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醫學研究所地下室的太平問旁邊的檢查室里，庫茲明教授正在進行屍體檢驗前的手臂消毒，他將對今天的第三個屍體進行檢查。也許是職業習慣，他臉上毫無表情。
「下一個是誰？」他一邊用紙巾擦著手，一邊向他的助手詢問。
「158號！」他的助手說。
「敘述詳細情況！」
「白高加索人，男性，約60多歲，死因不詳，身份不明。」
庫茲明思索著。管他是誰呢？他超脫地想著。或許又是一個流浪漢、一個遊民。正在檢查的這具屍體也許可以幫助上面三層樓里正在學習的醫學院的學生，讓他們了解腐爛屍體中的器官是何種狀況，用他的骨骼甚至可以上一堂豐富的剖析課。
像任何大城市一樣，莫斯科每晚、每周、每個月都要湧現大批的屍體。然而，幸虧只有一小部分需要屍檢，否則教授和他所有的法醫病理學的同事們將難以應付。
城市裡出現的死亡，大部分屬於「自然原因」造成的死亡，這是指那些因年老而死於家中或醫院裡的人，或是任何能夠預測到的原因而致死的人。對於這種情況，醫院和當地醫生，就可以為死者簽署死亡證明書。
還有另外一種，稱之為「預料不到的自然死亡」，通常是由於致命的心臟病引起的。在這種情況下，死者去世的醫院，也可以簽署最基本的，例行公事式的死亡證明。
除自然死亡外，還有一些因家庭、工廠及汽車而發生的各種事故所造成的事故死亡。近年來，莫斯科有兩類原因導致的死亡呈上升趨勢，即因寒冷而被凍死和自殺的死亡。這個數字高達幾千人。
從河裡撈出來的屍體分三類：第一類是體內無酒精，衣衫完整的自殺者；第二類身穿正常服裝，但因飲酒過量，而是意外掉到河裡的人；第三類是身著泳裝，是游泳時意外溺水淹死的人。
然後是殺人案。該類案件先由警察局偵探科處理，然後再送到庫茲明教授那裡。即使這些案件，通常也只是個手續問題。正像所有城市裡的大多數情況一樣，大多數案件屬於「家庭內部」事件。80％發生在居民家庭內部，或者犯罪者是家庭成員之一。警察通常在案件發生幾小時內就立案偵破了，事後的屍檢，僅僅是為了證實已經知道的事實。譬如，伊凡把他的妻子刺死了等等，只是幫助法庭迅速作出裁決。
此外，還有酒吧滋事和黑社會爭鬥而導致的死亡；對於後者，警察偵破的概率僅為3％。然而死亡的原因並不重要，子彈穿顱致死也沒什麼了不起。教授根本不關心警察是否能查到肇事者，也很可能找不到。每一年度，在成千上萬的上述案例中，有一件事情是肯定要做的：當局必須搞清楚死者的身份。但是，偶爾他們也會遇到一兩個不知姓名的人。第158號屍體就是屬於無姓無名的那一種。他的助手掀開屍體身上蓋著的單子，庫茲明教授戴上口罩，用戴著膠皮手套的手饒有興趣地檢查起來。
他感到奇怪，甚至覺得挺有趣。那種讓外行人聞到後立刻就會感到噁心的臭氣，卻沒有觸動他的反感。因為，他早就習慣了這種氣味。他手裡拿著解剖刀，繞著長長的解剖台盤旋，兩眼凝視著被毀壞的屍體。他感到納悶。
除了頭部的眼眶是空的以外，屍體的其它部位幾乎完好無缺。他可以看出，死者的眼球是被樹林中的鳥叼走了。死者出事的地點是在明斯克公路附近的樹林里，他是死後六天才被發現。他的骨盆以下，雙腿因死亡時間較長而腐爛，因此已脫色，而損壞的原因很難以判定。胸部和生殖器之間有大面積的硬傷，幾乎沒有一寸好的地方。
他放下解剖刀，將屍體翻過身來。屍體背後，同樣也是遍體鱗傷。他又將屍體翻回去，開始用解剖刀解剖屍體，不時地對著磁帶錄音機解說些要點。之後，他將根據錄音的內容擬寫解剖報告。他錄音的第一句話是當天的日期：1999年8月2日。
1986年2月，華盛頓在1986年2月中旬，使賈森·蒙克和他在蘇聯／東歐分部的上司們高興的是，彼得·索洛明少校與他們聯繫上了。他寫了一封信。
他很聰明，他並沒有設法與在莫斯科的任何西方人聯繫，更不會與美國大使館聯繫。他按照蒙克給他的東德地址寫了一封信。提供地址這一行動，本身就是一種冒險，但是經過了嚴格的預謀。假如索洛明向克格勃彙報這一地址，他將遇到許多無法回答的問題。他的上司都知道只有同意為CIA作後才能得到這樣一個地址，假如是這樣，索洛明的情況就更糟了。
