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芒羅坐在一間房子里，房門鎖著。這兒是位於莫里斯·多列士大堤的英國大使館主樓。他傾聽著身前錄音機上磁帶的最後幾句話。房間是安全可靠的，決不可能受到俄國人的電子監視，這就是他為什麼向政務參贊借用這兒幾個小時的原因。
「……那不用說，這個消息不得外傳。我們的下次會議在一個星期以後的今天召開。」
馬克西姆·魯丁的聲音消失了，磁帶在錄音機上發出嘶嘶的響聲，然後就停住了。芒羅把錄音機關掉。他向後倚著身子，輕聲吹了一聲長長的口哨。
如果這是真的話，那比20年前由奧利格·彭科夫斯基帶過來的東西更為重要。有關彭科夫斯基的事在秘密情報局和中央情報局猶如民間傳說一般，克格勃對此始終懷恨在心。彭科夫斯基原是蘇軍總參謀部情報總局的少將，可以接觸最高機密。他由於對克里姆林宮統治集團不再抱有幻想，便先是與美國人，然後與英國人打交道，主動要求提供情報。
美國人懷疑這是個圈套，於是拒絕了他。英國人接受了他，「操縱」了他兩年半的時間，直至他被克格勃誘捕、揭露、審判和處死。在他的那段時間中，他帶來了秘密情報的大豐收，但尤為重要的是，那發生在1962年10月古巴導彈危機期間。在那一個月之中，肯尼迪總統在古巴設置導彈的問題上針鋒相對地與尼基塔·赫魯曉夫相對抗，顯示出高超的技藝，全世界都為此而拍手稱快。世人所不知道的是，由於彭科夫斯基的緣故，那位俄國領導人確切的實力和弱點都已掌握在美國人的手裡。
當危機最終完結時，蘇聯的導彈已運出了古巴，赫魯曉夫威風掃地，肯尼迪成了一位英雄，而彭科夫斯基受到了懷疑。他在11月份被逮捕。不到一年的時間，經過一次裝門面的審判以後，他就一命嗚呼了。也是不到一年的時間，赫魯曉夫就倒台了，是被他自己的同僚們推翻的，表面是因為他在糧食政策上的失敗，事實上是因為他的冒險主義使他們嚇得六神無主。而且在1963年的同一個冬天，肯尼迪也離開了人世，剛好在他獲得成功之後的第十三個月。民主黨人。暴君和間諜都從舞台上銷聲匿跡了。不過，即使是彭科夫斯基也從來沒有鑽到政治局的營壘中去。
芒羅把磁帶盤從錄音機上取下來，又把磁帶重新安在錄音機上。雅科夫列夫教授的聲音對他來說當然是陌生的。磁帶的大部分錄音是他在照本宣科。但在教授之後的討論中，共有十個人的聲音，至少有三個人是可以分辨出來的。魯丁低沉的咆哮聲是很熟悉的；至於維希納耶夫的傲慢腔調，他以前是聽見過的，當時是在觀看電視上播送那個人在黨代表大會上演講的情景；而他也曾在電影和錄音帶上聽到克倫斯基元帥在「五一」國際勞動節慶祝集會上的喊叫聲。
他的問題在於，當他把錄音帶送回倫敦作因人而異的聲波紋分析時，該如何把錄音帶的來源掩蓋起來，正如他所知道的那樣，他是必須這樣做的。他知道，如果自己承認在浴巾中發現了打字的便條之後到樹林中秘密赴約的話，有人就會這樣問：「為什麼是你呢，芒羅？她是怎麼認識你的呢？」要迴避那個問題將是不可能的，要回答這個問題也同樣是不可能的。惟一的解決辦法是設想一個可能的來源，既要是可信的，又要是無法核對的。
他到莫斯科僅有六個星期的時間，但誰也無法懷疑他甚至對俄語中的俚語也十分精通，而這使他得益匪淺。兩周前，捷克大使館曾舉行了一次外交招待會，當他聽到身後有兩位俄國人在竊竊私語時，他是在與一位印度隨員交談。他聽到其中有一個人說道：「他是個牢騷滿腹的傢伙，自以為是應該混進最高權力機構的。」
他曾順著那兩個說話的人的凝視目光看去，注意到他們正在盯著房間那邊的一個俄國人，也許是在議論他。後來查了來賓的名冊才證實那個人是安納托利·克里沃伊，他是黨的理論家維希納耶夫的私人助手和得力幹將。那麼，他有什麼好抱怨的呢？芒羅核查了他的檔案材料，查到了克里沃伊的履歷。他曾在中央委員會黨組織部中任職；在任命佩特羅夫擔任要職之後不久，克里沃伊便出現在維希耶納夫的班底之中。憤然離去嗎？與佩特羅夫有個人恩怨之爭嗎？是受到冷遇而牢騷滿腹嗎？這些都是完全可能的，對於一位駐在國外的情報站長來說，都是令人感興趣的材料。
克里沃伊，他沉思默想著。也許，僅僅是也許而已，他也許至少可以接觸到維希納耶夫的記錄稿，也許甚至可以接觸到錄音帶。而且他也許是在莫斯科，他的上司肯定是的。當東德總理在一個星期之前到這兒時，維希納耶夫是在場的。
