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雷斯頓坐在憂心忡忡的伯蒂·卡普斯蒂克的辦公室里，審視著攤在桌上的10份複印文件，一份一份地仔細閱讀著。
「有多少人拿過這個信封？」他問。
「郵遞員，這是很明顯的。天知道郵局分發室有多少人分信。在樓里，前樓辦公室的人，往辦公室送信件的人，還有我。我看你從信封上是找不出什麼名堂的。」
「那麼，裡邊的信紙呢？」
「就我自己，約翰。當然了，我把它從信封里抽出來後，才知道是什麼東西。」
普雷斯頓沉思了一會兒。「我想，除了寄信的人以外，上面可能還會有拿過它的人的指紋。我得找蘇格蘭場檢驗一下指紋。我是不抱什麼希望的。現在，從內容看，好像是很上層的文件。」
「最上層的，」卡普斯蒂克鬱郁不歡地說，「絕密文件，全是。有的是很尖端的，關係到我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夥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付蘇聯各種威脅的應急計畫——全是這一類文件。」
「好吧，」普雷斯頓說，「咱們列出幾種可能性，替我想一想。假如這是一位具有愛國思想而又出於某種原因不想暴露姓名的人寄來的——有這樣的事，人們不想卷到裡面去——這樣的人會在哪兒得到這些材料呢？文件箱？丟在大衣間？或計程車上？或俱樂部？」
卡普斯蒂克搖了搖頭。「從法律上說，是不可能的，約翰。這種文件決不會出這座大樓的，除非是在密封袋封好、要送到外交部或內閣的情況下才可能出大樓。還沒有發生過密封文件被拆過的事情。另外，上面沒有註明從本樓發往什麼地方。如果按規定發出的話，是要註明的。有可能接觸這些文件的人都知道這個規定。沒有人、也不允許任何人把這類文件帶到家中去閱讀。這樣解釋你明白嗎？」
「很明白，」普雷斯頓說，「這些文件現在回到部里了，所以，它們一定是被拿出去了，而且是非法拿走的。是疏忽大意呢？還是有意泄密？」
「你瞧瞧原件的日期，」卡普斯蒂克說，「這10份的時間是前後一個月，它們不可能在同一天都到達一個人手裡。是在不同的時間收集在一起的。」
普雷斯頓用手絹把10份文件放回寄來的信封里。「我得把它們拿到查爾斯大街去，伯蒂。用一下你的電話好嗎？」
他撥了查爾斯大街的五局總部，並要求直接與伯納德·亨明斯爵士辦公室講話。總局長在。經普雷斯頓一再堅持並稍稍拖延了一下之後，總局長親自接了電話。普雷斯頓只要求幾分鐘之後與他親自談一下，他同意了。普雷斯頓放下電話，轉向伯蒂·卡普斯蒂克。
「伯蒂，在現在這種情況下。什麼也不要做，什麼也不要講，誰也別告訴。混他一天，跟往常一樣。」普雷斯頓說，「我會和你聯繫的。」
在沒有陪同的情況下，想把這些文件帶出國防部是不可能的。卡普斯蒂克借給他一個在前廳守門的人。這個人很強壯，以前是衛兵。
普雷斯頓離開國防部，把文件裝在自己的文件箱中，叫了一輛計程車，坐到克拉奇斯大街下了車，看著計程車走投影了，便順著克拉奇斯大街走200碼來到查爾斯大街，走進他們的總部。在這兒，他把陪同者打發回去了。10分鐘以後，伯納德爵士會見了他。
這位老資格反間諜專家看起來臉色不好，好像哪兒疼痛似的。他常常這樣。身體內部有病，外人是看不出來的，但醫療檢查卻是板上釘釘兒的——人家說，只有一年了，而且還不能動手術。他該在9月1日退休了，加上定期休假的話，6月中旬，即他60壽辰前的6個星期，就可以離職了。
若不是他家庭負擔重的話，他早就離職了。
他娶了第二個老伴，結婚時帶來一個女兒。他沒有子女，便把希望寄托在這個女兒身上。小姑娘仍在念書。提前退休的話，就要大大減少退休金，他死後便會使他那寡婦和女兒生活拮据。不管是否明智，他決心拖到退休日期，以爭取拿全部退休金。這一行他幹了一輩子，顯然不會給他們留下什麼固定資產。
普雷斯頓簡單扼要地說明了那天上午國防部發生的事情，以及卡普斯蒂克認為這些文件離開國防部的可能性只能是有意泄密的看法。
「哎呀，天啊，可別再出這樣的事了！」伯納德爵士叨咕著。已經過去幾年了，但瓦薩爾和普賴姆的事以及美國佬通知他們時那種酸溜溜的口氣，他仍然記憶猶新。「那麼，約翰，你從哪兒著手呢？」