他會遇到這樣的提問：為什麼在第一次與美國人接觸時你不向亞丁的GRU指揮官報告？為什麼你要讓與你聯繫的美國人逃走？這些問題將無法回答。
因此，索洛明只有兩種選擇：要麼保持沉默，要麼與美國人合作。該信件表明他選擇了後者。
在蘇聯，所有國外的來往信件都要被截獲並被審讀。所有的電話、電報、傳真和所有電傳文件也同樣要經受審查。但是，蘇聯內部的郵件數量極大，因此僅對可疑的發信人或收信人的郵件進行檢查。這一規則也適用於蘇聯東歐團體內部的郵件，包括東德。
東德的地址是一名為CIA當郵遞員的地鐵司機的地址，CIA為此也支付他很高的報酬。他家位於腓特烈斯海因區，他收到的信總是以弗朗茨·韋伯為收信人。
韋伯以前是這家的房客，已經去世了。這個地鐵司機承認，在這之前他已經收到過兩封寄給韋伯的信，他一點俄語都不懂，因為韋伯已經死了，所以他把那兩封信扔掉了。他畢竟是個誠實的人。
來信從不寫回信地址或姓名。信的內容是一些陳詞老調：希望你安康，我這裡一切都好；你的俄語學得怎樣呢？希望我們有重逢的那一天。祝你好運，你的筆友，伊凡。
即使東德的秘密警察，也只能根據信的內容推斷，韋伯在某個文化交流宴會上遇到了一個俄國人，他們成了筆友。不管怎樣，這類事情還是受到了鼓勵。
即使東德秘密警察，透過字裡行間破譯了用隱顯墨水寫的電文，它只能表明韋伯曾經是個間諜，現在已經不在人世了。在莫斯科那邊，一旦信件投進了信箱，發信人就消失了。
地鐵司機海因里收到信後，要把它轉交給柏林牆那邊西德的有關人員。他轉遞信件的方法聽起來很奇特，但是冷戰期間，在這個被分離的柏林市裡確實發生了許許多多的怪事。事實上，他的方法太簡單了，以至於他從來沒被抓住過。冷戰結束後，德國統一了，海因里到了退休的年齡，他可以安度晚年了。
1961年之前，柏林有一個環城地鐵系統；1961年以後，為了阻止東德人外逃，建了一堵柏林牆，柏林被分割了。自那以後，許多東、西之間的通道被堵塞了。而地鐵有一段地面上的高架鐵軌，正是東、西德的交匯點。
東德的鐵路在這裡向西德境內凸出了一小段彎道，然後又返回東德。火車行駛到這裡時，所有的門窗都被密封了。東德的乘客可以坐在火車裡俯瞰很小一片西德的土地，但是他們不能踏上那片土地。
當海因里獨自一人在司機室里時，他將放下窗戶，在列車路過某一地點時，他用彈弓將一個類似高爾夫球的東西彈到外面一個戰爭留下的炸彈坑裡。列車外面總會有一名中年男子在那裡溜狗，這個人知道海因里工作的時間表。當火車呼嘯著離開後，他把那個高爾夫球拾起來，然後把它帶給在CIA西德情報站工作的同事們。球被擰開後，裡面放著一封被卷得很緊的蔥皮紙信件。
索洛明有消息了，而且消息還不錯。他回國後先忙著彙報工作，接著有一周的假期。他已經重新回到了國防部待命。
在國防部的大廳里，他遇到了曾在三年前為其修建郊外別墅的那個國防部副部長。該人已上升為國防部的第一副部長。
儘管他穿著上將的制服，佩帶的勳章重得足以沉沒一艘炮艦。但是這個人確實是靠政治台階爬上來的。看到他的身邊有來自西伯利亞的戰士，他很高興。他對按照他的計畫完工的別墅很滿意，正巧他的副官由於健康原因——飲伏特加酒過量，剛剛退休。他把索洛明提升為中校，接替了那個職務。
最後，索洛明冒著極大的風險留下了他在莫斯科的住址，並請求指示。如果克格勃截獲並破譯了那封信，他肯定將被幹掉。由於他無法接近美國大使館，所以他告訴蘭利，如何才能找到他。在離開葉門之前，應該給他提供更先進的通信包，然而由於葉門的內戰而未能實現。
10天以後，他接到了一份關於交通違章的「最後通牒」書。信封上印有中央交通辦公室的徽標。信是從莫斯科郵寄的，未受到任何人的懷疑。該通知書和信封偽造得如此逼真，以至於他差一點就給交通辦打電話，向他們提出抗議，因為他從未闖過紅燈。然後，他發現信封里滲出了沙粒。
他吻別了送孩子上學去的妻子，獨自一人，用他從亞丁偷偷放在刮臉用具包裡帶回來的增強水塗在通知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