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煙店老闆的兒子嚇壞了，他的父親也是如此。
「發發慈悲吧，把你所知道的事情告訴他們，我的兒子。」他對孩子哀求道。
來自科威特抵抗運動委員會的兩人代表團彬彬有禮，他們向煙雜店老闆作了自我介紹，並堅持希望他的兒子能對他們坦率地說真話。
煙店業主雖然知道客人告訴他的是假名字而不是他們的真名，但他明白他正與他的同胞中的重要人物說話。更糟糕的是，原來他的兒子在參加積極抵抗，這完全使他大吃一驚。
他剛剛獲悉兒子不是參加到正式的科威特抵抗運動，而是在一個他聞所未聞的怪異的土匪的指使之下，被人家看見在伊軍卡車底下安放炸彈。這種事情會使任何父親發作心臟病。
他們四人坐在位於凱番的煙雜店老闆那座舒適的住宅的客廳里。其中一位客人解釋說，他們不會去為難那個貝督的，只不過是想與他聯繫上，以便他們能夠合作。
於是，那男孩把發生過的事情從頭說起，即從他的朋友在準備向一輛疾駛而過的伊軍卡車射擊時被人從一個石堆後面拖了下來那一刻起。客人們靜靜地傾聽著，只有那個提出要求的人偶爾插了幾個小問題。那個戴著墨鏡、沒有說話的人是阿布福阿德。
提問者對學生小組與貝督會面的那座房子表示出特別的興趣。小夥子說出了地址，然後補充說：「我認為你們去那裡找他是沒什麼意義的。他非常警覺。我們的一個人有一次去那裡想與他談話，但那地方上著鎖。我們認為他不是住在那裡，可他知道我們去過了。他警告我們以後千萬不能這樣做了。如果再這樣的話，他說就不與我們聯繫了，我們就再也見不到他了。」
阿布福阿德坐在角落裡，他點點頭表示贊同。與其他人不一樣，他是一位受過訓練的軍人，他認為他認出了另一個受過訓練的高手。
「你們下次什麼時候會面？」他靜靜地問道。
那孩子可以傳遞一個信息，這樣就有機會邀請一次會談。
「現在他只與我們其中一人聯絡。被聯絡人再通知大家。這也許要過一段時間。」
兩個科威特人離開了。他們得到了兩輛汽車的描述：一輛破舊的皮卡，顯然是從鄉下往城裡運送水果的市場攤販的偽裝；以及一輛可在沙漠旅行的大馬力四輪驅動吉普車。
阿布福阿德通過其在交通部的一位朋友對；汽車號碼進行了查核，但是追蹤中斷了。兩個號碼都是虛構的。惟一的線索只剩下了身份證——那人必須攜帶身份證以通過伊拉克人到處設置的路障和檢查點。
通過委員會他聯繫上了內務部的一名公務員。他的運氣來了。那人回憶起曾給一個來自賈赫拉的市場攤販做過一份假身份證。那是六個星期之前他為百萬富翁艾哈邁德·阿爾卡里法幫的一個忙。
阿布福阿德欣喜若狂，併產生了興趣。那富翁在抵抗運動中是一個有影響的、受人尊敬的人物。但大家認為他僅僅限於提供資金，而不是參加行動。他究竟為什麼要去充當那個神秘的、致命的貝督的恩人呢？
在科威特南方國境的對面，美軍武器如同潮水般地在湧進來。當9月份的最後一個星期流逝時，在利雅得老機場路上的沙特國防部大樓底下的第二層地下室的秘密小房間里工作的諾曼·施瓦茨科普夫上將最後明白，他終於有了足夠的軍力可以保衛沙烏地阿拉伯免受伊拉克的進攻。
在空中，多國部隊空軍司令查爾斯·霍納中將已經建立起了一頂由經常性的空中巡邏所組成的鋼鐵防護傘，配備了能夠快速搶佔制空權的大量戰鬥機中隊、攻擊地面目標的戰鬥轟炸機隊、空中加油機隊。重型轟炸機隊和對付坦克群的雷電攻擊機隊，足以從地面和空中摧毀來犯的伊拉克軍隊。
他擁有的空中技術能夠通過雷達覆蓋伊拉克境內的每一平方英寸土地，能感應到每一台重型金屬設備在道路上的運動、穿越沙漠的運動或試圖升空的運動，能截聽到每一次通過電波傳輸的伊拉克人的談話，並能確定任何熱源。
在地面上，諾曼·施瓦茨科普夫知道他已經有了足夠的機械化部隊、輕重裝甲部隊、炮兵和步兵，可迎戰任何伊軍的進攻縱隊，拖住它、包圍它和殲滅它。
在9月的最後一周，在即使是對盟國也不告訴的絕對保密的條件下，美國開始制訂從防禦轉為進攻的作戰計畫。攻人伊拉克的計畫也在制訂了，儘管聯合國的命令仍局限於保衛沙烏地阿拉伯和海灣國家的安全，僅此而已。
但他也有問題。其中一個是當他於六周前抵達利雅得時，伊拉克針對他布置的兵力、大炮和坦克是雙倍於他的軍力。另一個問題是在解放科威特時，他需要多國部隊兵力比保衛沙烏地阿拉伯的兵力翻一番。
