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工作人員正常上班之前，麥克唐納已經回到了他的辦公桌前。他昨晚整夜沒睡覺，但沒有人會察覺。他是一個非常講究的人，上班前他已經在一樓工作人員洗手間洗臉、刮臉並換上了放在他辦公桌里的乾淨襯衫。
他的副手，布魯斯·格雷西·菲爾德在他的住宅里接到通知，要求他9點之前必須到辦公室。雨果·格雷現在已經回到他自己的床上，他也接到了類似的通知。8點鐘，麥克唐納通知他的兩名警衛人員（這兩個人以前都是部隊的老軍士）將「泡沫」會議室準備好，9點15分要開會。
剛到時間，會議就開始了，麥克唐納對他的兩名同事解釋說：「今天的會議議程是討論我昨天拿到的這份文件。已經沒有必要告訴你們它的內容了。可以這樣說，假如它是偽造的或騙局，那麼我們現在是浪費時間。如果它是真的，目前我還不知道結果，它將是一個意義十分重大的事件。雨果，請你把事件的背景給格雷西敘述一遍，好嗎？」
格雷把西莉亞·斯通告訴他的事情重複了一遍。
「準確地說，」麥克唐納使用了一個他最喜歡說的短語，聽到這話的年輕人都收斂了笑容，「我想知道那個老頭究竟是什麼人，他是如何得到那份有可能是絕密的文件的，為什麼他要選擇那輛車，在那個地點投放那份文件。他以前認識西莉亞·斯通嗎？他知道那是大使館的車嗎？如果知道，為什麼選擇我們？此外，咱們大使館裡有人能畫像嗎？」
「畫像？」菲爾德問。
「畫一張人頭像。」
菲爾德說：「有一位夫人是教美術的。她過去曾經是倫敦兒童圖書的插圖畫家，後來嫁給了我們檔案館的某個人。」
「去查一下。如果她能畫，叫西莉亞·斯通配合她。此外我打算親自與西莉亞面談一次。另外還有兩件事要做。首先，我們的朋友很可能再一次出現，他試圖接近我們，會在我們大樓的四周轉悠。我打算讓梅多斯下士和雷諾茲軍士留意我們的主要門口。如果發現他，要儘快向我報告。盡量讓他進來喝杯茶。其次，他有可能在其它地方嘗試其它的辦法，也許會自己惹禍上身而遭逮捕。格雷西，你在警察局有沒有認識的人？」
菲爾德點點頭。他是這三個人當中在莫斯科呆的時間最長的一個，他來後繼承了一些低層次的消息源，後來他自己也建立了幾個關係。
「諾維科夫巡警。他在彼得羅夫卡總部大樓里工作。有時很有用。」
麥克唐納說：「與他聯繫一下。不要提起扔到我們車裡文件的事。就說街上有個怪老頭纏著我們的人，要求面見大使。我們不願理睬他，而請他不要再糾纏我們了。如果有畫像，讓他看看畫像，但不要把畫像留在他那兒。你們下一次什麼時候見面？」
菲爾德說：「沒計畫。我可以在電話亭打電話找他。」
「好吧，看看他是否能幫忙。我要到倫敦去幾天。格雷西，我不在時你擔任臨時指揮。」
西莉亞·斯通走到辦公樓大廳時，被告知直接去「A」會議室，而不是去麥克唐納的辦公室，她感到有些吃驚。她知道這間會議室是一個特殊的，可以防竊聽的地方。
麥克唐納非常和藹地與她交談了一個小時。他用筆記下了每個細節，她同意他的推理，那個老頭曾經糾纏過其他工作人員，要求見大使。他問她是否同意協助畫一張那個老頭的頭像。她當然同意。她願意儘力幫忙。
在雨果·格雷的陪同下，她指導檔案館副主任的夫人花了一個午飯時間，用木炭和蠟筆畫了一張那個老頭的草圖。畫中特別突出了他的三顆鋼門牙。全部畫完後，西莉亞點點頭說：「就是他。」
午飯後，喬克·麥克唐納讓梅多斯下士做他的保鏢，護送他去了大舍列梅季耶沃飛機場。他並不是怕中途遭到劫持，而是他也不敢肯定，他皮包里的文件的合法主人是否會想方設法奪回他們的財產。作為輔助的防禦措施，他把文件包用一個鏈條鎖在他的左手腕上，手腕上覆蓋了一件夏季用的輕型雨衣。
當大使館的豹牌汽車駛出大門時，外人是不會看到這些細節的。他注意到索菲斯卡亞碼頭停放著一輛柴卡轎車，但是它並沒有跟蹤他們的豹牌車，因此他沒有再往下細想它。事實上那輛柴卡轎車正在等待一輛紅色越野車的出現。
在飛機場，梅多斯下士將他護送到檢票口，在那裡他出示了外交護照，然後免去了一切檢查。在候機室等了一小會兒後，他就登上了飛往倫敦希思羅機場的英國航空公司的航班，起飛後才深深地慢慢地吸了一口氣，要了一杯杜松子酒和奎寧水。
