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蘇共總書記
自：H.A.R.菲爾比
1987年1月7日，星期四
莫斯科
首先，總書記同志，請允許我將英國工黨的歷史及其強硬左派在過去25年間的滲透和最後取得支配地位的過程提綱挈領地談一下。我認為，只有在了解這些情況的基礎上，才能縱觀過去幾年的歷史和今後數月的前景。
自從休·蓋茨克爾陷入不可救藥而死去之後，英國工黨的發展幾乎在踏步不前，它的歷史已被莫斯科寫出來了。
當然，人人都知道，在工黨的內部一直存在著竭誠親蘇的馬列主義勢力。但是，在該黨的歷史上，這股力量還是很小的，不能操縱事情的發展和政策的制定，更重要的是，它左右不了該黨領導階層的選舉和該黨的領導力量。
只要工黨處於專斷的克萊門特。艾特利或狂熱的休·蓋茨克爾的流毒影響之下，這種狀況一定還會繼續下去。
這兩個人的手中都攥著「清黨名單」。按照這個名單，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托洛茨基分子或革命的追隨者都是工黨的敗類，不能允許他們加入工黨，更談不上在黨內擔任工作。
休·蓋茨克爾1960年在斯卡博羅黨代會上叫囂為工黨的（傳統）精神「鬥爭、鬥爭、再鬥爭」。1963年1月他死了後，黨的領導權落在哈羅德·威爾遜手裡，一直掌權13年。在這13年中，他的兩個特點給工黨帶來很大影響他與艾特利不同的是，他名利薰心、好大喜功；與蓋茨克爾不同的是，他尤忌鬥爭、主張妥協。針對他的這種特點，工黨內我們的朋友採取了放長線釣大魚的政策，越來越深、越來越多地打入了工黨內部。
多年以來，這一直是一項荊棘叢生、艱難困苦的工作。
1972年，在全國執行委員會（下稱全執委）里，親蘇的我們的朋友們採取投石問路的策略，設法通過了一個決議，從「清黨名單」中劃掉了「勞工研究部」。這個「勞工研究部」是有其名無其實，實際上是共產黨控制的一個團體。值得慶幸的是，該黨中央對這項動議沒有駁回。下一年，即1973年，全執委中的強硬左派便全部吊銷了「清黨名單」。
這個結果大大出乎黨內馬列主義小組的意料之外。那時，他們之中少數人是太嫩的新手，但多數都是30年代就親蘇的馬列主義者。他們需要在工黨內擴充勢力。他們知道，他們和我們的許多同路人都被排斥在工黨之外，並且有一大批強硬左派政治活動者在尋求政治歸宿。現在大門敞開了。正是這些人，不同年齡不同組織的人，大量地擁進了工黨的隊伍之中。
隨著日月的流逝，大多數老黨員，儘管他們在艾特利和蓋茨克爾那些前途渺茫的歲月里一直在黨內維持著黨的光焰，也不得不告老還鄉了。現在，已是新的一代——15年前很年輕，但現在已經成熟了的一代，組成了強硬左派，他們不僅在黨內佔有相當的勢力，而且在各階層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1973年以來，在全執委中，強硬左派一直占絕對優勢。而且正是通過這個有用的工具，使該黨的黨章和上層領導成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請允許我簡單說明一下，總書記同志，我所說的「我們的朋友」在英國工黨和工會運動中是指哪些人。他們包括兩種人：自覺的和不自覺的。我所說的自覺的，不是那些所謂的柔和左派，也不是托洛茨基派蛻化出來的人，這兩種人都仇恨莫斯科，儘管出於不同的原因。我所指的是極強硬左派。這種人具有獻身精神，是徹頭徹尾的馬列主義者。他們並不珍視被稱為共產主義者，因為那意味著毫無用處的英國共產黨員。他們是莫斯科的堅定朋友，十有八九會按照莫斯科的意圖辦事，甚至有些意圖不能向他們講明，他們也能去干。有些人則認為是在靠「覺悟」或為了「英國」而去乾的。
第二種朋友是英國工黨內部起著決定作用的強硬左派。他們是這樣的人：他們在政治上或情感上贊成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他們堪稱為類似馬列主義的左派。他們在特定的或可能的情況下，能夠不折不扣地、或接近地貫徹蘇聯對英國或西方盟國的外交政策的意圖。他們是一些不需要別人的教導、甚至不願意被人教導的人，自覺或不自覺地被信念、變異愛國主義、破壞觀念、個人突出思想所驅使的人，屈於威脅壓力的人，自高自大的人，或樂於隨幫跟影的人，這些人的行為舉止都與我們蘇維埃的利益並行不悻。他們形成了為我們的利益而效忠的代理人。