諾曼·施瓦茨科普夫是一個牢記喬治·巴頓的格言的人：死一個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或任何其他聯軍士兵都嫌太多。在他發動進攻之前，他有兩個要求：把他目前的兵力增加一倍和實施空中打擊，確保布置在邊境北面的伊軍「降低」百分之五十。
那就意味著更多的時間、更多的裝備。更多的備品、更多的大炮。更多的坦克、更多的部隊、更多的飛機、更多的燃油、更多的糧食和更多更多的錢。然後他就告訴國會裡那些目瞪口呆的空想拿破崙們，如果想打勝戰爭，那麼最好是把這些東西全都給他。
實際上，這些話是由更文雅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威爾傳過去的，但他把話說得婉轉了一些。政客們喜歡與軍人玩遊戲，但不喜歡直接聽到軍人的語言。
所以9月底在制訂的計畫是完全保密的。結果表明該計畫制訂得很好。一直在拋出和平計畫的聯合國要等11月29日才授權多國部隊可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發起進攻，把伊拉克趕出科威特，除非他們在1月15日前撤出。假如拖到11月底才開始計畫的話，那就不可能及時完成計畫的制訂。
艾哈邁德·阿爾卡里法感到很為難。他當然知道阿布福阿德，知道他是什麼人和幹什麼的。況且他也同情他的要求。但他有過承諾，他解釋說，他不能違背諾言。
即使是對他的科威特同胞和同胞抵抗運動成員，他也沒有透露出那個貝督因人其實是一名英國軍官。但他還是同意在某個地方給貝督因人留下一張紙條。他知道那人遲早會發現條子的。
第二天上午，他在基督教墓地里一等水手謝普頓的大理石墓碑下留了一封信，並附上了他個人的意見，要求貝督因人同意會見阿布福阿德。
伊軍的小分隊共有六名士兵，由一名中士帶隊，當貝督因人從街角上轉出來時，他們與他一樣對對方的出現而大吃一驚。
麥克·馬丁已經把他的那輛微型卡車停在了一個上鎖的車庫裡，正步行穿越城市向他選定過夜的別墅走去。他太累了，且他的警惕性不同尋常地遲鈍了。當他看見伊拉克人並且明白對方也看見了他時，他咒罵了一聲。在他的戰鬥生涯中，警惕稍有鬆懈是會導致人員傷亡的。時間早已進入了宵禁，儘管他已經相當習慣穿越在沒有遵紀守法的市民蹤影、只有伊軍巡邏兵在巡視的空曠的街道，但他還是選擇燈光暗淡的街道、越過黑暗的廢棄場地、穿行在小巷子里，如同伊軍士兵堅守在主要公路和十字路口相對應。這種方法使他和伊拉克人各自相安無事。
但自哈桑·拉曼尼返回巴格達，並針對常規軍的無能提交了一份充滿尖刻批評的報告之後，一些事情正在發生著變化。伊拉克特種部隊的綠色貝雷帽士兵開始在科威特市街頭上出現了。
雖然不能與精銳的共和國衛隊相提並論，但綠色貝雷帽部隊至少要比被稱為常規軍的亂糟糟的應徵士兵更守紀律。靜靜地站在他們的卡車旁邊的就是六名綠色貝雷帽士兵；那裡通常是沒有伊拉克人的。
馬丁正好有時間重重地倚在他隨身帶著的一根手杖上，扮起了一個老頭的樣子。這倒是一個好主意，因為在阿拉伯傳統中，老人是受到尊敬的，或者至少是受到同情的。
「喂，你——」那中土喊道，「過來。」
四支步槍對準了戴著格子茶巾的孤獨的身影。那位老人停頓了一下，然後一拐一拐地走上前來。
「這麼晚了你還在幹什麼，貝督？」
「只是一個老頭子想趕在宵禁結束前回到自己家裡去呀，賽義德。」那人嗚咽著說。
「現在已經過了宵禁時間了，笨蛋！過了兩個鐘頭了。」
老頭迷惘地搖搖頭。
「我不知道，賽義德，我沒有手錶。」
在中東，手錶並不是必備的，這是一種受到高度珍藏的物品，也是財富的一種象徵。到達科威特的士兵很快就擁有了手錶——他們是白白拿來的。但貝督因人這個詞語來自於比頓，意思是「沒有」。
中士咕噥了一聲。這個借口倒也站得住腳。
「證件。」他說。
老人用他那隻空著的手去拍他那件沾滿了塵土的袍子。
「我好像丟了證件。」他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