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情報分析員用打字機打完他的報告的時候，綠藍色的曙光剛剛降臨特拉維夫。他舒展一下肩部繃緊的肌肉，又點上一支帶過濾嘴的時代牌香煙，然後去閱讀結尾的幾段。
同一時間，在距此東邊五十哩一個叫做雅德·伐歇姆的地方，有個人正站著祈禱，那報告就是根據他的彙報寫成的。可是分析員並不知道這點。他並不確切地知道他報告中的情報是如何獲得的，或者情報送到他手邊之前有多少人喪失生命。他不需要知道。他需要的只是保證情報準確無誤，從而得到正確而合乎邏輯的分析結論。
「送達本處的確證材料表明，該諜報員有關工廠座落位置的說法是準確可靠的。如能採取適當行動，完全可以預計西德當局將會過問工廠的拆除工作。建議將有關事實的可靠記錄立即送交西德當局。本處認為，這將是使波恩最高當局採取保證繼續執行華爾道夫秘密協定的立場的最好途徑。因此，無論從哪一點看，委員會各位尊敬的委員們都可以確信，所謂『火神』計畫正處於解體的過程之中。基於此點，我們有充分根據認為，火箭已決不可能及時發射。最後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一旦發生對埃及的戰爭，這將是一場用常規武器來進行和取勝的戰爭，而勝利者將是以色列共和國。」
分析員在文件末尾簽名並寫上日期：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三日。隨後他按電鈴傳來一名信使，由他立即把文件送交總理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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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誰都清楚記得，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聽到肯尼迪總統去世的那一時刻，自己正在做些什麼。肯尼迪是在達拉斯時間下午十二點半遇刺的，宣布他死去是當地時間一點半的光景。這在紐約是兩點半，在倫敦是晚上七點半，在漢堡是夜裡八點半，那是個寒冷的雨雪交加之夜。
彼得·密勒探望他母親之後正驅車返回市中心。他母親住在漢堡遠郊區奧斯多夫。他常常在星期五晚上去探望她，一方面看看她過周末是不是還欠缺些什麼，另一方面也因為他感到，他應該每星期去探望她一次。若是她有電話，他本來可以打電話給她的，但她沒有，就只好開車去看她了。這也正是她拒絕有個電話的原因。象平常一樣，他打開無線電，收聽西北德意志廣播公司播送的音樂節目。八點半鐘，他的車子駛上了奧斯多夫公路，離他母親住宅有十分鐘的路程，這時音樂突然中斷，傳來廣播員非常緊張的聲音：「注意，注意。重要新聞。肯尼迪總統死了。我重複一遍，肯尼迪總統死了。」
密勒的視線離開路面，直瞪著無線電上方微微發亮的波長指示板，彷彿他的眼睛可以否定他的耳朵聽到的東西，讓他相信他是收錯了地方，碰上了一個專門造謠生事的電台。
「上帝。」他輕輕吐了一口氣，減緩車速，轉到公路的右側。他抬頭朝前邊看了看。在這條穿越阿爾托納區通往漢堡中心的又長又寬又直的公路上，其他司機由於聽到同樣的廣播，也都把車子駛向路邊停靠，彷彿開車子和聽廣播突然變成互相排斥的事情，儘管他們過去有時是邊開邊聽的。
沿他自己這一側，他看到前面的汽車尾燈泛出紅光，司機正把車拐向右側，緊挨著路邊停下，繼續收聽從無線電里大量傾瀉出來的補充報道。左側，一些從城裡開出來的汽車的幻光來個大幅度的擺動，也朝著人行道一邊拐了過去。有兩輛車追過了他，頭一輛憤怒地鳴著喇叭，他瞥見司機朝他拍拍自己的前額。這種粗魯的手勢是表示咒罵對方神經錯亂，每當一個德國司機被另一個司機惹惱了的時候就常來這一手。
密勒心想：他馬上就會明白的。
無線電里輕音樂停止了，換上「喪禮進行曲」，這顯然是一切電台手頭必備的唱片節目。每隔一些時候，他就念一點從新聞室送來的由電傳打字機直接記錄下來的最新報道。
一些細節開始有了：進達拉斯時坐的是敞篷車，持槍的兇手是躲在一所學校圖書館的窗戶後邊。沒有任何捕人的消息。
密勒前頭那輛車的司機爬出車子，朝他這邊走來。他走近左邊車窗才知道司機位子是莫明其妙地在右邊，就又繞了個圈。他身穿一件尼龍皮領夾克。密勒把車窗旋下。
