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洲虎」開進這一帶山的東麓一個小小的礦泉鎮時，天已經黑了。看了看地圖，密勒知道他離他要尋找的私人莊園已不到二十哩。他決定當天夜裡不再往前走，而是找一個旅館住下來，等到明天早晨。
山脈位於北面，盤旋著通往裡姆堡的公路，山在一片白色的雪地上靜靜地矗立著，白雪覆蓋了岩石，覆蓋了好幾哩好幾哩的松林。在這個小鎮主要的街道上閃爍著燈光，燈影里突現出蹲伏在山崗上廢棄了的古堡的骨架，它曾經是福肯斯坦家的爵爺們居住的城堡。天空晴朗，但刺骨的寒風預示當天夜裡將有一場更大的雪。
在霍布特街和法蘭克福街的街角，他找到一家旅館，要了一間房。礦泉鎮的冷水治療在二月里遠沒有它在夏季的那種吸引力，有很多空房間。
看門人讓他把他的汽車停在旅館後面的一塊小空地上。
他洗了個澡，出去吃晚飯。他選擇了在霍布特街的綠樹飯店，這是鎮上所能提供的十二個古老、好客的飯店之一。
在吃飯的時候他開始感到神經緊張，他注意到端酒杯時他的手在顫抖。部分原因是由於疲勞過度，過去四天來缺乏睡眠，每次打盹才不過一兩小時；部分原因是和庫柏爾闖入住宅時的緊張心情現在開始產生反應；部分原因是本能促使他第一次去文策爾的住宅，跟這些年來給這偽造護照的單身漢管家務的那個女僕打聽了一番之後，本能地想再去一次，沒想到運氣竟如此之好，未免驚喜過度。
但是他知道，最主要的是由於感到追蹤的結局已經迫近，他通過無數次探問才找到的那個他所憎恨的人即將和他面面相對；還有就是他害怕某些事可能還沒有做對頭。
他回想起在哥德斯山溫泉的旅館裡那個匿名的博士曾警告他不要接近那些「同志」；還有維也納的那個追蹤納粹分子的猶太人曾告訴他「要小心，這些人會下毒手的」。回顧過去，他奇怪為什麼他們還不對他下手。他們知道他叫密勒，德雷森旅館的會見證明了這一點，至於他冒名柯爾布一事，在斯圖加特拷打培耶之後就會揭穿。然而他一個也不曾遇見他們。他肯定，有件事他們不可能知道，那就是他已經走得這樣遠。也許他們沒有找著他，也許他們認為，既然偽造證件的人已經躲起來，他無非是白兜圈子，毫無所獲，所以決定不管他了。
殊不知他已得到了文策爾的秘密的爆炸性的證據——檔案，得到了西德十年來最重大的新聞故事。他對自己笑笑，走過他身邊的女招待以為是在對她笑，而他卻在想著西吉。從去維也納起就沒找過她，而他在一月初給她的信是她收到的最後一封，那是六個星期前的事了。
他想，真奇怪，男人在害怕的時候總是比平時更需要女人。他必須承認他確實是害怕，部分是由於他已經幹了的事，部分是由於那個在山裡等著他的（雖然他自己並不知道）殺人屠夫。
他搖搖頭，想驅散這種心情，又要了半瓶酒。現在不是憂鬱的時候；他已經發現了他前所未聞的最轟動的新聞，準備一鳴驚人呢。
他一面喝他的第二份酒，一面考慮著他的計畫；先直截了當去找他，再給路德維希堡的律師打電話，三十分鐘以後一輛囚車來把這個人帶到監獄去，審訊，無期徒刑。假如密勒是個硬心腸的人，他一定要親手殺死這個黨衛軍上尉。
他想了一遍，才想到自己沒有武裝起來。假如羅施曼有一個保鏢呢？他真的會是一個人，相信他的新名字可以保護他不被發現嗎？或者會不會為了怕出事而沒有武裝警衛呢？
密勒在軍隊服役的時候，他的一個朋友，因為回營晚了，在禁閉室度過了一夜，他曾從憲兵那裡偷了一副手銬。後來由於害怕他們可能發現手銬在他的背囊里，就把它送給了密勒。這個新聞記者把它僅僅作為在軍隊里的一個荒唐的夜晚的紀念品保存著。它被放在他漢堡寓所的一個箱子的箱底。
他還有一支槍，一支小巧的「棱爾」牌自動手槍，是完全合法地買來的。那是因為一九六零年他在採訪漢堡破獲的一個犯罪集團的時候，受到了小保利手下匪徒的威脅。那支手槍鎖在一張寫字檯的抽屜里，也在漢堡。
由於酒——雙份白蘭地——的力量和疲勞，他略微感到頭暈。他站起來，付了錢，走回旅館。正當他要走進去打電話時，他看見差不多就在旅館門口有兩個公用電話亭。用這個更安全些。
