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倫敦溫勃列頓區鬧市外邊，密勒毫不費力地就找到了那所房子，它座落在住宅區里一條安靜的街道上。按過門鈴之後，魯塞爾勛爵親自來開門。他是一個年近七十的人，穿著一件羊毛衫，系著領結。密勒作了自我介紹。
他告訴這位勛爵說：「我昨天在波恩和安東尼·凱德貝雷先生一塊兒吃午飯。他對我講起你，還寫了一封介紹信給你。我希望能和你談一次話，先生。」
魯塞爾勛爵站在台階上困惑地看著他：「凱德貝雷？安東尼·凱德貝雷？我好象想不起來……」
「他是一個英國記者，」密勒提醒說，「戰爭剛結束的時候，他在德國採訪過對戰犯的審判，例如對約瑟夫·克拉默和其他在貝爾森犯罪的人的審判。你還記得這些審判嗎？」
「當然記得，當然記得。對了，凱德貝雷，對，搞報紙的那個傢伙。我現在想起來了，好多年沒見到他啦！好，咱們別站在這兒，天氣夠冷的，而且我也沒有從前那麼年輕了。進來，進來。」
他不等回答就轉身走進前廳，密勒在後面跟著，隨手把一九六三年最後一天的寒風關在大門外面。他遵照魯塞爾勛爵的吩咐把大衣掛在前廳的衣帽鉤上，然後跟著他往裡走進起坐間，那兒的壁爐里燃燒著受人歡迎的爐火。
密勒拿出了凱德貝雷的信，魯塞爾勛爵很快地看了一遍，驚異地揚起眉毛。
「哼！叫我幫著追蹤一個納粹分子？你是為這個上這兒來的嗎？」他從眉毛底下打量著密勒。不等德國人回答，魯塞爾勛爵就接著說：「好啦，坐下，坐下。老站著可不好！」
他們分別坐在爐火兩旁罩著花椅套的扶椅上。
「一個年紀輕輕的德國記者怎麼追蹤起納粹分子來了？」魯塞爾勛爵劈頭就問。他的粗魯和直率使密勒感到窘迫。
「我還是從頭說起吧。」密勒說。
「我也認為你最好如此。」這位勛爵一邊說著，一邊探身在壁爐架子上磕打他煙斗里的煙渣。密勒敘述的時候他又裝煙斗，又點火，等他心滿意足地噴煙吐霧的時候，德國人也講完了。
這位退休的律師聽了以後似乎毫無反應。
「我希望我說的英語能讓你聽懂。」密勒訕訕地說。
魯塞爾勛爵好象猛然從沉思中醒了過來：「啊，對，對，反正比我撂下了這麼多年的德語要強，人是愛忘事的，你知道。」
「這個羅施曼的事……」密勒開始說。
「對，有意思，很有意思，並且你還想試試看要找到他。為什麼？」
最後這個問題是針對密勒而來的，他發覺老人的眼睛從眉毛下邊銳利地盯著他。
「嗯，我有我的理由，」他生硬地回答說，「我認為應該找到這個人而且審判他。」
「哼！我們不是全都這麼想嗎？問題是他會受審嗎？會有審判他的那一天嗎？」
密勒直截了當地頂了回來：「如果我能找到他，他會受審的。你就相信我這話吧。」
這位英國勛爵似乎無動於衷。從他煙斗里噴出來的一股股小煙圈，連成完整的一串飛向天花板。雙方都一直不吭聲。
「閣下，重要的是你還記得他嗎？」
魯塞爾勛爵似乎吃了一驚：「記得他？啊，對，我記得他，或者說至少記得這個名字。真希望能把他的長相和名字對起來。你知道，一個老人的記憶往往隨著年紀而淡漠，而且在那些日子裡這種人又有那麼多。」
「你們的憲兵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格拉茨把他逮捕的。」密勒告訴他說。
密勒又從上衣胸袋裡取出兩張影印的羅施曼的照片遞了過去。魯塞爾勛爵凝視著這兩張一張正面、一張側面的照片，然後站起身來若有所思地在房間里走來走去。
「對，」他最後說，「我想起來了！我現在有印象了。是的，這份卷宗是格拉茨戰地保安部門幾天以後給我送到漢諾威來的。凱德貝雷就是從那兒搞到他的材料的，從我們在漢諾威的辦公室。」
他頓了一下，迅速地轉向密勒：「你說你那個陶伯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他同另外幾個人一起開著車經過馬格德堡往西去的嗎？」
「他在日記上是這麼說的。」
「嗯，這個時間是在我們逮住他以前兩年半。你知道這期間他呆在哪兒嗎？」
「不知道。」密勒說。
「呆在一所英國戰俘營里。不要臉的東西！好吧，年輕人，我盡量給你補上這一段。」
那輛載著愛德華·羅施曼和他那些黨衛軍同夥們的汽車，穿過了馬格德堡，立即向南轉彎，駛向巴伐利亞和奧地利。四月底，他們到了慕尼黑，這夥人就分散了。羅施曼這時穿的是德國陸軍下士的軍裝，用的證件雖然是真名，但身分卻是陸軍人員。
