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什麼也沒發生。當晚，卡普斯蒂克和普雷斯頓趁職員們都酣然人夢之際來到國防部，查驗複印的份數。一共印了7份：喬治·貝倫森3份，另兩個有阿森松島文件的人每人印兩份，第四個人沒有印。
第二天晚上，貝倫森先生的行動有點奇怪。偵察哨報告：天黑以後，貝倫森離開了貝爾格萊維亞街的住宅，來到附近的一個電話間。他們說不出他撥了什麼號碼，但他只說了幾句話，便放下了聽筒走回家了。普雷斯頓很納悶，為什麼家裡有蠻好的電話，卻跑到外面去打電話。普雷斯頓已經猜到了一些，因為家中的電話被監聽了。
星期四。這是第三天了。喬治·貝倫森按往常的時間離開了國防部，叫了一輛計程車，向聖約翰教堂開去。在這個具有田園氣息的教區鬧市上，有一家冰淇淋咖啡店。這位國防部的大員走進去，坐下來，叫了一份該店的特產——水果冰淇淋。
約翰·普雷斯頓坐在科克大街地下室的無線電室里，聽著偵察哨的彙報。彙報人是萊恩·斯圖爾特，A監視組的組長。
「我派進去兩個人，」他說，「外面街上還有兩個，再加上我的車。」
「他在裡面幹什麼呢？」普雷斯頓問。
「看不見，」斯圖爾特對著無線電說，「得等一會兒裡面的人趁空告訴我。」
實際上，貝倫森先生坐在一個座位里，一邊吃著冰淇淋，一邊填寫從文件箱中拿出的一份《每日電訊報》上的文字遊戲。他根本不去注意擠在角落裡的兩個穿著牛仔褲的大學生。
30分鐘後，他叫來服務員算賬。他走到付款處，交了錢便走了。
「他回到了街上，」萊恩·斯圖爾特叫道，「我的兩個人待在裡面。他來到鬧市，在找計程車。我看到裡面的人了，他們正在付款。」
「你問問他們在裡面幹什麼了。」普雷斯頓說。他想，整個事情有點奇怪。這也許是一個特殊的冰淇淋店。但是，從國防部到貝爾格萊維亞的一路上，美以費爾和西區都有冰淇淋店，為什麼非要跑到大老遠的里金特公園北邊的聖約翰教堂這一帶來吃一份冰淇淋呢？
又傳來了斯圖爾特的聲音。「來了一輛計程車，他在叫汽車，等一下，裡面的人來了。」
稍稍停了一會兒，他們在說話，然後說：「好像他吃完了冰淇淋，也填完了《每日電訊報》上的填字遊戲，然後，付了款就走了。」
「報紙在哪兒？」普雷斯頓問。
「他填完就留在那兒了……等一下……然後，店主就走過來收拾桌子，把臟碗和報紙都收拾到廚房去了……他上了汽車開走了。我們幹什麼……還守著他嗎？」
普雷斯頓的思緒翻騰不已。哈里·伯金肖和B組一直監視理查德·彼得斯爵士，剛剛休息幾天。他們風裡、雨里、霧裡待了幾周。現在只有一個組在執勤，如果撤了這個組而丟了貝倫森，讓他到別的地方去接頭，那麼，哈考特·史密斯更得給他小鞋穿了，他當機立斷。
「萊恩，騰出一個車，跟上計程車。我知道，如果他徒步溜走就不夠用了，但沒辦法，把你的其他人都調到冰淇淋店來。」
「好的。」萊恩·斯圖爾特說。然後，無線電里沒聲音了。
普雷斯頓很走運。計程車一直開到西區貝倫森先生的俱樂部，他下了車便走進去了。但是，普雷斯頓想，他也可能在那裡與什麼人接頭。
萊恩·斯圖爾特進到冰淇淋店，坐下來喝咖啡，看（旗幟報），一直到關門的時候。什麼事也沒發生。關門時，人家讓他離開，他便走了。在街上的四人小組看著店員們下班走了，店主關了門，熄了燈。
普雷斯頓從科克大街安排對這個冰淇淋店實行電話監聽並查找店主身份。原來他叫西格諾。白諾蒂，正式移民，來自那不勒斯，已經在這裡居住了20年，從不惹是生非。半夜時，冰淇淋店和西格諾。白諾蒂在瑞士屋的家中都被安上了電話監聽。但什麼收穫也沒有。
普雷斯頓在科克大街熬了一夜，一點覺也沒睡。斯圖爾特的監視是從晚上8點開始的。他們對冰淇淋店和白諾蒂家監視了一夜。
星期五早上9點鐘，白諾蒂走回店中，10點鐘開始營業。萊恩·斯圖爾特和日班小組又開始監視起來。11點時，斯圖爾特呼叫了。
「門前來了一輛送貨車，」他告訴普雷斯頓說，「車上的人好像在裝大桶的冰淇淋，好像他們實行送貨上門服務。」