「我已經告訴伯蒂·卡普斯蒂克在當前要保持緘默，」普雷斯頓說，「如果我們部里有一個名副其實的叛徒的話，那還有第二個謎。誰把這些材料寄回來的？過路人？扒手？感情不和的老婆？咱們不知道。但是，我們能打聽到這個人的話，我們就能發現是從哪兒搞到的。這就使調查省了許多事。我不對信封寄多大希望——標準的牛皮紙，成千上萬的店鋪都賣，平常的郵票，地址是住宅樓的宇頭，用塑料筆寫的，而且被十多個不同的人摸過了。但裡面的信紙可能還留有指紋。我想找蘇格蘭場檢驗一下，當然是在當場監督的情況下。然後就可以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了。」
「好主意。你負責那一邊，」伯納德爵士說，「我通知安東尼·普魯姆，可能還得通知佩里·瓊斯。午飯時我盡量跟他們碰碰頭。當然還要看佩里·瓊斯怎麼想。但是我們必須讓聯合情報委員會出面。你可以從你那邊先開始，約翰，並要跟我保持聯繫。如果蘇格蘭場發現了什麼，要告訴我。」
普雷斯頓來到蘇格蘭場後，人家很幫忙，派了一名最好的檢驗員。這位平民技師小心地向每張紙上撒藥粉時，普雷斯頓站在一旁。技師無意中就可以看到每張紙上的「絕密」兩個大字。
「白廳里有人搗亂了？」技師俏皮地問。
普雷斯頓搖了搖頭。「這幫又蠢又懶的傢伙，」他撒謊說，「本來該絞碎銷毀的，不該扔在廢紙簍里。如果能查出指紋的話，那個有責任的職員就得敲打敲打。」
技師不感興趣了。檢驗完後，搖了搖頭。「什麼也沒有，」他說，「光滑潔凈，但我可以告訴你，都是擦過的，只有一副清晰的指紋，當然了，可能是您的。」
普雷斯頓點了點頭。沒有必要說出那誰一的指紋是伯蒂·卡普斯蒂克的。
「這就對了，」技師說，「這種紙掛指紋是很清楚的，而且能保持幾周、甚至幾個月。應該還有另一個人的指紋，或更多。比如說，在你前邊拿過它的職員的。但是沒有。它們被扔進廢紙簍之前是用布擦過的，我可以看到纖維，但沒有指紋。對不起。」
普雷斯頓沒有把信封給他。那個擦了它的人決不會把指紋留在信封上的。而且，信封還會揭穿他編造的職員疏忽的謊言。他收起10份秘密文件離開了。他想，卡普斯蒂克是對的。是泄密，而且很嚴重。現在是下午3點了。他回到查爾斯大街，等著伯納德爵士。
伯納德爵士經過一再努力，終於和安東尼·普魯姆（聯合情報委員會主席）、佩里·瓊斯（國防部常任秘書）一起進午餐。他們在聖。傑姆斯俱樂部的一個單間會的面。這兩位老資格的文官被這個緊急的邀請弄得煩躁不安，兩個人鬱悶不樂地點了午餐。服務員離去時，伯納德爵士講了是怎麼回事。這一下，使兩個人大倒胃口。
「卡普斯蒂克跟我講多好，」佩里·瓊斯爵士有些不耐煩地說，「何必這樣繞著彎子告訴我。」
「我想，」伯納德爵士說，「我手下的普雷斯頓讓他別聲張，因為，如果是在部里上層失的密，那就不能讓人知道已經把文件搞回來了。」
佩里爵士嗯了一聲，口氣有些緩和了。
「你怎麼看，佩里？」安東尼·普魯姆爵士問，「有沒有無意中或疏忽中把文件的複印件帶出國防部的漏洞？」
這位國防部的高級文官搖了搖頭。「泄密不一定都在上層，」他說，「所有的上層人物都有自己的工作人員，這就需要複印件，有時要三四個人了解原件。但複印時都是登記的，以後絞碎銷毀。複印三份的話，用完就銷毀三份。傷腦筋的是，一個上了歲數的人不可能什麼都自己去銷毀。他可能讓一個工作人員去絞碎銷毀。當然是要檢查的，但沒有一個規章制度是完美無缺的。」
「問題是這些文件包括了前後一個月的時間，並且帶到了部外，這不可能是偶然的，也不可能是疏忽，肯定是有意的。真他媽的……」他放下刀叉，幾乎沒吃幾口，「對不起，安東尼，我認為，我們那裡有個壞蛋。」
安東尼·普魯姆爵士的樣子很嚴肅。「我看應該成立一個嚴格的聯合情報委員會特別小組。」他說，「在這個階段，要十分嚴格，只包括內務部、外交部、國防部、內閣大臣、五局和六局的局長以及政府通訊總部的人。不能再小了。」
大家同意第二天上午開個會，成立特別小組，並且，亨明斯將把普雷斯頓從蘇格蘭場得來的任何好消息告訴他們。說完，他們就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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