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7點至午夜。
蘇聯的反應來得這麼突然，出乎意料而又殘酷無情，使得威廉·馬修斯總統坐在那兒茫然不知所措。正當他遣人去喚中央情報局局長羅伯特·本森和安全事務顧問斯坦尼斯拉夫·波克爾威斯基的時候，他們已經在等候著了。
那兩個人來到了橢圓形辦公室與國務卿做伴，這時，馬修斯便解釋了基洛夫大使來訪所帶來的麻煩。
「他們究竟居心何在？」總統問道。
他的三位主要顧問之中誰也不能做出回答，卻提出了各種設想，其中主要是：馬克西姆·魯丁在他自己的政治局中遭到了挫折，無法在都柏林條約上搞下去；而「弗雷亞」號事件只不過是他避而不簽字的借口而已。
這個想法經討論被一致否定了：不簽訂條約的話，蘇聯將拿不到糧食，而他們的庫存已所剩無幾了。有人提議，蘇聯民用航空總局魯登科機長的喪生體現了那是一種克里姆林宮所無法容忍的丟臉事情。這也被否定了：國際條約不能由於死了飛行員而被撕毀。
過了一個小時，中央情報局局長概括地說：「這簡直是毫無道理，然而又肯定是有道理的。馬克西姆·魯丁不會無緣無故便像一個瘋子那樣做出反應的，而我們卻不知道其中的緣由。」
「那仍然沒有使我們擺脫那兩個令人震驚的選擇方案，」馬修斯總統說道，「要麼我們讓米什金和拉扎雷夫獲得釋放，隨之而喪失我們這一代最重要的裁軍條約，並在一年之內看著戰火燒起來；要麼我們利用我們的影響不使他們獲釋，隨之而使西歐面臨這一代最嚴重的生態災難。」
「我們必須找到第三種途徑。」戴維·勞倫斯說道，「但究竟在哪兒呢？」
「只有從一個地方去找，」波克爾威斯基答道，「從莫斯科的內部。答案是在莫斯科內部的某個地方。如果我們不知道為什麼馬克西姆·魯丁要做出這樣的反應的話，我不相信我們自己能夠制訂出一個旨在避免這兩種非此即彼的災難的對策。」
「我想，你是在指『夜鶯』。」本森插話說道，「不過時間來不及了，我們不是在談論幾個星期，或者是幾天的事情，我們只有幾個小時了。我認為，總統先生，你應該設法用直通線路親自與馬克西姆·魯丁通話。以總統的身份問主席，他為什麼在兩位猶太人飛機劫持者問題上採取這種態度。」
「如果他拒絕說出他的緣由呢？」勞倫斯間道，「他可以通過基洛夫來說明緣由的，或者發一封私人信件……」
馬修斯總統拿定了主意。
「我馬上要求與馬克西姆·魯丁通話，」他說道，「但如果他不接我的電話，或者拒絕給我做出解釋，我們將不得不設想，他本人在他自己的那個圈子裡受到某種無法忍受的壓力。所以，當我在這兒等電話的時候，我將馬上把這兒剛才發生的秘密事情透露給卡彭特夫人，並請她通過奈傑爾·歐文爵士和『夜鶯』提供幫助。作為最後一著棋，我將與波恩的布希總理通話，請他給我更長一段時間。」
當打電話者請求與路德維格·揚本人通話時，特格爾監獄的電話總機話務員準備回絕那個人。有許多的新聞界人士試圖與有關的獄吏通話，以獲得有關米什金和拉扎雷夫的詳細情況。
但當那個人說明他是揚的堂兄弟，而揚一定得在第二天中午去參加他女兒的婚禮時，話務員軟了下來。親屬要另眼相看。她把電話接通了，揚在他的辦公室里接了電話。
「我想你是記得我的。」那個聲音對揚說道。那位獄吏對他記得很清楚，就是那個長著一雙帶著勞改營特徵的眼睛的俄國人。
「你不應該打電話到這兒來找我。」他用嘶啞的聲音說道，「我無法幫你的忙。警衛已增加了兩倍，班次也更換了。我現在要始終值班下去，就睡在這裡的辦公室，一直到另有通知為止，這是命令。現在已無法接近他們了，就是那兩個人。」
「你最好找個借口出來一個小時。」庫庫希金上校的聲音說道，「離工作人員進出的門口400米遠的地方有一個酒吧間。」他說出了那個酒吧間的名字和地址。揚並不知道那個酒吧間，但認得那條街道，「過一小時，」那聲音說道，「否則的話……」接著是咔噠一聲。
在柏林，時間是晚上8點鐘，天色已很黑了。
當英國首相被喚去接馬修斯總統親自打來的電話時，她正在唐寧街10號的私人寓所中與她的丈夫一起吃晚餐。電話接通時，她已回到她的辦公桌旁。兩位政府領導人相互很熟悉，自從英國第一位女首相上任以來，他們已會晤過十幾次。在面對面的時候，他們用教名相稱；然而，儘管橫跨大西洋的超級絕密電話是無法竊聽的，但要作正式錄音，所以，他們還是使用客套語。
