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早晨，約翰·普雷斯頓抵達簡·斯馬茨機場。駐在當地的站長來接他。站長叫丹尼斯·格雷，瘦高個，黃頭髮。迎送站台上，南非全國情報局的兩個人監視著他，但並沒有接近他。
海關和入境只是一種手續。著陸30分鐘後，兩個英國人就驅車向北，朝著比勒陀利亞疾馳。普雷斯頓好奇地望著南非大草原的風光。這並不像他想像中的非洲——一條六車道的現代柏油路面高速公路，縱貫一望無際的大草原，兩旁都是歐式的現代化農場和工廠。
「我在勃哲斯巴克給你訂了房間，」格雷說，「在比勒陀利亞市中心。倫敦通知我說，你願意住旅館，不願意住公寓。」
「對。謝謝你。」普雷斯頓說。
「咱們先去登記一下。11點還約定與『野獸』見面呢！」
這個不太雅觀的外號本來是加在范·鄧·伯格將軍頭上的，一位警方將軍、前國家保安局局長。在1979年的馬爾德蓋特醜聞之後，南非國家情報部隊與保安警察融為一體的害人機關解體了，從而使職業情報人員和外事部門如釋重負。他們之中不少人都嘗過國家保安局鐵拳頭的滋味。
情報部隊重新改組為全國情報局。亨利·皮埃納爾將軍從軍事情報局局長的位置升到這裡。他並不是警方將軍，而是軍方將軍；也不像奈傑爾·歐文那樣，是一位終身情報官員。他的軍事情報生涯使他懂得了，要打死一隻貓，可以用硬東西將它砸死，但這不是惟一的方法，還可以有其他多種方法。范·鄧·伯格先生已經退休了，但仍隨時準備訓導前來求教的人：「上帝總是助我一臂之力的。」不幸的是，英國佬卻把他的外號移植到皮埃納爾將軍頭上了。
普雷斯頓在范德瓦爾特大街的旅館裡登完記，放下行李，簡單地洗了洗，颳了臉，於10點半來到樓下大廳里與格雷會面。從這兒，向聯合大廈開去。
南非政府的大部分機構都坐落在一所又長又高的紅褐色沙岩大廈里。四層樓高，400碼長的正面是四個突出的柱廊。這座大廈位於比勒陀利亞市中心的山丘上，朝南俯視一條山谷，谷底是克爾克大街，在大樓前的空場上，可以一覽山谷和南邊大草原的褐色山丘，丘頂矗立著方形的沃爾特萊卡紀念碑。
格雷在收發室出示了證件並說明了約會。幾分鐘後，來了一位年輕的官員，把他們領到皮埃納爾將軍辦公室。這位全國情報局局長的辦公處是在大樓西端的最頂層。格雷和普雷斯頓被領著穿過一條又一條似乎沒有盡頭的走廊，走廊里裝飾著典型的南非那種以褐色和乳白色為主色的圖畫，都繪在黑色的木板上。將軍的辦公室在四樓的最後一條走廊的盡頭，兩邊各有一個辦公室，右邊的是兩個秘書，左邊的是兩個官員。
那官員敲了一下門，等著喊進後，把兩個英國人領了進去。這是一個相當講究的辦公室，一張大辦公桌正對著門，桌上很整齊，窗前是一個矮桌子，周圍有四隻皮軟椅，窗外俯瞰克爾克大街、坡谷和對面的山丘。牆下可能是一些指揮地圖，都用綠色的慢簾遮著。
皮埃納爾將軍又高又胖。他們進來後，他站起來，並走過來握手。格雷作了介紹，將軍示意他們坐在皮椅上。侍從端來了咖啡。他們的談話聲音很小，格雷領會了意思，便起身告辭了。皮埃納爾看了普雷斯頓一會兒。
「這麼說，普雷斯頓先生，」他幾乎用地地道道的英語說，「是關於我們的簡·馬雷大使。我已經跟奈傑爾爵士說了，現在也可以告訴你：他不為我幹事，也不為政府，至少，不是在英國的特務負責人。你是來調查他究竟是為誰幹事嗎？」
「正是這樣，將軍。但願我能。」
皮埃納爾點了幾次頭。「我已經向奈傑爾爵士許願，你會在這兒得到我們全面的協助。而且，我從不食言。」
「謝謝你，將軍。」
「我給你派兩名我的官員，他們會在各個方面幫助你的。幫你找所要的檔案，必要時做你的翻譯。你會說南非話嗎？」
「不會，將軍，一個字也不懂。」
「那就要有筆頭翻譯了，也許也要些口譯。」
他接了一下桌上的鈴，門開了，進來一個人，也跟將軍一樣的大個頭，但很年輕。普雷斯頓猜測，他可能剛過30歲。他是黃頭髮黃眉毛。
「讓我介紹一下，這是安德烈斯·維爾揚上尉。安德烈斯，這是倫敦來的約翰·普雷斯頓先生。你將和他一起工作。」