「對不起，安納托利，你才改換門庭。」芒羅在把塞得鼓鼓的一隻信封塞進內口袋時說道，並走上樓梯去見政務參贊。
「恐怕，我得與星期三的信使袋一起返回倫敦，」他對那位外交官說道，「那是無法避免的，而且刻不容緩。」
政務參贊沒有提出任何問題。他知道芒羅的差事，答應安排這件事。外交信使袋實際上是一隻大口袋，或者至少是幾隻小帆布袋，每星期三從莫斯科發往倫敦，而且總是利用英國航空公司的航班，從來不搭乘蘇聯民用航空總局的航班。女王陛下的信使隊經常從倫敦飛往世界各地接收駐外使館的郵袋，郵袋由於印有王冠和靈提的國徽而受到保護；信使隊從倫敦派人來取郵袋。非常機密的材料裝在一隻金屬文件盒裡，由鏈條縛在信使的左手腕上；比較常規的材料裝在帆布袋裡。信使親自上機艙檢查郵袋是否安放妥貼。一旦進了機艙，那便是登上了英國的領土。但在到莫斯科去的情況下，信使是由一位大使館的工作人員陪送的。
誰都搶著干這種護送的差事，因為那可以很快返回倫敦一趟去採辦些貨品，還可能樂滋滋地度過一個良宵。那位在那一周輪值護送的二等秘書為失卻了他的機會而感到惱火，但並沒有提出任何問題。
英國航空公司的300B型「空中公共汽車」，在下一個星期日從謝列梅捷沃機場起飛了；那個機場在1980年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之後已煥然一新。飛機掉過機頭便朝倫敦飛去。坐在芒羅身邊的那位信使長得身材矮小，但乾淨利落，是一位退伍的陸軍少校，他很快就旁若無人地搞他的業餘愛好了——在一份主要的日報上做填字遊戲。
「你得干點兒事情來消磨這些沒完沒了的空中旅行，」他對芒羅說道，「我們人人都有自己乘飛機時的嗜好。」
芒羅咕噥著，朝後越過機翼遙望遠去的莫斯科城。在下面某個沐浴在陽光中的街道上，他那位心愛的女人正在她即將背叛的那些人之間工作著，活動著。她孑然一身，無人問津。
挪威的國土，從它東面的鄰國瑞典孤立來看，像是史前時代印在化石上的一隻巨手，從北極伸向丹麥和英國。那是一隻右手，掌心向下朝著海洋，一隻又粗又短的拇指向東緊貼著食指。它的首都——奧斯陸，就坐落在拇指和食指之間的縫隙邊緣。
折斷的前臂骨向北方伸展到特羅姆瑟和哈默菲斯特，插入北極的縱深地區，有些地方非常狹窄，以至於從海上到瑞典的邊界只有40英里之遙。在一張輪廓鮮明的地圖上，那隻手看上去像是被神仙用大鎚砸得粉碎似的，把骨骼和指節迸裂成無數的碎片。西部的海岸比起其他任何地方來都顯得更為支離破碎，那兒該是那隻手的下緣。
這兒的陸地分裂成一千片碎塊，海水流進了碎塊之間的縫隙形成無數的河流、溪谷、海灣和峽谷；在懸崖峭壁直落波光粼粼的水面之處，狹窄的隘路婉蜒盤行。這些就是挪威海岸邊的峽灣；就是在這些峽灣的源頭，人類的一個種族在1500年前形成了，他們是海上駕船或是利用風帆航行的傑出航海家。在他們的盛世衰敗之前，他們曾遠航格林蘭和美洲，征服了愛爾蘭，殖民於英國和諾曼底，獵獲西班牙和摩洛哥，並從地中海開闢到達冰島的航道。他們是北歐的海盜，他們的子孫後代仍然在挪威的峽灣以捕魚為生。
索爾·拉森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是船長，海輪的主人；在7月中旬的那個下午，他在從航運公司的總部返回旅館的途中正漫步經過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王宮。行人往往躲開一步為他讓路，他體高6英尺3英寸，身軀就像老城區中的人行道一樣寬闊，長著碧藍的眼睛，蓄著鬍鬚。因為是上岸，所以他身穿便衣。但他的心情是愉快的，因為他有理由認為，他也許很快將在一艘新的船上當船長，他剛才已到位於輪船碼頭的北歐航運公司總部去拜訪過了，總部現在已被拋在了身後。
在上了半年由公司出資安排的學習課程之後，他渴望回到海上去；學習的課目包括錯綜複雜的雷達，計算機導航和超級油輪技術。到總部去是為了從北歐航運公司的老闆、董事長兼總經理的私人秘書手裡取一份邀他在當天傍晚去赴宴的請帖。應邀赴宴的還有拉森的妻子，她已接到了電話通知，正從挪威乘飛機前來這兒，飛機票是由公司支付的。老頭子破費了一點，拉森想道，肯定要有什麼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