馬修斯總統說話小心翼翼，但措辭簡明扼要，對馬克西姆·魯丁通過駐華盛頓大使向他轉達的口信作了解釋。
瓊·卡彭特大吃一驚。「天哪，這究竟是為什麼呢？」她問道。
「我的問題就在這兒，夫人，」從大西洋彼岸傳來美國南部方言那種慢吞吞的說話聲，「沒有任何解釋，一點也沒有。還有兩件事情，基洛夫大使告誡我，如果魯丁口信的內容為公眾所知道，都柏林條約將仍然遇到同樣的後果。我可以指望你會慎重對待嗎？」
「絕對如此。」她答道，「第二件事情呢？」
「我已試圖通過直線與馬克西姆·魯丁通話，但無法找到他接電話。好了，從那一點看，我不得不設想他在克里姆林宮的首腦機關中遇到了他自己的問題，而他又無法談這些事。坦率地說，那已使我進退兩難。但對有一件事情我是鐵了心的，我不能讓那項條約毀了。它對於整個西方世界來說實在是太重要了。我必須為此而戰。我不能讓柏林一所監獄中的兩名飛機劫持者毀了那項條約；我不能讓北海一艘油輪上的一幫恐怖分子挑起一場東西方武裝衝突，那種衝突是隨之而會產生的。」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總統先生。」首相從她倫敦的辦公桌旁說道，「你想讓我幹什麼呢？我料想，你比我對於布希總理將具有更大的影響。」
「不是那件事，夫人。有兩件事情。關於『弗雷亞』號爆炸對於歐洲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我們已掌握了一部分情報，但我設想你手頭的情報更多，一旦船上的恐怖分子使出最狠的手段的話，我需要知道所能想像得到的每一種可能的後果和抉擇。」
「是的，」卡彭特夫人說道，「今天一整天，我們這兒的人已對油輪、貨油、遏制溢油的可能性等等已在一起作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審議突然襲擊油輪的計畫；現在我們也許不得不這麼辦了。我將在一個小時以內把我們所掌握的那一類情報都轉發給你。還有別的什麼事嗎？」
「這是件棘手的事，我幾乎不知道怎麼問這件事。」威廉·馬修斯說道，「我們認為，對於魯丁的這種舉動肯定有一個解釋，在我們搞清楚其中的緣由之前，我們是在暗中摸索。如果由我來對付這場危機，我必須開始了解事情的真相。我必須獲得那個解釋。我需要知道是否還有第三種可供選擇的方案。我想請你派你的人最後一次讓『夜鶯』發揮作用，為我找到那個答案。」
瓊·卡彭特沉思了起來。她總是採取一種對奈傑爾·歐文如何管理他那個部門決不橫加干涉的方針。她與她的幾位前任不同，她堅決不到情報部門去打聽消息以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自從上任以來，她已為秘密情報局和MI-5的兩位主任增加了一倍的預算，並選用鐵杆職業人員任職，而他們則忠心耿耿為她效勞以作為報答。有了那樣的赤膽忠心，她便相信他們是不會辜負她的期望的。而且兩個人都沒有辜負她的期望。
「我將儘力而為。」她最終說道，「但我們是在談論克里姆林宮中心的事情，而且是幾個小時就要解決的問題。如果那是可能的話，那會辦成的。關於這一點，你信我的話好了。」
當聽筒放回到叉托開關上時，她給丈夫打了個電話，告訴他不要等她，她將通宵達旦待在辦公桌旁。她從廚房裡要了一壺咖啡，待這些瑣碎事情安排好之後，她打電話到朱利安·弗蘭納里爵士的家中，就在明線上告訴他已經發生了新的危機，並請他馬上回到內閣辦公廳中去。她的最後一個電話不是用的明線，那是打給「企業」總部的值班官員的。她要求與奈傑爾·歐文爵士聯繫上，不管他在什麼地方，務請他立即到唐寧街10號去。在等候的過程中，她打開了辦公室中的電視機，恰好趕上英國廣播公司9點鐘的新聞節目才開始播送。漫長的黑夜開始了。
路德維格·揚悄悄地走進小酒室坐了下來，略微有些汗津津的。那個俄國人從桌子對面冷若冰霜地注視著他。身材肥胖的獄吏無法知道，那個可怕的俄國人是在為保全自己的性命而掙扎；但那個人沒有露出口風。
當揚解釋自那天下午2點鐘以來所實施的新規則時，他毫無表情地傾聽著。事實上，他並沒有外交身份做掩護；他是作為他的東德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