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密勒第二天早晨又來到了西蒙·維森塔爾的辦公室。
「你說要告訴我敖德薩的情況，」他說，「昨天夜裡我想起一件事，白天忘了對你說了。」
他追述了那個舒米特博士在德雷森旅館截住他並警告他別再查詢羅施曼下落的經過。
維森塔爾噘著嘴，點了點頭：「你和他們頂上牛了，好。」他說，「不過用這種方式來警告一位記者，這可是一個很不尋常的步驟，特別是你才處在剛剛開始的階段。我很納悶，究竟羅施曼在搞什麼名堂，使他們對他這樣重視。」
然後，這位納粹獵手花了足足兩個小時，對密勒講述了敖德薩的來龍去脈：從它作為一個向安全地帶轉移納粹罪犯的組織開始，發展成今天不僅收容那些戴過黑銀兩色領帶的人以至他們的幫凶和狗腿統統來者不拒的自由共濟會。
當盟軍在一九四五年攻入德國發現了那些陰森可怖的集中營時，他們很自然地要向德國人民追問是誰犯下了這樣的暴行，回答是「黨衛軍」。但是黨衛軍的成員卻哪兒也找不到了。
他們到哪裡去了呢？他們或者在德國和奧地利轉入了地下，或者逃亡到了國外。但無論是哪一種情況，他們的失蹤卻不是倉皇逃竄的結果。直到很久以後，盟軍才逐漸發覺這幫人全都是經過周密安排才告失蹤的。
這個事實有效地揭穿了黨衛軍的所謂「愛國主義」：從最頂層的亨利希·希姆萊開始，誰都為了保全自己的皮肉而企圖犧牲苦難的德國人民。早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亨利希·希姆萊就企圖通過瑞典紅十字會的伯納多特伯爵辦事處，向盟國謀求出亡的許可。盟國拒絕考慮放掉他這條大魚。這些納粹黨徒和黨衛軍們，一面聲嘶力竭地要德國人繼續戰鬥，一俟即將製成的神奇武器發射出去就大功告成，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們自己卻準備逃亡到某個舒適安逸的地方去。
至少，他們明白根本沒有什麼神奇武器，也很明白「帝國」的覆滅已經不可避免，而如果希特勒再這樣幹下去，整個德意志民族的覆滅都將是不可避免的。
在東方戰線上，德國陸軍被迫以驚人的傷亡代價和俄國軍隊打仗，打仗的目的不是為了贏得勝利，而是為了給黨衛軍贏得時間，作好逃亡的部署。黨衛軍站在陸軍後面，陸軍人員只要後退一步，不僅會遭到軍人的血肉之軀所難以忍受的懲罰，而且還要被槍殺或絞死。成千名國防軍的軍官和士兵就這樣死在黨衛軍的絞刑架上。
黨衛軍頭子們意識到失敗不可避免以後，又推過了六個月，就在總崩潰的前夕，黨衛軍的領導人就全部失蹤了。在全德境內，他們紛紛離開了自己的職位，換上平民的服裝，把偽造得很漂亮的（而且是官方的）個人證件塞進口袋裡，乘著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國的大亂局面，不知去向了。他們留下了「民衛」組織的老頭們在集中營門口等待英國人和美國人的到來，留下了疲憊不堪的國防軍去進戰俘營，留下了婦女和兒童面對即將來臨的一九四五年的嚴冬，在盟軍的統治下或生或死，聽天由命。
那些深知自己臭名昭著，難逃被通緝命運的人，都流亡到了國外。敖德薩就是這樣產生的。在戰爭結束前夕形成的這個組織，就是為了把受通緝的黨衛軍從德國轉移到安全地帶。它和胡安·庇隆的阿根廷建立了密切的友好關係，由阿根廷發出了七千張「空白」護照，逃亡者只需填上一個假名字，貼上本人相片，找隨時準備幫忙的阿根廷領事館蓋個章，就可以搭船去布宜諾斯艾利斯或中東地區。
成千名黨衛軍劊子手湧向南方，經過奧地利進入義大利的南梯羅爾省。他們一路上都有保證安全的房子供他們住宿。他們主要是從那兒前往義大利的港口熱那亞，或更往南一些的里米尼和羅馬。有一些是所謂救濟真正一無所有的難民的慈善團體，出於他們自己心裡最明白的原因，捏造了一些證據，自告奮勇地出來為黨衛軍逃亡者奔走呼號，說什麼盟軍對這幫人逼迫過甚了。
在羅馬的紅衣主教中，有一個德國籍的阿洛伊斯·胡達爾主教，曾經神不知鬼不覺地把上千人送到了安全地帶。黨衛軍劊子手的主要轉運站是羅馬龐大的法蘭西斯卡修道院，他們在那兒藏匿、食宿，一直等到辦妥證件，便首途去南美。有時候，黨衛軍人員也使用由梵蒂岡出面從紅十字會搞來的旅行證件，而他們的船票在很多情況下則是由慈善機關「卡里塔斯」付款的。
