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瓦爾斯基好像命中注定要倒霉似的。星期三早晨郵政總局不能打電話，如果他要打電話的話，他可能會錯過班機。這天給波瓦契的信還在信箱里。他取了五封信，把它們放在鐵盒內鎖好，很快地動身回到旅館。9點半羅丹上校讓他去休息，他可以回到自己房內睡覺，下一班他將在屋頂值班，時間是當天晚上7點開始。
他回到自己房間里，只是為了拿他的手槍（羅丹從來不讓他帶自己的槍上街），並把它塞進槍套內。如果他穿上一件合身的外衣，那麼鼓起來的槍和槍套在100碼內就能很清楚地看出來的。但他的上衣很不合身，而且縫製得很蹩腳，他掛起槍，看起來像鼓起的口袋一樣。
他拿了一卷橡皮膏和他前天買的貝雷帽塞在衣袋裡，又把他六個月積存下來的一卷義大利里拉和法國法郎裝進衣袋，然後關上門出去了。
樓梯口服務台的值班人員抬頭望著他。
「他們讓我打一個電話去。」科瓦爾斯基說，用拇指向上面九層樓指了一下。值班人員什麼也沒有說，只看著他走進了停在那裡的電梯。幾秒鐘後他已經到了街上，戴上了墨鏡。
街對面的咖啡館裡坐著一個人，手裡捧著一本《今日》周刊。當這個波蘭人在街上張望著找出租汽車的時候，那人把雜誌放低了一點，透過深色的太陽眼鏡打量著科瓦爾斯基。看看沒有車，科瓦爾斯基就向街角轉彎處走去。這個拿雜誌的人也就離開咖啡館的陽台，走到人行道邊。一輛小「菲亞特」汽車從街上停車的巷中開過來停在他面前。他跨進了車，這部「菲亞特」汽車就以步行的速度跟蹤著科瓦爾斯基。
科瓦爾斯基在街角看到一部招攬生意的出租汽車，就向它招手。他告訴司機說：「菲烏米齊諾。」
在機場上，他來到義大利國際航空公司辦事處，以現金付了票款，向辦事處女職員表示他既沒有衣箱也沒有手提行李，並且聽到女職員通知他，乘11點15分飛馬賽班機的旅客1小時零5分後就要登機了。在這一系列過程中，那個行動分局的特工一直悄悄地跟著他。
為了消磨時間，他信步走進咖啡廳，在櫃檯前買了一杯咖啡。他拿了杯子走到玻璃窗前，在那裡他能看到好多飛機上上下下。雖然他不知道飛機是怎樣會飛的，但他喜歡飛機場。在他大部分的生命中，飛機的聲音，就表示德國的和俄國的戰鬥機，或者是美國的飛行堡壘。後來在越南，這些聲音就意味著B26型轟炸機，在阿爾及利亞就是法國的戰鬥機。現在他的眼前是民用機場，他喜歡看它們像很大的銀鳥似地從空中下降，引擎停止了吼聲，在它碰到地面以前，好像用繩索把它掛在空中一樣。雖然他在社交上很膽小，但他卻喜歡看那飛機場里無休止的喧鬧。他在想，如果他的生活有所改變，那麼他很可能在飛機場工作。但是他目前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無法改變了。
他的思路又轉向了小西爾維，這使他雙眉緊皺。他痛苦地對自己說：這太不公平了，她將死去，而那些在巴黎的壞蛋們卻活著，真是不公平。羅丹上校曾對他談起過他們，是他們這些人使法國遭難，他們背叛了法國軍隊，毀滅了軍團，而且把無數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的人民拋給了恐怖分子。他認為羅丹上校從來沒有錯過。
他的班機發出了通知，他跟著大家一起走出玻璃門，沿著炎熱的白色的水泥路，走到相距約100碼處的飛機前。在觀望平台那邊，有兩個羅蘭上校的特工人員在注視著他一步步登上舷梯進入機艙。他現在戴著一頂扁圓的帽子，面頰上貼了一塊橡皮膏。有一個特工轉身望著另一個特工，眼眉間有一種焦急的表情。當飛機起動，開始飛向馬賽時，兩個特工人員就離開原來的位置，他們向候機大廳方向走去，在公共電話室前停下，其中一人進去撥了一個羅馬的本地電話號碼。他向對方報告了自己的身份，然後慢慢地說：「他走了，乘義大利航空公司45號班機，到達馬賽的時間是12點10分。」
10分鐘以後，報告已經轉到巴黎。又過了10分鐘，馬賽也得到消息了。
義大利航空公司子爵號飛機已經飛臨藍色的海灣，最後就要飛抵馬里尼安機場了。漂亮的羅馬空中小姐笑容滿面地走過通道，檢視是否所有乘客的安全帶都已系好，然後在機尾角落裡她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並繫上她自己的安全帶。她注意到她前面座位上的一個乘客不眨眼地盯視著窗外羅納三角洲的一片耀眼的白色荒地，好像他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似的。
