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這天上午，維克托·科瓦爾斯基從郵局取信件回來，經過旅館前廳時，旅館的服務員招呼他說：「先生，請你留步……」
他和往常一樣大模大樣地轉過身來。他並不認識招呼他的那個義大利人，但也沒有感到有什麼異常。每天當他經過前廳要上樓梯時，總是大搖大擺地走自己的路，從來不去注意他們。這個義大利青年走到科瓦爾斯基面前時，手裡拿著一封信。他用義大利語說：「有一封信，先生，是給科瓦爾斯基先生的……我們這兒沒有這位先生……說他是一個法國人。」
這一通哇哩哇啦的義大利語，科瓦爾斯基一個字也沒聽懂，但是他理解大致的意思，並且聽出了他自己的名字，儘管音發得很難聽。他從那個人手裡奪過了那封信，凝視著那字跡潦草的姓名和地址。他在旅館是用另一個名字登記的。由於很少讀書看報，因此他不知道五天以前巴黎的一家報紙搶著獨家發表了一條新聞，說「秘密軍隊組織」的三名最高領導人現在藏匿在旅館的最高一層樓上。
就他本人而言，不應當有人知道他的行蹤。這封信引起了他的興趣。他不經常收到信件，因此，同一般生活簡單的人一樣，一旦收到一封信就成為一個重大的事件。他明白了：櫃檯上沒有人聽說過有叫這個名字的住客，因此不知道如何處理這封信。他從那個站在那裡帶著一副討好的神色抬頭望著他的義大利人眼裡看出來，似乎他——科瓦爾斯基是人類智慧的源泉，只有他才能解決這個難題。
科瓦爾斯基低下頭，看了看，高傲地說：「好，我去問一問。」但是，那個義大利人的雙眉並沒有舒展開來。
「問一問，問一問。」科瓦爾斯基重複說著，並且朝天花板做了個手勢。
義大利人終於明白了。「啊，對，問一問。十分感激，先生。」
科瓦爾斯基大踏步走開去，那個義大利人還做了個表示感激的手勢。他乘電梯到了8樓，一出電梯門就在樓道里碰上了值班的保鏢，手裡拿著上了膛的自動手槍。兩個人相互注視了一下，然後值班人員推上了保險，把槍放進口袋裡去了。他看到只有科瓦爾斯基一個人，電梯里沒有別人。這完全是例行公事，每次電梯越過7樓朝8樓開來時，值班人員都要這樣。
除了值班保鏢以外，在樓道盡頭的太平梯門口也有一個人守衛著，在樓梯口還有一個人。樓梯和太平梯都藏著炸彈，旅館負責人並不知道這件事。只有拉開樓道服務台下面的電閘，才能關閉引爆裝置的電流，炸彈才起不了作用。
白天值班的保鏢還有第四個人，他守衛在頭頭們住的房間的屋頂上。此外還有其他三個人，剛值過夜班，這時正在睡覺。如果發生任何情況，他們就會在幾秒鐘內醒過來，立即開始行動。第八層樓的電梯門是從外面焊住的，但如果8樓的電梯門燈亮了，就表示這是一種警告信號。這樣的事只發生過一次。一個服務員，拿了飲料要送上頂層去，他卻誤按了電梯的電鈕。自從這次事件發生後，他就再也不敢去碰它了。
這時走廊上的值班員打電話給樓上，報告送信人要上樓了，然後他指示科瓦爾斯基可以上樓。科瓦爾斯基已經把給他自己的信塞進衣服的裡面口袋裡，給頭頭們的信件則還是放在帶鏈的鐵盒裡，夾在左胸前。鐵盒用的彈簧鎖只有羅丹一個人有鑰匙可以打開。科瓦爾斯基把鐵盒交給羅丹後，因為下午還要接替值班員值班，在這以前，他可以回到自己的卧室去休息了。
他在自己的卧室里讀了他的信。一開始他就看發信人的名字，他很驚奇，這封信是柯瓦契寄給他的。這個人已經有一年多沒見面了。他和科瓦爾斯基一樣，不知道怎樣寫信，他連讀信也是感到困難的。但是對這封信，科瓦爾斯基藉助字典，勉強能夠看懂，這封信並不太長。
柯瓦契開始說，他在寫信的那天，看到報上登著消息說羅丹、蒙克雷和卡松躲在羅馬的那家旅館裡，那也是一個朋友讀給他聽的。他猜想他的老朋友科瓦爾斯基可能同他們在一起，因此寫這封信，希望僥倖能到達他的手裡。
後面幾段主要說的是，近來法國形勢越來越嚴峻，警察到處搜查證件，然而，他們還是奉命到珠寶店去搞閃電式搶劫。柯瓦契說，他本人就參加了四次，的確不是鬧著玩的，特別是還要交出搶到的東西。過去在布達佩斯的那些值得留戀的日子裡，他幹得好多了，儘管才幹了半個月。
最後一段說，柯瓦契在幾個星期前見到了米歇爾。米歇爾說他見到了若若，而若若說小西爾維得了一種白什麼病。總而言之，她的血出了毛病，但是柯瓦契希望她不久會好起來，維克托不必擔憂。