這是敖德薩的第一樁任務，絕大部分都成功了。究竟有多少如被盟軍捉獲就定然伏法的黨衛軍劊子手被他們安全送走，這永遠也不會有人知道，但是這個數字肯定要佔應處死刑人數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敖德薩把戰爭中搞集體屠殺獲得的盈利從瑞士銀行轉移出來，舒舒服服地安置好自己，便退居一旁，看著一九四五年的各盟國之間關係逐漸惡化。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南美的敖德薩的頭子們，拋棄了當初想在戰後迅速建立第四帝國的主張，認為那是不現實的，但隨著一九四九年五月一個新的共和國在德國西部的成立，敖德薩的頭子們又給自己規定了五項新任務。
第一是指使前黨衛軍成員重新滲入新德國的各個生活領域。從四十年代末到整個五十年代，前黨衛軍的成員們混進了各級文職機構，回到了律師事務所，坐上了法官的席位，進入了警察部隊、地方政府和部門。他們利用這些職位，哪怕是多麼低下，便能互相保護免受調查和起訴，增進彼此的福利，而且一般還能在某些過去的「同志」（這是他們之間互用的稱呼）萬一遭到調查和起訴時，儘可能地進行阻撓。
第二個任務是滲入政權機構。這些前納粹分子避免擔任高級職務，而主要伸進執政黨的區級基層組織中去。再說，並沒有法律規定禁止一個前黨衛軍成員參加一個政黨。結果竟沒有一個眾所周知的一貫強烈主張偵訊前黨衛軍罪行的政治家曾被選入基督教民主聯盟或基督教社會聯盟的聯邦議院或同樣重要的權力很大的省議院。這個現象看來象是巧合，其實未必。有一位政治家索性簡單幹脆地說：「這不過是選舉中的數學問題罷了。因為六百萬死掉的猶太人不能投票，可是五百萬從前的納粹分子卻能並且在每次選舉中投了票。」
這兩項任務都有一個明確的共同目的，那就是放慢（如果不是中止）對前黨衛軍成員的調查和起訴。在這方面，敖德薩還有一支龐大的同盟軍。這就是有幾十萬德國人心裡明白他們當年或是曾幫助黨衛軍做過一些小事，或是知道當時發生的事情但從未揭發。他們多年之後在社會上或業務上已經有了地位，並且受到人們的尊重，所以對於著力調查往事的想法就不那麼愛聽，更不用說在某地的法庭上審判黨衛軍罪犯時提到自己的名字了。
敖德薩在戰後德國的第三項任務是重新滲入企業、商業和工業。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有某些前黨衛軍成員為此目的而利用蘇黎世的存款做開了生意。在五十年代初期，任何一家經營比較得法的公司，只要握有大量的流動資金，就能充分利用五十和六十年代蹣跚到來的經濟奇蹟，成為生意興隆的大企業。敖德薩的目的就是抽取這些企業的盈利來影響報紙對黨衛軍罪行的報道（通過廣告收入），資助在戰後德國時隱時現的各種為黨衛軍說話的宣傳品，支持某些極右翼的出版社，和為生活困難的「同志」提供工作。
第四項任務過去是、今天仍然是為不得已而受審的前黨衛軍成員提供儘可能好的法律辯護。凡有一個黨衛軍兇手出庭受審，他的辯護律師一定是德國最高明、收費最昂貴的律師。即便當事人是個窮光蛋，也從沒有人追問是誰代他付這筆錢的，而這些律師更是矢口否認他們會為黨衛軍成員免費服務的。
第五項任務是進行宣傳。宣傳的方式多種多樣，從鼓勵散發極右翼的小冊子，到在議院走廊里進行遊說，爭取最後批准的「限制法令」將使黨衛軍的全部罪責在法律上停止追究。他們還竭力使當代的德國人相信，被殺害的猶太人、俄國人、波蘭人等等的數字，實際上只有盟軍所統計的數字的一個零頭（通常提到的數字是死了十萬猶太人）；他們還特意指出西方國家和蘇聯之間的冷戰正在某種程度上證實希特勒是正確的。
但是敖德薩的宣傳重心所在，則是說服當代七千萬德國人，使他們相信黨衛軍是和國防軍一樣的愛國士兵，這些過去的夥伴們今天應該團結一致（這種宣傳是頗有成效的）。
這真是他們異想天開的一招。
大戰期間，國防軍對黨衛軍保持相當的距離，對它表示厭惡，而黨衛軍則根本不把國防軍放在眼裡。最後，成百萬年輕的國防軍被趕向死亡或淪為俄國人的戰俘，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得以生還，而黨衛軍成員正是靠犧牲他們才能另找樂土安享餘生的。黨衛軍曾處死了幾千名國防軍，其中包括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反希特勒事件中株連的五千人（實際上真正有牽連的才不到五十人）。
何以德國前海、陸、空軍人員竟然能認為前黨衛軍成員值得被稱為「同志」，更不用說值得與之團結一致，保護他們不被起訴了，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