當然，他們都自稱是民主的追隨者。令人高興的是，當今絕大多數英國人都把「民主」理解成多黨制，統治機構必須定期由廣大群眾秘密選舉而產生。既然我們的強硬左派朋友們都是俗體凡胎，就必定要食人間煙火，睡覺、做夢，每天醒著時還要為左派方針而工作，所以，他們要一個「選舉出的民主」，由他們或與他們具有相同思想的人掌權。英國的輿論界根本沒有採取什麼措施來糾正這種錯誤的認識。
總書記同志，我現在想談一下多年來強硬左派對英國工人運動發展的干擾。這就是兩條道路共存、並行長入到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這種錯誤思想在強硬左派的思想中存在了幾十年，直到10年以前的1976年發展到登峰造極之時才得以解決。
強硬左派多年來要在英國推行的兩條道路就是「議會道路」和「工業道路」。前一條道路就是潛移默化地接管工黨，以其作為工具來掌握政權而製造一個真正的革命社會。另一條道路就是在工會運動中發動工人階級和廣大群眾，走上街頭，從而產生革命的社會。
永遠不能忘記的是，在英國，真正的馬列主義中流批柱是在工會運動之中，工會的中堅分子總是比工黨在議院里的中堅分子多得多。這就是為什麼多年來一直是工會一方起主導作用並且在1976年使其力量達到頂峰的原因。
1974年希恩政府倒台、威爾遜重新掌權時，他也知道不能指望工會。如果他把工會推上來，就會使工黨破裂並且丟掉交椅。那時工會發動了大罷工，要求提高工資、降低生產成本和減少衝天漲的人頭稅，使英國在工業上、商業上和財政上都陷。困境而不能自拔。
到1976年4月，哈羅德·威爾遜失去了對工會和經濟的控制。經濟學家們看得很清楚，大動蕩到來了。威爾遜宣布，由於健康的原因辭職，把政權拱手交給傑姆斯·卡拉漢。
當年夏末，英國經濟瀕臨危機，需要國際貨幣基金會給以大量的緊急貸款，但國際貨幣基金會組織不理睬，認為不符合條件。在10月的工黨代表大會上，英國財政大臣只好書面請求工會的負責人遏制工資和接受削減公用開支。
菲爾比站起來走到窗前。他清楚地記得那個多事之秋，不無遺憾地嘆了口氣。當英國工會的負責人與莫斯科接觸和聆聽如何辦的指示時，他一直是一個秘密聆聽者和得力的參謀。遺憾的是，他很清楚，自17世紀內戰以來，英國一直沒有被革命勢力所掌握；自從那時以來，也從來沒有這樣的媚外。他又回到打字機旁。
您會比我更清楚地記得，當時莫斯科的建議是：工會要重視卡拉漢政府要求節制的號召。不到兩周，工會的戰鬥意志就垮下去了，對政府與工會達成的「社會協約」作了讓步。時至今日，英國自己還仍然蒙在鼓裡。所以，請允許我重申一下您應該了解的情況，因為它與下述情況有關。
應該重視財政大臣的要求，避免把數百萬的工人推到街頭去與軍隊和警察對峙。這裡有一個原因，而且也只能有一個原因。正如那時克利洛夫教授所竭力爭辯的那樣，所有的歷史教訓都證明，只有在革命者打入軍隊和警察之中、並使其大多數人拒絕服從長官的命令而支持遊行示威者之時，群眾運動才能推翻根深蒂固的雜牌民主。
在英國，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儘管多年來一再努力，以便在工會的基礎上「組織」起來，但在英國從未取得成功。原因在於——我認為也是對的——英國士兵和警察仍然效忠於女皇、王權和英國政府（或者叫做別的什麼權力），並且服從他們長官的命令。
只要有這種狀態存在，任何想從大街上而不是從議院內去改變英國歷史的企圖都是註定要失敗的。一旦失敗，它會使我們真正的朋友的事業倒退，不倒退半個世紀的話，也要倒退幾十年。
從那以後，便開始努力改變英國革命的這個薄弱環節，著手於在警察和軍隊內開展工會活動，但沒有收到成效。傑姆斯·卡拉漢過去曾是警察聯合會的顧問，他不允許開展這樣的活動。1979年5月，瑪格麗特·撒切爾上台後，這種活動便被拋出了窗外。
我們的朋友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自從控制了大批都市的權力後，通過出版社和宣傳工具，在上上下下各個階層中，他們或者親自地或者利用托洛茨基小派別中的激進年輕人作為突擊隊，開展不屈不撓的運動，來貶低、低毀和破壞英國警察。目的當然是為了削弱或摧毀英國大眾對警察的信賴，而這些警察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