1985年4月，華盛頓假如天使長加百利下降到華盛頓，詢問蘇聯大使館內克格勃工作人員，在所有CIA軍官當中，他們最喜歡選擇哪個作為俄羅斯策反的對象，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羅索夫不會猶豫很長時間。
他會回答道：「我選擇作戰局蘇聯分部反情報小組的組長。」
所有情報局內部都配備有反情報機構。情報工作和反情報工作是為同一個大的組織服務。只是反情報機構的工作人員與他們的同事關係不是太密切，他們的任務是審查任何一個有疑點的人。這項工作有三個功能。
反情報人員將聽取另一方的彙報，他們將努力確認被策反者是真的，還是假的。一個假的被策反者或許也能帶來一些真的情報，但是他的主要任務是散布假情報：其目的要麼是讓他的新主子相信他們隊伍里沒有叛徒，而實際上叛徒確實存在；或者用另一種方法將他們的主子引入毫無出路的迷宮和死胡同。一個熟練的「騙子」可以使他的敵人浪費數年的時間和精力。
反情報工作人員還可以從反面驗證那些仍然留在敵方工作的人員狀況。因為，在已經被招募的間諜中，有些人可能是雙重間諜。「雙重」間諜是指那些名義上已被招募，而實際上仍忠於他們過去的組織並執行其命令。他們將提供少量的真實情報以騙取信任，然後就可以在他們應該為其工作的人群中搞大破壞活動。
最後，反情報工作人員必須確保自己一方沒有被敵人滲透，在自己的心臟里沒有隱藏著的叛徒。
要完成這些任務，反情報工作人員必須掌握整個過程。反情報工作組有權提取所有被策反人員的歷史檔案以及有關他們的彙報資料。他們可以深入敵國；檢查所有被策反人員的工作及聘用情況，實地考察有無任何背叛的危險。他們有權以檢查可靠性和真實性的名義，查閱自己一方每個辦公室里所有人的檔案。
正是由於這種嚴格的職能劃分和「需要知道」的原則，掌握卜2個軍事行動的情報軍官可以向他們的同事泄露自己掌握的軍事計畫，但是他們通常並不知道他們的同事正在做什麼工作。只有反情報人員有權了解內幕。這就是為什麼——當那個天使長官要安德羅索夫上校作出選擇時，他願意選擇蘇聯分部反情報小組負責人的原因。反情報小組的人員必須是在最可靠的人當中挑選。
1983年7月，奧爾德里奇·黑曾·埃姆斯被任命為蘇聯東歐分部蘇聯反情報小組的負責人。這樣一來他完全掌握了他的兩個下屬機構：其一是負責所有在蘇聯國境內工作的、但已經被美國招募的蘇聯被策反人員事務的蘇聯司，第二是負責在蘇聯境外工作的、所有被策反人員事務的外部作戰司。
1985年4月16日，因缺錢花，埃姆斯走進了位於華盛頓第16街的蘇聯駐美國大使館，請求面見安德羅索夫上校，主動提出為蘇聯人當間諜。條件是5萬美元。
他還帶去了一些表示真誠的小禮物。他泄露了三名已與CIA取得聯繫並主動為它工作的俄國人名單。以後他可以將他們解釋為雙重間諜，也就是說不是真正的被策反人員。不管怎樣，這三位先生從此消失了。他還拿去了一份CIA內部人員名單，其中他的名字位於顯要位置，以證明他就是他自己所說的那個職位上的人物。然後他離開了，當他第二次經過蘇聯大使館的院前時正好被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攝像機拍上了鏡頭。但是那些錄像帶也從來沒有重放過。
兩天之後，他得到了5萬美元。那僅僅是個開始，給美國歷史上帶來最嚴重後果的叛徒，也許包括貝尼迪克特·阿諾德在內，從此開始工作了。
後來的分析家們有兩個解不開的迷。其一是，這樣一個非常欠缺修養、行為不端、酗酒肇事、毫無希望的人是如何能夠得到連續提拔直至升到那個對可靠性要求極高的位置上的。第二個是，到了那年的12月份，高級領導者已經知道在他們的秘密中心隱藏著一個叛徒，那麼他又是如何繼續隱藏了八年，以至於給CIA帶來了八年的災難。
第二個問題的答案來自多個方面。CIA內部的無能、缺乏生氣以及沾沾自喜的狀態都使叛徒有機可乘，此外克格勃還精心散布了假情報來保護他們的雙重間諜；蘭利的狀況更糟、更懶散、神經質、好逸惡勞，這些都為叛徒提供了更多的機會，最終使人們想起了詹姆斯·安格爾頓。
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