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及時成立了，至少在目前，它是在合乎人道地治理著這個國家。歐洲各國報紙幾乎沒有提到這場政變，惟有法國《世界報》登出一則消息報道說，贊格羅軍隊中持不同政見的派別在前夜發動了一場政變，推翻了總統。由一個民族調解委員會在舉行國民選舉前暫時治理這個國家。這家報紙絲毫未提及，贊格羅的新政府拒絕一支蘇聯地質勘探隊的入境申請；也未提及，新政府已把勘探水晶山地區的新規劃列入了日程。
大個子詹尼·杜普里和小馬克·弗拉明克被安葬在位於半島頂端上的一片棕櫚樹下，海風從海灣方向吹來，輕輕地撫弄著棕櫚樹葉。根據他們生前的請求，人們未在他們的墳墓上留下任何標明他們身份的墓志銘。約翰尼的遺體被他自己的鄉親們抬走了，鄉親們對著他的遺容痛哭流涕，然後按本民族的風俗安葬了他。
西蒙·恩丁和詹姆斯·曼森爵士對於他們在這個國家的事務中曾經扮演過角色這一點，默不作聲，他們確實也沒什麼東西說得出口。
香農把身上剩下來的5000英鎊行動經費全部給了讓·巴普蒂斯特·郎加拉蒂，這個科西嘉人去了歐洲。最後一次聽到有關他的消息是說他去了蒲隆地，打算在那兒訓練胡圖族游擊隊，後者正在開展鬥爭，試圖推翻米庫貝魯的圖西族獨裁政權。朗加拉蒂在海灘上與香農分手時曾說，他這樣做「確實不是為了錢，過去也根本不是為的錢」。香農用基思·布朗這個名字給熱那亞的龐提先生去了幾封信，要求他將「托斯卡那號」的產權股票均分成兩份，要求他分別給沃爾登伯格船長和庫爾特·塞姆勒。一年後，沃爾登伯格用自己的股份做抵押，借錢從塞姆勒手中買下了另一半股份；塞姆勒又奔向另一個戰場。在蘇丹南方，當時他正和隆·格雷戈里以及另一個僱傭兵在一起佈雷，準備炸毀一輛蘇丹人的坦克，結果不慎，引起地雷走火爆炸，塞姆勒和格雷戈里身負重傷。不久，塞姆勒死在叢林中，惟有格雷戈里僥倖存活，在英國大使館的幫助下，輾轉回到了家。塞姆勒的最後一件事，是請朗加拉蒂通知他存款的銀行，從他的戶頭上提出5000英鎊匯給杜普里的住在南非開普省帕爾市的雙親；將另外5000英鎊匯給在比利時奧斯坦德區克萊恩大街上開酒吧的安娜。
卡洛·香農死於政變後的一個月，正是當初告訴朱莉婭·曼森的、他所樂意的那種死法：躺在那兒，手中握著槍，胸口中了一彈，嘴裡含著鮮血；只是結束生命的那支槍和那顆子彈，都是他自己的。他自殺的原因，既不是被危險嚇倒，更不是恐懼會在戰鬥中喪生，而是由於他過去形影不離的伴侶——香煙。他是從巴黎外科大夫鄧奧依斯那兒得知他不久就將與世長辭。鄧奧依斯大夫當時對他說，他多則再活一年，少則六個月，這完全取決於他是否生活得輕鬆、舒適；而臨終前的那個月，他將是極其痛苦的。當咳嗽越來越厲害時，他獨自一人帶著槍和一個塞滿打字稿的大信封，悄悄走進了叢林。幾周後，人們把這封信轉給了他在倫敦的一個朋友。
據那些親眼看著他獨自走進叢林、後來又親手把他抬回城裡安葬的土著村民們說，他當時一面走一面吹著口哨。那些靠種植木薯為生的普普通通的農民們，自然不會知道他當時吹的是什麼歌；那是一支小調，名叫《西班牙的哈萊姆》。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