「你聽見了嗎？」那人問，身子俯向窗口。
「是啊。」密勒回答。
「簡直是發了瘋。」那人說。全漢堡，全歐洲，全世界，人們都走到素不相識的陌生人跟前談論這個事件。
「你認為是共產黨乾的嗎？」那人問。
「我不知道。」
「你知道，如果是他們乾的話，那就會打仗了。」那人說。
「可能吧。」密勒應付著說，他巴不得那人趕快走開。
作為一個記者，他此刻能夠想像到全國各報社一片忙亂的景象，每一個編輯部人員都會給叫回去幫著弄出個精彩的版面，以便第二天一早就送到人們的早餐桌上。死者略傳要準備出來，成千篇的速寫要加以編排，電話線路充斥著人們呼喊的聲音，他們在尋求更多更多的細節，因為有個人頭部挨了槍彈，躺在得克薩斯的一個城市裡死了。
他有點想回到一家日報的編輯部，可是他早在三年前就成了一名自由記者，專門採訪德國國內新聞，主要跟罪犯、警察、黑社會打交道。他母親嫌惡這個工作，責怪他跟「下流人」廝混。他辯解說，他正在成為國內最吃香的採訪記者之一，但這並沒有能使她相信，記者的工作是值得她的獨生兒子去乾的。
無線電播送出各種報道的時候，他的腦筋也開始跑馬，想找出一個能從德國國內加以配合的新「角度」，從側面來記述這件大事。波恩政府的反應，這會由波恩的報紙編輯報道；有關肯尼迪同年六月訪問柏林的回憶，那會從柏林報道出去。看起來他搞不出什麼精彩的圖片特寫，來賣給德國二十來家畫刊中的任何一家，它們原是他這一新聞行當的最好的買主。
倚著車窗的那個人發覺密勒有點心不在焉，還以為這是出於對去世的總統的悲痛之情。他馬上打住關於世界大戰的談話，換上了同樣莊重的表情。
「是啊，是啊，是啊，」他自作聰明地嘰哩咕嚕著，好象他看見了事情全部經過似的，「粗魯的人民，這些美國人，請記住我的話，粗魯的人民。他們身上有一股暴力，我們這兒的人是永遠沒法理解的。」
「可不是。」密勒說，他的心思仍然在老遠老遠的地方。
那人終於明白過來，「好，我該回家了，」他直起身子說，「再見。」然後朝自己的車子走去。
密勒發覺他動身要走，「好，晚安。」他從開著的窗口喊了一聲，然後把車窗旋上，以抵禦朝易北河方向疾掃而去的雨雪。無線電里的音樂繼續保持哀傷的調子，廣播員說今晚不會再有輕音樂了，只有新聞報道間以適當的音樂。
密勒靠在他的「美洲虎」牌汽車的舒適的皮靠背上，點燃一支「羅特－漢德爾」。這是一種不帶過濾嘴，用黑色煙草製成的有股惡臭味的香煙，也是叫他母親抱怨她那令人失望的兒子的另一件東西。
人們往往喜歡事後追憶，如果……或者如果不，那將會如何呢？這通常是白費精神，因為將會如何，這是人們最難以預測的秘密。但說如果那天晚上密勒不開無線電，他就不會把車子停在路旁達半小時之久，他也就不會看到救護車，或者聽到所羅門·陶伯或愛德華·羅施曼的事，而四個月之後，以色列共和國或許就不再存在了。這樣說恐怕是不錯的。
他抽完煙，邊聽著無線電，邊旋下車窗，把煙屁股扔出去。他一按XK150S型「美洲虎」的斜長車蓋下邊3.8公升引擎的按鈕，它轟隆一響，就轉入那習慣性的令人感到舒適的嗡嗡聲，象一隻發怒的野獸試圖衝出牢籠。密勒打開兩隻前燈，看了看後邊，就駛進奧斯多夫公路沿線熙來攘往的車流中了。
他駛到斯特勒塞曼街的紅綠燈附近，正趕上是紅燈，聽見後邊傳來救護車的尖叫聲。那救護車從他左邊疾馳而過，警報器的哀鳴聲忽起忽落，駛到開著紅燈的十字路口時稍稍減緩速度，然後從密勒的鼻子跟前穿過，向右拐進達依姆勒街。密勒作了純粹本能的反應，他扳了扳離合器，「美洲虎」便跟在救護車後邊飛駛，保持二十米的距離。
他剛跟上，馬上又想不如回家，也許這裡面什麼都撈不到，但誰知道呢。救護車表明出了什麼麻煩，而麻煩或許表明能弄出個什麼故事來，尤其當一個人首先來到現場，趕在那些報社記者之前把全部事情都搞個一清二楚。這可能是撞車事故，碼頭大火，或者公寓失火，裡面困著小孩。什麼都有可能。密勒常常在他車上放手套的小格子裡帶一架有閃光設備的亞希卡小照相機，因為很難知道他眼前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知道有一個人，一九五八年二月六日在慕尼黑機場等飛機時，正碰上那架載著曼徹斯特足球聯隊的飛機在離他幾百米的地方撞毀了。那人根本就不是個職業攝影師，但他取下了為度個滑雪的假日而隨身攜帶的照相機，拍攝了飛機起火焚燒的最初幾張獨家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