快十點鐘時他才在西吉工作的夜總會找到了她。在樂隊的吵鬧聲中，他必須喊叫才能使她聽見。密勒打斷她的一連串問題——問他去過什麼地方，為什麼見不著他，他現在在哪兒等等，只告訴她他需要什麼。她抗議說她不能離開，但他聲音中的某種東西使她停了嘴。
「你好吧？」她在電話上喊叫說。
「是的，我挺好，但我需要你的幫助。親愛的，請別讓我失望。就是現在，今天晚上。」
她停了一下，然後簡單地說：「我來。我對他們說我有急事，家裡有事或諸如此類。」
「你的錢夠雇車嗎？」
「我想夠。我可以向隨便哪一位姑娘借一點。」
他把過去用過的一個通宵營業的出租汽車站的地址告訴她，向她強調要說出他的名字，因為他認識這個老闆。
「有多遠？」她問。
「離漢堡五百哩，用五小時你就能到達。從現在算起六小時，你將在早晨五點到。別忘了把東西帶來。」
「好吧，你等著吧。」停了一下，又說，「親愛的彼得……」
「什麼？」
「你心裡有什麼事嗎？」
時間信號響了，他手頭已經沒有一馬克的零錢。
「是的。」他說，放下聽筒，因為電話已經斷了。
在旅館的休息室里，他問夜班侍者有沒有大信封。這個人殷勤地在櫃檯下找了一陣之後，找出一個棕色的厚紙信封，大得足夠裝下一張四開紙。密勒還買了許多郵票，足夠把這個裝了不少東西的信封當一級郵件寄走，他把侍者手頭通常只是供旅客寄明信片之需的郵票全買光了。
回到房裡，他把他整晚一直帶著的文件包放在床上，拿出所羅門·陶伯的日記，一束從文策爾的保險柜里取出的材料，還有兩張照片。他重讀了日記中的兩頁，早先就是這兩頁日記才促使他去追尋一個他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人。他把兩張照片並排起來研究。
最後，他從箱子里拿出一張白紙，寫了一封簡明扼要的信，向收件人說明信封里裝的這束材料究竟是些什麼東西。
他把這個說明連同從文策爾的保險柜里拿出的檔案和一張照片裝進信封，寫上地址，貼上他所買的全部郵票。
他把另一張照片放進他的短上衣胸前的口袋，把封好的信和日記放回手提包，塞到床底下。
他從衣箱里取出一小瓶白蘭地，倒了一些在放在面盆上的玻璃杯里。他注意到他的手在顫抖，但這種烈性酒使他鬆弛下來。他躺上床，頭略微有些眩暈，迷糊睡去了。
※※※
在慕尼黑的地下室里，約瑟夫在地板上走來走去，怒氣沖沖，暴躁不安。在桌邊，里昂和莫迪獃獃地看著自己的雙手。自從特拉維夫的電報到達以後已經過了四十八個小時。
他們想追蹤密勒，但毫無結果。阿爾弗雷德·奧斯特爾在他們打電話來問時，曾到拜羅伊特的停車場去，然後回電話說車已開走了。
「假如他們認出那輛車，他們會知道他不可能是個從不來梅來的麵包工人，」當約瑟夫聽到這個消息時咆哮說，「即使他們不知道車主是彼得·密勒。」
後來，斯圖加特的一個朋友報告里昂說，當地的警察正在尋找一個年輕人，這個人和一個叫做培耶的公民在旅館房間里被謀殺的案子有牽連。這個人的特徵太象化名為柯爾布的密勒了，不可能是別人，幸而旅館登記簿上的名字既不是柯爾布也不是密勒，並且也沒提到一輛黑色的賽車。
「他至少懂得在登記簿上寫個假名字。」里昂說。
「那符合柯爾布的性格，」莫迪指出說，「柯爾布是假定由於戰爭罪行而被不來梅的警察追捕的人犯。」
但這一點不解決問題。假如斯圖加特的警察無法找到密勒，里昂的小組同樣也就無法找到他，而他們倒擔心敖德薩現在要比他們雙方都更接近密勒了。
「他一定知道，在殺了培耶之後，他的面具已經揭掉，於是恢複了密勒這個名字，」里昂論證道，「因此他不得不放棄尋找羅施曼，除非他從培耶那裡得到了什麼能使他找到羅施曼的東西。」
「那他為什麼不來彙報？」約瑟夫怒喝道，「難道這個傻子認為他能夠一個人抓到羅施曼嗎？」
莫迪平靜地咳嗽了一聲，「他根本不知道羅施曼對敖德薩的重要價值。」他指出。
「嗯，等他深入到一定程度，他就會發現。」里昂說。
「那時他就該送掉性命了，而我們就得從頭開始，」約瑟夫怒叫道，「這個白痴幹嗎不來找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