這是一個動作遲緩的大漢，不會說義大利語，他的法語也是帶著濃烈的他那東歐祖國的口音。他剪短的黑髮上戴一頂黑色貝雷帽，穿一身不平整的暗色衣服，架一副墨鏡從來也不肯拿下來。一大塊橡皮膏把臉足足遮了一半。她猜想這人一定是臉被刮破得很厲害。
飛機準時著陸了，離機場大樓很近，所有旅客都走進了海關大廳。當他們魚貫穿過玻璃門時，有一個矮小禿頂的人站在檢驗護照的警察旁邊並輕輕踢了一下他的腳踝。
「大傢伙，黑貝雷帽，貼塊橡皮膏。」說完後他安閑地踱開了，又給了另一個警察同樣的信息。
旅客們分成兩行通過格子窗口。在格子窗後面，兩個警察面對面遙遙相對地坐著，中間相距約10英尺，旅客們從中間穿過。每個旅客都交驗護照和入境證。這些是保安警察部門的邊防檢查站，他們負責法國內部的安全，檢查入境的外國人以及回來的法國人。
當科瓦爾斯基出現時，警察朝他看了一眼，在他黃色的入境證上蓋了章；然後隨便地看了一下他遞過來的身份證，點點頭，揮手讓高個兒往前走。科瓦爾斯基放下心後，朝著海關人員那裡走去。
那個矮個兒的禿子剛對幾個海關官員小聲地說了幾句話，然後走進一間辦公室的玻璃門裡。一個高級海關職員用手勢指向站在那裡等候自己提包（從外面用運輸帶傳送進來）的旅客們，對科瓦爾斯基說：「先生，你的行李？」
科瓦爾斯基笨拙地向海關職員說：「我沒有行李。」
海關職員揚起眉毛：「沒有行李嗎？很好，你有什麼要報關稅的嗎？」
「也沒有。」
海關職員和氣地笑了笑。他那笑容幾乎和他那如歌唱般的馬賽口音一樣開朗。
「那好，朝前走吧，先生。」他打手勢指指通向出租汽車站的出口。科瓦爾斯基點點頭，走到外面陽光下。他不習慣於隨便花錢，因此前後左右張望了一氣，直到看見機場的交通車就登了上去。
當他的身影消失之後，有幾個海關人員聚攏在為首的官員周圍。
「真不懂他們為什麼要抓他？」
「看起來這個人脾氣不大好。」
「等那些雜種整夠他之後，他就不會這樣了。」第三個人這樣說，說的時候把頭向背後的辦公室晃了一下。
「得了，回去工作吧。」年紀較大的那個人插話說，「今天我們總算對法國盡了一份力量。」
「你的意思是為偉大的夏爾（指戴高樂）吧？」當他很快走出去時，第一個人回答說。他嘆了口氣，並咕噥著：「他媽的！」
正是午飯時刻，公共汽車最後停在市中心的法國民航辦事處門口。這裡的天氣比羅馬還要熱。8月的馬賽很有一些特點，但是努力地工作決不在此列。太陽照在城市當空，像一種病菌一樣，鑽進每一個人的皮膚內，吮吸著人們的精力，使你一動也不想動，只想躺在涼快的卧室內，把百葉窗關好，把電風扇打開。
即使在馬賽市最熱鬧的中心商業區，本來像流水似的車燈也不見了。馬路上只有少數行人和幾輛汽車慢吞吞地移動著，好像半身陷在泥漿里似的。要花半個小時才能找到一輛出租汽車；大部分出租汽車司機，寧肯找一處蔭涼的地方停下車來休息。
若若給科瓦爾斯基的地址是在通向郊區的大街上，當出租汽車到達解放大道，他告訴司機停車讓他下車。司機們是完全遵照顧客的要求的。他們想，這些外國人可能在哪兒有他自己的汽車停著，所以寧願在這麼熱的時候下車走幾步路。
科瓦爾斯基注視著出租汽車掉頭進城，直到不見蹤影為止。他向路旁咖啡館的侍者問清楚紙上寫的那條街道。這條街上的房子看起來都相當新，科瓦爾斯基心想若若一家看來做車站的食品車生意一定是很有出息的。可能他們已經有了固定的商亭了，這是若若太太多少年來夢寐以求的。這也就足以說明他們家為什麼日趨興旺了。讓西爾維在這一帶長大當然比在碼頭附近強多了。他一想到他的女兒，一想到他剛才關於她的那些荒唐念頭時，科瓦爾斯基便在公寓房前的台階下停了步。若若在電話里說了些什麼，一個星期？或兩個星期？那是不可能的。
他跑步上了石階，站在公寓門廳里。這裡有兩排信箱，他看到「格爾茨鮑斯基23號」，因為就在上一層樓，所以他決定從樓梯走上去。
23號的一扇門同其他房間一樣，門口有一個電鈴，下面的名卡插內，有一張白的小卡片，上面印著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