當時美國陸軍部隊正在慕尼黑以南橫掃巴伐利亞全境，美軍關心的不是已經在行政管理上成為負擔的平民百姓，而是由於謠傳納粹組織已縮進巴伐利亞境內阿爾卑斯山離希特勒在柏赫特斯加登的住所不遠的一個要塞，企圖在那裡頑抗到最後一個人。所以當巴頓將軍的部隊席捲巴伐利亞的時候，很少有人注意那數以百計不攜帶武器、到處流浪的德國士兵。
羅施曼夜裡摸黑趕路，白天就躲在伐木工人的茅屋和穀倉里，就這樣越過了德奧邊界（其實這條邊界從一九三八年合併以來就不復存在了），繼續向南朝著他的家鄉格拉茨前進。他知道，到了格拉茨，不管城裡城外，總會有人能掩護他的。
他繞過了維也納，但在五月六日那天快到目的地的時候，被一支英國巡邏隊發覺了，他昏頭昏腦地企圖逃竄。他剛剛一頭扎進路邊的灌木叢里，槍彈就象冰雹似地落了下來，其中一顆射穿他的胸膛，刺透了一邊的肺葉。這些英國大兵在黑暗裡倉促搜索了一陣就過去了，沒有發現灌木叢里的這個受傷的人。
從這兒他爬到了半哩地外一個農民的家裡。
當時他還神志清醒，就把格拉茨一個他熟識的醫生的姓名告訴了那個農民。那人在夜裡騎著車悄悄地穿過宵禁，把醫生找了來。足有三個月的時間，羅施曼在朋友們的護理下，開始時在那個農民家裡，後來又住進了格拉茨城裡的一所房子。當他自己能夠行動的時候，戰爭已經結束了三個月，而奧地利已處於四大國佔領之下，格拉茨正處在英國佔領區的中心。
當局命令所有的德國士兵進戰俘營服役兩年，羅施曼估計那裡是一個最安全不過的地方，就去自動投案了。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七年八月，羅施曼安穩地呆在戰俘營里，正好躲開了當時對最兇殘的黨衛軍劊子手的追捕。因為在投案的時候他假冒了他的一個舊友的名字，那個人曾在陸軍服役，早已戰死在北非。
當時有好幾萬到處流浪的德國士兵都是根本沒有任何身分證件的，所以盟軍當局就把他們自報的姓名信以為真了。
他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條件來甄別那些陸軍軍士。一九四七年夏天，羅施曼獲釋了，他滿以為離了戰俘營的監護也可以平安無事。可是他估計錯了。
有一個里加集中營的倖存者，是維也納人，發誓要向羅施曼討還血債。這個人經常出沒在格拉茨的街道上，等待著羅施曼回家。在格拉茨有羅施曼一九三九年離家時留下的父母，還有他一九四三年休假時娶的妻子海拉·羅施曼。老頭在羅施曼父母住的房子和他妻子住的房子之間往返徘徊，一心等候這個黨衛軍的歸來。
羅施曼獲釋後，先是在格拉茨郊外充當農業工人。後來，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回家去過聖誕節。那個老頭正在等著他呢。老頭藏在一根柱子後面盯著那個身材瘦高，長著淺黃頭髮和冷酷的藍眼睛的人走近了他的妻子住的房子，向周圍環顧了幾次，然後敲敲門進去了。
沒用一個小時，這位曾在集中營的老人領著兩個魁梧的英國戰地保安部的軍士來了。這兩個英國人半信半疑地敲開這所房子的大門，經過迅速的搜查，把羅施曼從床底下拖了出來。其實羅施曼如果一開始就挺身出來矢口否認，硬說老頭子認錯了人，或許能讓兩個軍士相信他，而以為老頭搞錯了。但是他藏到床底下反倒敗露了他自己。軍士們把他押到戰地保安部的哈迪少校那裡，少校立即把他監禁起來，同時向柏林和美方查詢了有關黨衛軍的檔案。
四十八小時後，他的身分得到了證實，消息便傳出去了。英國當局還在波茨坦向俄國人提出查詢，要求他們幫助充實有關里加的材料時，美國方面就已要求把羅施曼暫時引渡到慕尼黑，以便讓他在美國人在達豪審判其他里加地區集中營的黨衛軍戰犯的法庭上作證。英國當局同意了美方的要求。
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清晨六時，一名皇家憲兵隊軍士和一名戰地保安部軍士押解著羅施曼，從格拉茨登上了開往薩爾斯堡和慕尼黑的火車。
魯塞爾勛爵停止了踱步，走到壁爐前又磕打起他的煙斗來。
「後來發生了什麼事呢？」密勒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