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在普雷斯頓的請求下，維爾揚和他在聯合大廈四樓的辦公室里會了面。由於是星期天，幾乎整個大樓都歸他們所有了。
「那麼，下一步怎麼辦？」維爾揚上尉問。
「昨晚睡不著，我想了許多，」普雷斯頓說，「有些事情是不對頭的。」
「從北邊回來你睡了一路，」維爾揚不快地說，「可我得開車。」
「啊，但是你比我結實多了。」普雷斯頓說。
這話使維爾揚很高興。他為自己。的身體自豪，他經常堅持鍛煉。他變得隨和起來了。
「我想找另一名戰士。」普雷斯頓說。
「什麼另一名戰士？」
「跟馬雷一起逃走的那個。他從來沒提過他的名字。只是『另一名戰士』或『我的同志』，他為什麼不給他一個名字呢？」
維爾揚聳了聳肩。「他認為無關緊要。在溫伯格醫院時，他一定會告訴當局的，以便通知家屬。」
「那是口頭的，」普雷斯頓若有所思地說，「聽他說的軍官們可能很快就被遣散為老百姓。只有書面的東西才能留下來，他提到了但又沒有名字。我想找出另一個戰士。」
「但是他已經死了，」維爾揚分辯說，「他42年前就埋在波蘭森林的墳墓里了。」
「那我就找出他是誰。」
「可是，我們從哪兒開始呀？」
「馬雷說在那個集中營里只靠紅十字會食品包維持生命，」普雷斯頓說，似乎在冥思苦思，「他還說是在聖誕節以前逃走的。這必然使德國人感到不安，通常是全體都要受到懲罰——失去特殊照顧，包括不給食品包。所有的人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那個聖誕節的。我們能不能找到其中的某個人？」
在南非沒有舊戰俘協會，但有一個退伍軍人聯誼會，包括那些打過仗的人。這個組織叫鋼盔協會。鋼盔協會成員的每個分會的會議室叫做「彈洞」，負責人叫「老牛」。普雷斯頓和維爾揚每人用一部電話，分別與南非每一人「彈洞」聯繫，設法找到一個在344號集中營待過的人。
這是很麻煩的。那所集中營里的11000名戰俘中，大部分來自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或美國，南非人很少。而且，過去了這麼多年，許多人都死了，鋼盔協會的成員中，有的到高爾夫球場去了，有的不在家。有些人歉意地否認，有的給出了一些主意，結果仍然到處是死胡同。太陽落山時，他們歇手了。
星期一上午又接著干。到中午時，維爾揚才喘了一口氣。他在開普敦找到一位退休的肉類加工商，維爾揚和他講著南非語。他用手捂上話筒說：「這個人說，他在344號集中營待過。」
普雷斯頓接過電話。「安德森先生嗎？啊，我叫普雷斯頓。我正在對344號集中營進行一些研究工作。謝謝，太好了……啊，我相信你在那兒待過。你還記得1944年聖誕節嗎？兩個南非戰士在外面的工地逃走了……啊，你確實記得。對，我肯定是相當糟糕的……你記得他們的名字嗎？啊，不住在一個屋？是啊，當然了。那麼，你記得南非國民大會組織負責人的名字嗎？……羅伯特准尉。全名是什麼……請仔細想一想……什麼？瓦爾特？你能肯定嗎？太感謝你了！」
普雷斯頓放下電話。「瓦爾特·羅伯特准尉。我們到軍事檔案館去，好嗎？」
他們找到了南非軍事檔案館。出於某種原因，它附屬於教育處，坐落於比勒陀利亞的維薩治大街20號。名單中有100多個姓羅伯特的，有19個人是以瓦字打頭的，7個人叫瓦爾特，但都對不上。把瓦字打頭的人都查了一遍，也是一無所獲。普雷斯頓在羅伯特的卷宗里，從字母A開始查起，他很走運，一個小時之後，他查到傑姆斯·瓦爾特·羅伯特在第二次大戰中是一位準尉，在圖卜魯格被俘，囚於北非、義大利，最後在東德。戰後一直在部隊供職，升為上校，1972年退休。
「你最好為他活著做禱告。」維爾揚說。
「如果他還活著，一定拿退休金，」普雷斯頓說，「負責退休的人一定知道他。」
確實如此。瓦爾特·羅伯特上校正在奧蘭治維爾度秋假，那是約翰內斯堡以南100英里處的一座小鎮，位於湖泊和森林之中。當他們出來時，外面的維薩治大街上，天已經黑了。他們決定第二天早晨開車去。