普雷斯頓沖了第20杯咖啡，由於缺覺，他的頭有些昏沉沉的。
「我知道了，」他說，「電話簿里有這個廣告。派兩個人和一輛車跟上送貨車，把每個收貨人都記下來。」
「這裡加上我只有兩個人、一輛車，」斯圖爾特，「人太少了。」
「查爾斯大街要開個碰頭會，我設法再搞來一個組。」普雷斯頓說。
冰淇淋送貨車上午送了12家，都是在聖約翰教堂和瑞士屋一帶，最南邊的兩家在瑪麗勒勃恩，有的是住宅樓。雖然偵察哨在這些地方出現會引起懷疑，但他們還是設法記下了地址。然後，送貨車就回店了。下午沒有送貨。
「你回家前能把地址表留在科克大街嗎？」普雷斯頓問斯圖爾特。
當晚，電話監聽報告說，貝倫森在家時收到四個電話，包括一個打錯了號的電話。他沒有往外打電話。全都錄在磁帶上了。普雷斯頓想聽聽磁帶，監聽人員說裡面什麼令人懷疑的話也沒有。但他想，最好還是聽一聽。
星期六上午，是普雷斯頓有生以來最忙的時候。技術處的人幫他安了一個錄音機，他以各種借口，拜訪了每一戶收到冰淇淋的顧客，如果是婦女出來開門，他便問能否跟她丈夫說兩句話。因為是星期六，除了一戶之外，他都錄了音。
有一個聲音似乎有點耳熟。是誰呢？有點口吃？他以前在哪兒聽到過呢？他又對了一下每家的主人，但什麼也看不出來。
他在科克大街附近的餐館悶悶地吃了點午飯。在喝咖啡時，他想起來了。他急忙回到科克大樓，又把錄音帶放了一遍。很可能。不是結論，但很可能。
在蘇格蘭場辯證科學部的廣泛設施中有一個聲音分析科，罪犯在監聽錄音面前否認是他自己的聲音時，便由這個科來驗證。英國保安局沒有辯證科學設備，這類事情，只有依靠蘇格蘭場，並且要靠特勤處來安排。
普雷斯頓給警察蘭德打了個電話，在家中找到了他。在蘭德的幫助下，優先安排他在星期六的下午到蘇格蘭場聲音分析科去見面。只找到一個技術員，正在看足球賽，不願意來工作。但到底還是來了。他是一個瘦瘦的年輕人，戴著水晶眼鏡。他把普雷斯頓的錄音帶放了五六遍，觀察波形顯示屏上那上上下下起伏的亮線，記錄聲音中那些細微的音調音質的差別。
「同一聲音，」他最後說，「沒問題。」
星期天，普雷斯頓靠外交使團名單識別出了那個聲音的本人。他還拜訪了一位在倫敦大學理科系的朋友，跟他磨了一天，問了好多問題。最後，給伯納德·亨明斯打了個電話。
「我認為，有些問題應該向帕拉根委員會彙報，爵士，」他說，「最好是明天上午。」
帕拉根委員會上午11點碰頭，安東尼·普魯姆爵士叫普雷斯頓彙報。儘管伯納德·亨明斯爵士表情嚴肅，但會上總有一種盼望的情緒。
普雷斯頓把發出阿森松島文件以後兩天來的情況盡量簡單扼要地敘述了一遍。講到貝倫森先生星期三晚上從公用電話間打出了奇怪而又簡短的電話時，會場里發出一片感興趣的騷動聲。
「你們給那個電話錄音了嗎？」佩里·瓊斯爵士問。
「沒有，爵士。我們到不了跟前。」普雷斯頓回答。
「那你認為他打電話幹什麼呢？」
「我認為，貝倫森先生是通知他的上司在哪兒接頭，可能是用代號來表示時間和地點。」
「對此你有什麼證據嗎？」內務部的休伯特·維利爾斯爵士問。
「沒有，爵士。」
普雷斯頓繼續講述他去冰淇淋店、《每日電訊報》的遺棄以及被店主親自收走的情況。
「你們設法找到那張報紙沒有？」斯特里克蘭爵士問。
「沒有，爵士。搜查冰淇淋店就會導致白諾蒂先生被捕。但是，如果報紙里有什麼東西的話；而貝倫森也可以狡辯說他犯了疏忽大意的錯誤。」
「這麼說，你認為到冰淇淋店是去接頭嗎？」安東尼·普魯姆問。
「我敢肯定。」普雷斯頓說。他繼續講第二天把冰淇淋送到12個顧客家的情況，他如何錄了11家的嗓音樣帶，以及貝倫森在當晚接到錯電話的事。
「當晚打了電話，說是打錯了號碼，道了歉並掛了電話的嗓音，正是收到冰淇淋的一個顧客的嗓音。」
桌子周圍一片沉默。
「會不會是巧合呢？」休伯特·維利爾斯不無懷疑地問，「在這個城市裡打錯電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