棱。雅辛涅沃第一總局大樓的八樓，也是最頂層上，一個人通過富麗堂皇的雙層玻璃窗，看著窗外的景象，越過一片冬天的樹海，隱約可以看見湖的西端。夏季，在莫斯科的外國使館人員會雲集那裡，盡情娛樂和消遣。
這是一個星期天的上午。葉夫傑尼·塞爾傑維奇。卡爾波夫中將本想跟老婆孩子到別列德爾基諾的別墅去，無奈像他卡爾波夫這樣身居要職的人，總有些事情要親自處理才行。今天，一個信使應該從哥本哈根回到這裡來。
他看了一下表，快中午了。信使遲到了。他從窗前轉過身來，嘆了一口氣，一屁股坐到桌前的轉椅里。
葉夫傑尼·卡爾波夫今年57歲，就克格勃內部的職業情報官員來說，或者至少作為第一總局的官員來說，無論在地位上還是權力上，他都登峰造極了。雖然費道爾丘克升得更高，當上了主席，甚至在內務部也有職務，但他得跟著總書記的屁股後面轉，而且，他沒在第一總局裡待過，他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處理內部不同政見事務和民族運動問題上了。
但是，對於一位多年在國外為國盡忠的卡爾波夫來說，真是幹得夠棒的了——在蘇聯官場中總是一帆風順，扶搖直上。他瘦瘦的，顯得很健壯，真是有錢難買老來瘦啊！他衣著筆挺，是第一總局中有外快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中將，第一總局的副總局長。在國外情報方面，他是首屈一指的權威情報官員，相當於中央情報局的行動及情報處副處長或英國秘密情報局的奈傑爾·歐文爵士的地位。
幾年前，他接任這個工作時，總書記曾把費道爾丘克從克格勃主席的位置上調去主管內務部，由切布利科夫將軍接替主席。這樣，就剩下了一個空缺，切布利科夫是兩個第一副主席之一。
第一副主席的空缺給了克留什科夫中將，於是，他走馬上任了。然而不好辦的是，克留什科夫當時是第一總局的總局長，他還不想放棄這個有權勢的職務。他想一身兼二任。但他自己也意識到（卡爾波夫個人認為，這個人真笨得像塊木頭疙瘩），他不能同時在兩個地方——不能在捷爾仁斯基廣場中央的第一副主席辦公室，又在郊外雅辛涅沃的第一總局長辦公室。
後來的情況是，業已存在多年的第一總局第一副局長的職務變得越來越重要。只有具有相當領導才幹的人才能勝任該工作，這個職務，在第一總局中是人人羨慕的頭等肥缺。由於克留什科夫不再往在「村子」里了（克格勃對雅辛涅沃的稱呼），從而使他這個第一副局長就顯得更重要了。
當在職的勃·斯·伊萬諾夫將軍退休時，有兩個人可能成為接班人。一個是卡爾波夫，那時雖然有點年輕，但卻負責著6013室三處的工作。這個處負責英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和斯堪的納維亞。另一個是瓦迪姆·瓦西里葉維奇·基爾皮琴柯，已經很老了，也有資格，當時擔任著地下處處長。結果是基爾皮琴柯接了班。
作為一種安撫，卡爾波夫被晉陞為有實權的地下處處長的職務。這把交椅他坐了兩年。
後來，在1985年早春，基爾皮琴柯幹了一件好事：他在薩多瓦亞至斯帕斯卡妮的環城公路上以160公里的時速賓士時，他的車在前面一輛漏油卡車所漏的一灘油上打了滑而完全失去了控制。一周以後，諾沃戴維奇陵園舉行了一場無聲無息的私人葬禮。又過一周，卡爾波夫得到了那個職務，並從少將晉陞為中將。
他很高興地將地下處處長的職務交給了老鮑利索夫。鮑利索夫當二號人物不知有多少年了，沒有人留神去算一算，無論如何，他也該接任這個工作了。
辦公桌上的電話響了，他抓起聽筒。
「鮑利索夫少將同志要跟您講話。」
他想，真是說誰誰就到。他皺了一下眉頭。他有一部私人電話，並不通過總機。這個老同事從來沒打過這部總機電話，一定是從外面打來的電話。他告訴秘書說，從哥本哈根回來的人一到就帶進來，然後，把電話撥到外線鈕上，接通鮑利索夫的電話。
「巴維爾·彼得羅維奇，你今天好嗎？」
「我給你往家裡打電話，又往別墅打電話，路德米拉說你在辦公。」
「是啊，這沒什麼。」