普雷斯頓站起來握手。他覺察到這位年輕的南非人的臉上有一層淡淡的敵意，可能是他的上司那善於隱飾的情感的反映。
「我按你的吩咐，在走廊的那邊安排了一個房間。」皮埃納爾將軍說，「好吧，先生們，別再浪費時間了，開始工作吧！」
他們來到已經準備好的辦公室後，維爾揚問：「你看從哪兒做起，普雷斯頓先生？」
普雷斯頓的心裡嘆了一口氣。查爾斯大街和戈登大街那種無拘無束的、直接叫名字的稱呼要比這樣自在得多。
「簡·馬雷的檔案。你說好嗎，維爾揚上尉？」
上尉從一個抽屜中拿出檔案，喜形於色的樣子很明顯。「我們已經審查過了，」他說，「幾天以前，我親自從外交部個人檔案處調來的。」他把檔案放在普雷斯頓面前。一份很厚的檔案，牛皮紙封面。
「我把我們審查的情況綜述一下，可能對你有用。馬雷於1946年4月開始，在開普敦參加南非外事局工作，已經工作了40多年，今年12月退休。出身是純南非人，從來沒有什麼值得懷疑的事情。這就是他在倫敦的行為顯得神秘的原因。」
普雷斯頓點了點頭。他不想先入為主。這裡的觀點是認為倫敦犯了個錯誤。他打開卷宗，在檔案的開頭，是一件手寫的英文材料。
「這個，」維爾揚說，「是他自己寫的自傳，這是申請參加外事局時的要求。在簡·斯馬茨的聯合黨掌權的年月里，英文比現在用得多。現在，這種東西就得用南非語。當然了，兩種文字是通用的。」
「我看就從這兒開始吧！」普雷斯頓說，「我讀的時候，你給我寫一份他在外事局所擔任的工作的概要好嗎？特別是在國外的工作，何地，何時，多長時間。」
「好的，」維爾揚點頭說，「如果他變壞了，如果他變節了，一定是在國外什麼地方。」
維爾揚把「如果」兩個字說得很重，以強調他的疑慮。「國外」的含義是指一個好南非人變壞也是由於外國人的腐蝕作用所致。
普雷斯頓看那份自傳。
普雷斯頓停下來，問：「我想，這些不會影響他加入吧？」
「一點也不影響，」維爾揚看著那份文件說，「那時統一黨還掌權。國民黨只是在1948年才佔領了農村。」
普雷斯頓繼續讀下去。
「『紅領章』是什麼意思？」普雷斯頓問。
維爾揚停下寫字，抬起頭。「那時，只有志願兵才能被派到南非境外去打仗，」他說，「不能強迫。到國外去打仗的志願兵都發紅領章。」
「你想去吃午飯嗎？」維爾揚問，「我們這兒有個食堂。」
「能不能送點三明治和咖啡來？」普雷斯頓問。
「行。我打個電話。」
普雷斯頓又繼續看簡·馬雷的故事。
普雷斯頓狼吞虎咽地吃著三明治，呷著咖啡。他看到，只剩下幾頁了。
普雷斯頓合上卷宗，維爾揚抬起了頭。
「你看，」這位南非人說，「從那以後，他的工作一直是穩重的，雖然沒有驚人的壯舉，但也無可非議，熬到一秘。他在國外任過八次職，所有的國家都是堅定地親西方的。這就不少了。但他是個光棍兒，幹這一行是較合適的，只有大使級和部長級才需要有夫人。你仍然認為他在這些工作中有什麼地方不對頭嗎？」
普雷斯頓聳了一下肩膀。
維爾揚靠過來敲著卷宗說：「你看到這些俄國人是怎麼對待他的嗎？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你搞錯了，普雷斯頓先生。所以，他喜歡冰淇淋，並且撥錯了電話號碼，偶合而已。」
「也許是。」普雷斯頓說，「這個自傳，有些不對頭的地方。」
維爾揚上尉搖了搖頭。「你們的奈傑爾·歐文爵士一跟將軍聯繫，我們就把這份檔案調來了。我們審查了一遍又一遍，都是絕對準確無誤的。每個名字、日期、地點、兵營、軍事單位、戰役和細節都是準確的。就是戰前在慕賽基峽谷所種植的作物都考察過了。搞農業的人肯定了解這些。現在那裡種西紅柿和鱷梨。誰也編不出那些來，不可能。如果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我懷疑，也只能是在國外。」
普雷斯頓顯得悶悶不樂的樣子。窗外夜幕在降臨。
「好吧，」維爾揚說，「我在這兒幫助你。下面你想怎麼干？」
「我想從頭開始，」普雷斯頓說，「這個地方，杜威爾斯克魯弗，遠嗎？」
「開車大約四個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