但是，維克托不能不為此而擔憂。小西爾維生病，使他十分焦慮。在維克托·科瓦爾斯基出生後的36個激蕩的歲月里，沒有幾件事真正打動過他的心。12歲時，德國入侵佔了波蘭，一年後他的雙親被裝進一輛黑色的篷車帶走了。他當時已經懂事了，知道他的姐姐在教堂後面的一家被德國人接管了的大旅館裡干著什麼事。許多德國軍官經常到那裡去。他的父母難過極了，向軍事長官辦公室提出了抗議。他當時的年紀使他能夠參加游擊隊了。15歲時，他第一次殺死了一個德國人。17歲時，俄國人來了。但是，他的父母一向仇恨和懼怕俄國人，並且向他講過俄國人對波蘭人乾的可怕勾當。因此，他離開了游擊隊，而其他游擊隊員後來在政委的命令下都被槍決了。
他像一隻被追獵的動物一樣向西、向著捷克斯洛伐克奔去。後來又到了奧地利，進了一所難民收容營。這個身材高大、瘦骨嶙峋、行若病夫、只會講波蘭語的年輕人，已經餓得虛弱不堪了，被人們認為是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遺留下來的無害的廢物。隨後，他吃著美國提供的食品，逐漸恢複了體力。
1946年春天的一個夜晚，他逃離了收容營，沿途設法搭車朝南走到了義大利，然後又到了法國。一路上同行的是一個他在收容營里相遇的會講法語的波蘭人，他們經過義大利，結伴去法國。在馬賽，他鑽進一家商店去偷吃的，把一個店主殺了，接著他又亡命逃走。他的同伴要離開他另謀生路，臨別時告訴他現在只有一個地方可以去，這就是去投奔外籍軍團。第二天早晨他就去報了名。等到警察們在被戰爭破壞還未恢複秩序的馬賽市內查訪時，他已經出海了。當時法國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仍然是美國供應食品的進口基地，為了食物而殺人的事是很平常的。這件案子由於找不到可疑的人，就銷案了。這時，科瓦爾斯基已是個外籍軍團的士兵了。
那時他19歲，老兵們最初時都叫他「小好人」，後來他說他會殺人，因此人家就稱呼他科瓦爾斯基。
六年的印度支那戰鬥生活，使他不再可能成為一個正常的人了。然後科瓦爾斯基又被送到阿爾及利亞。在此期間，他有六個月的時間在馬賽郊外一個訓練營里受訓。他在馬賽船塢旁邊的酒吧間里遇到了尤莉，她是一個倔強的擦洗女工。她正好同她的頭兒在吵架，科瓦爾斯基一下子就把這個男人摔出了酒吧間，摔出去6米多遠，這一下使這個人昏迷過去10個小時。幾年之後這個人還留下難看的怪模樣，因為他的下巴被打碎了。
尤莉喜歡這個碩大無朋的軍團戰士。在幾個月的時間內，每晚他都成了她的「保護者」，在她下工以後陪伴她回到她那在舊港的東倒西歪的閣樓。兩人的淫慾是很強烈的，特別是尤莉，但是，他們之間談不上什麼愛情。當她發現自己懷孕了，就更談不上愛情了。她告訴他，孩子是他的，他相信了，因為他願意要個孩子。但她告訴他，她不想要這個孩子，有個老太婆可以替她把孩子搞掉。科瓦爾斯基揍了她一頓，並且告訴她說，如果她那樣干，他就宰了她。
三個月以後他要回阿爾及利亞去了。在此期間，他結識了一個名叫約瑟夫·格爾茨鮑斯基的波蘭籍退役外籍軍團士兵，別人都管他叫「波蘭人若若」。這個人因病退役離開了印度支那，同一個快樂的寡婦一起安了家。這個女人經營一個小吃車，沿著主要車站的各個月台往來兜攬生意。他們倆在1953年結婚以後，就一起經營，在他的妻子把小吃遞給顧客時，若若一瘸一拐地走在妻子後面收錢和找錢。晚來無事，他喜歡到駐紮在附近兵營中的軍團士兵常去的酒吧敘敘往事。這些士兵大部分是年輕人，是在他在印度支那時應徵入伍的，他們談得很投機，也開心。
一天晚上，他遇到了科瓦爾斯基。
關於孩子的事情，科瓦爾斯基徵求若若的意見。若若同意他的看法，因為他們都是天主教徒。
「她要把這個孩子弄死。」科瓦爾斯基說。
「娼婦！」
「老婊子！」科瓦爾斯基同意地說。他們喝了不少酒，眼睛望著酒吧後面的大玻璃鏡子。
「這樣對待小孩子是很不公正的。」科瓦爾斯基說。
「太殘酷！」若若附和說。
「我過去從來沒有過孩子。」科瓦爾斯基想了想說。
「我也沒有，結婚以後也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