卡爾波夫一直是慢慢地牽著這老頭兒的鼻子走。鮑利索夫是個老光棍兒，一個人生活著，他的周末加班比誰都多。
「葉夫傑尼·塞爾傑維奇，我得跟你見面談談。」
「當然可以，何必要問呢？你是想明天來呢還是我進城來？」
「今天行嗎？」
卡爾波夫想，這更怪了，這老傢伙一定是有什麼事。聽起來他好像是在喝酒。
「你喝醉沒有？巴維爾·彼得羅維奇？」
「我也可能醉了，」電話里傳來粗暴的聲音，「也可能一個人還得多多少少喝一點，特別是有事兒的時候。」
卡爾波夫明白了。不管怎麼說，事情是嚴重的。他改變了開玩笑的口吻。「好吧，老大，」他爽快地說，「你在哪兒呢？」
「你知道敝舍嗎？」
「當然知道，你讓我來嗎？」
「對，那太感謝了，」鮑利索夫說，「你什麼時候來？」
「大約6點吧，行嗎？」卡爾波夫提議說。
「我準備好一瓶烈性伏特加。」鮑利索夫說完就掛了電話。
「根本不是為我。」卡爾波夫嘟噥道。跟別的俄國人不同的是，卡爾波夫根本不會喝酒。即使喝，也只喝高級的亞美尼亞白蘭地或蘇格蘭丹麥芽威士忌。這些酒都是在倫敦裝在信使袋中專門給他帶來的。他認為伏特加是討人嫌的，而烈性伏特加更是糟糕。
他想，這個周日的下午去別列德爾基諾算是吹了。他打電話告訴路德米拉說他回不來了。他沒有提鮑利索夫，只是說他脫不開身，得半夜才能回到他們在莫斯科中心的家中。
另外，他被鮑利索夫那種不尋常的粗暴搞得沒了情緒；他們一起共事很久了，他不好意思發脾氣。但是，一向老實巴交而又麻木不仁的人，出現這樣的情況未免有點反常。
星期日下午剛過5點，蘇聯民航的正常班機抵達倫敦希思羅機場。
在蘇聯民航的所有機組裡，都有一個人一身侍二主——蘇聯國家航空公司的克格勃。大副羅蒙諾夫不是克格勃人員，他只是一個交通員，不時地給同事們傳遞情報或出差辦事。
整個機組人員關閉了飛機，交給地面人員，便去過夜。第二天，他們還要飛回莫斯科。跟往常一樣，他們通過機組人員入口，海關人員草草地檢查了一下他們的背兜和手提包。有些人還帶著輕便半導體收音機，誰也沒有注意羅蒙諾夫挎著的索尼收音機。對於一個蘇聯公民來說，西方奢侈品是出國旅行的外快的一部分。雖然他們的外匯控制很嚴，但是盒式收錄機以及給在莫斯科的妻子買點香水之類，是必不可少的。
海關手續辦完了之後，他們便乘麵包車來到格林公園旅館，蘇聯民航經常在這裡下榻。在莫斯科，飛機起飛前三個鐘頭的時候，把半導體給了羅蒙諾夫的那個人一定知道，在希思羅機場是不大監視蘇聯機組人員的。英國反情報人員認為，儘管這樣可能釀成大錯，但與越來越廣泛的調查行動相比，這畢竟是小事一樁。
羅蒙諾夫進入房間之後，好奇心使他情不自禁地看了看那個半導體收音機，然後，聳了聳肩膀，將它鎖在手提箱里，便到下面的酒吧間與其他機組人員一起喝點什麼。他清楚地知道，明天早飯以後他該幹什麼。他要執行這個任務，然後將它忘得一乾二淨。但他不知道，他回到莫斯科後，要立刻被隔離起來。
卡爾波夫的汽車把結著冰的路軋得咔咔響。剛好6點，他到了。他嘴裡罵著鮑利索夫，為什麼把周末小別墅選擇在這麼個鬼地方？
局裡的每一個人都知道鮑利索夫是個怪人。在一個把個人主義和偏離正統思想（更不用說怪癖）都視為大逆不道的社會中，鮑利索夫卻是個例外，因為他的工作特別出色。他從少年時起就參加了秘密情報工作。在訓練學校和年輕情報人員用膳的飯廳里，經常傳頌著他那些顛覆西方活動的離奇故事。
下了公路半英里後，卡爾波夫可以看到鮑利索夫度周末的小木房裡的燈光。其他人都渴望把周末別墅蓋在按等級劃分的特定區域內，大都在莫斯科以西，烏斯潘斯卡婭橋西邊的河岸轉彎一帶。鮑利索夫卻不然。他在首都的大東邊，在濃密的樹林里。也喜歡像庄稼人的樣子，在傳統的小木屋中度過周末和假期。海鷗轎車停在板門前。
「在這兒等著。」卡爾波夫告訴司機說。
「我得把車掉過頭來，再找些木頭墊在輪子下面，不然會凍在地上的。」司機米沙嘟嘟噥噥地說。
卡爾波夫點點頭，爬了出來。他沒帶高筒套靴來，因為他沒想到雪會沒膝深。他磕磕絆絆地走到門前，把門打得山響。門開了，露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