這是一幢整潔的平房，開門的是羅伯特太太，她看了看維爾揚上尉的身份證，顯得有點吃驚。
「他到湖上喂鳥去了。」她告訴他們，並指了指路。他們發現這位老軍人正在用麵包渣喂水鳥。他們走近時，他站了起來，並看了一下維爾揚的身份證，點點頭，好像在說：「說吧！」
他已70多歲，身板挺直，穿著花呢套服，棕色皮鞋，打得很亮，上唇一縷白鬍。他認真地聽普雷斯頓提問題。
「我當然記得。那個德國軍官大發雷霆，朝著我吼個不停。為這事，全屋的人都丟了紅十字包，這兩個年輕的傻瓜蛋。1945年1月22日，我們向西撤退，4月底被解放了。」
「你還記得他倆的名字嗎？」普雷斯頓問。
「當然，什麼名字也不會忘的。兩個人都很年輕，大概20來歲的樣子。都是下士，一個叫馬雷，一個叫布蘭特，弗利基·布蘭特。兩個都是南非人，但記不得他們的部隊番號了。當時我們都裹得嚴嚴的，有什麼就都穿上，根本看不到兵團的標識。」
他們熱忱地感謝他，又駕車回比勒陀利亞，又來到維薩治大街進行第二輪查詢。不巧的是，布蘭特是個荷蘭名字，同音異字的很多，一共有幾百個類似的名字。
到傍晚時，在檔案館人員的協助下，他們找出了六個叫布蘭特的下士，他們都死了。兩名在北非的戰鬥中陣亡，兩名在意大死去，一名死於登陸艦傾毀。他們打開第六名的卷宗。
維爾揚目瞪口呆地望著打開的卷宗。「真是怪事！」他輕聲地說，「誰幹的呢？」
「那誰知道？」普雷斯頓回答說，「但一定是很久很久以前。」
卷宗里空空如也。
「真對不起，」在開車送普雷斯頓回伯格斯帕克的路上，維爾揚說，「看來是山窮水盡了。」
當晚很晚的時候，普雷斯頓在旅館裡給羅伯特上校打了個電話。「上校，又麻煩你了，真對不起。你是否記得布蘭特在那個營房裡有沒有什麼要好的同伴或朋友？我個人的經驗是，在軍隊中總會有一個要好的同伴的。」
「你說得很對，通常是這樣的。現在我一時想不起來。讓我睡覺時好好想想，如果我想起什麼，明早打電話告訴你。」
早飯時，熱心的上校給普雷斯頓打來了電話。他在電話中講得很乾脆，如同向司令部報告一樣：「想起一點兒。那些營房都是按100人蓋的，但我們都像沙丁魚一樣擠在那裡面，一個營房裡住200多人。有些人住在地板上，有些人擠在鋪上睡，什麼也沒有，你知道，什麼辦法也沒有。」
「我明白，」普雷斯頓說，「布蘭特呢？」
「跟另一個下士睡一個鋪，叫萊文森，皇家德本輕步兵。」
「你說什麼？」
「萊文森是皇家德本輕步兵團的。」
這回在維薩治大街查得很快。萊文森不是普通的名字，叫的人不多。15分鐘後，檔案就找出來了。他的名字叫麥克斯·萊文森，生於德本。戰爭結束時，他退伍了，所以沒有撫恤金，沒有通信地址。但知道他是65歲。
普雷斯頓在德本電話號碼簿上查找著，同時，維爾揚讓德本警察從他們的檔案中找這個名字。維爾揚先找到了。
麥克斯·萊文森在海邊開了一個小旅館。維爾揚打電話找到了萊文森太太。她肯定說，她丈夫在344號集中營待過。但現在她丈夫釣魚去了。
他們等他回來，無聊地轉著大拇指。直到天黑，他才回來。普雷斯頓跟他談起來。這位旅館老闆從東海岸通過電話線傳來開朗洪亮的聲音：「我當然記得弗利基。這個混蛋小子逃到了樹林里，再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他怎麼了？」
「他是哪兒的人？」普雷斯頓問。
「東倫敦。」萊文森毫不猶豫地說。
「他的出身怎麼樣？」
「他講得很少，」萊文森回答說，「當然是南非人嘍，南非語講得很流利，英語很糟，勞動家庭。啊，我想起來了，他說過他爸爸是那裡鐵路的扳道員。」
普雷斯頓跟他說了再見並轉向維爾揚說：「東倫敦，咱們能開車去嗎？」
維爾揚嘆了一口氣。「我看不行，」他說，「幾百英里。我們的國家很大，普雷斯頓先生。你果真想去的話，咱們可以明天坐飛機去。我可以安排一個警車和一個司機去接咱們。」
「沒有標記的車，」普雷斯頓說，「穿便衣駕駛。」
雖然克格勃總部是在莫斯科市中心捷爾仁斯基廣場2號的「中心」，雖然那幢樓並不小，但是，要把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