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6月下旬，到整個7月，在法國發生了一系列的槍劫案，許多銀行、珠寶店和郵局遭到搶劫，那猛烈的程度在當時是空前的，也是絕後的。
這些搶劫罪案的詳細情況，記載在警方的檔案里。
全國各處，從南到北，許多銀行被拿著手槍、短槍或手提機關槍的人所搶劫，幾乎每天都要發生。在那段時期，珠寶店裡的櫥窗被打破，貴重珠寶被搶走，已成為很平常的事。而當地的警察，面對著那些發抖和流著血的珠寶商和店員們，還沒有來得及處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們的管區內又發生了另一件相類似的案件，他們被請走了。
當人們奮起抵禦強盜搶劫時，有兩名銀行職員在不同的城市裡被槍殺了。到7月底的前幾天里，情況越來越嚴重。共和國保安隊，那是每個法國人都熟悉的反暴力部隊，首次用機關槍武裝起來了。那些到銀行里去的人必須在大廳里先接受一個或兩個身穿藍色制服的共和國保安隊士兵的檢查，每個士兵都配備著一支子彈上膛的手提機關槍。人們對此已經習以為常了。
銀行家和珠寶商們對這次搶劫風波，向政府提出了強烈的責難。為此，警察在夜間增加了巡查次數，但是毫無用處。由於這些強盜不是專搞偷竊的小偷，專門在深更半夜悄悄地撬開銀行金庫的那些人，而是一批持槍並戴著假面具出現的暴徒，只要稍稍惹怒了他們，他們就準備開槍射擊。
最危險的時間是在白天，全國任何銀行和珠寶商都可能在買賣進行時，突然看到兩三個手持武器的蒙面人闖進門來，大聲吼叫：「舉起手來！」
7月末，有三個強盜在不同的槍劫案中受傷並被抓獲。這三個人中，有的是打著「秘密軍隊組織」招牌進行一般不法行為的無名歹徒，有的是不久前曾承認自己是「秘密軍隊組織」成員的前殖民軍逃兵。不論警察局的審訊如何嚴酷，三人里沒有一個人能說出來為什麼這股搶劫浪潮如此突然地席捲全國。他們只供認是受他們集團的頭子指使，去搶劫某某銀行和某某珠寶商的。警方最後認為犯人並不知道搶劫的目的，他們只是奉命搶劫，是坐地分贓的小人物。
沒過多久，法國當局就發現「秘密軍隊組織」是這次突發的搶劫浪潮的幕後人，為了某些原因急需用錢。直到8月上半月，當局才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發現了這些情況。
6月下半月，對銀行和其他可以迅速搶到珠寶錢財之地的洗劫浪潮已相當嚴重。因此，頗受尊敬的法國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大隊長莫里斯·布維埃專員接管了這類案件。在塞納河畔凱德索菲弗街36號司法警察署的總部里，這位大隊長有一間異常狹小然而事務繁忙的辦公室，牆上的一張圖表標明了所搶現款的數目和所搶珠寶的估價。到了7月下半月，總數已遠遠超過200萬新法郎或40萬美元。據這位大隊長估計，即使扣除一筆適當數目作為進行搶劫所需的開支，再加上付給進行搶劫的歹徒和逃兵的報酬，還能剩下相當大的一筆錢。
到6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有一份報告放在法國保安總局局長尤金·紀博將軍的桌子上。這份報告是從他駐羅馬的辦事處送來的。大意是說「秘密軍隊組織」的三個領袖人物，馬爾克·羅丹、盧內·蒙克雷以及安德烈·卡松，一起住在一家旅館的最高一層樓上。報告補充說，他們住在這樣一個高級區域的旅館裡，房費一定是很高的，而他們三人卻佔用了整個一層樓，而且把下一層樓提供給他們的守衛人員住宿。他們用一名非常彪悍的前外籍兵保衛著，日夜守衛，每班不少於8名，他們都不敢冒險出去。情報人員起初以為是在召開會議，但是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發現他們僅僅是採取一種特別小心謹慎的措施，以免造成另一次綁架，像安東尼·阿古那樣遭到逮捕。
尤金·紀博將軍看到那些恐怖組織的頭面人物現在像膽小鬼一樣躲在旅館裡，不僅露齒一笑，然後像往常一樣把報告作為例行公事歸了檔。
今年2月，法國人在慕尼黑的伊登·沃爾夫旅館綁架阿古的事情，波恩的德國外交部始終認為這是一件侵犯主權的行為，經常以此責難法國外交部並提出抗議。雖然這一事件仍然煩惱著他，但他對於他的情報人員出色的工作，還是感到非常高興。作為對自己工作有相當的了解而且深知政治和外交真實情況的人，他知道他很不容易再得到一次許可去組織一次類似的綁架。一直到後來，當他了解到這三個「秘密軍隊組織」的領袖人物為什麼要對他們自己的安全採取十分小心謹慎措施的真實情況後，才使他清醒起來。
在倫敦，從1963年6月下半月到7月上半月，那位職業刺客即豺狼一直小心翼翼地按計畫行事。從回來的那一天起，他主要是搜集和閱讀一切有關戴高樂的或戴高樂寫的文章。他只需前往當地圖書館查看一下有關戴高樂的最新書籍，就搞出了一份關於他的研究對象的相當全面的書目。
然後，他用假名和帕丁頓區普雷特街的一個轉信地址，寫信給各著名的書店，通過郵購買到了必要的書籍。他在自己的套間里，每天瀏覽這些書籍直到深夜。他在腦子裡給法國愛麗舍宮的那位執政者勾勒了一幅極為精細的畫像，從童年直到目前為止。他搜集的資料有很多是毫無用處的，但他偶爾會在一個小練習本上記下他的某個怪癖或某個性格特點。這位將軍的第三部回憶錄《寶劍利刃》，對了解這位法國總統的性格頗有啟發。夏爾·戴高樂在這本書里極為清晰地闡明了他個人對於人生、祖國和自己命運的看法。
豺狼這個人既不遲鈍，也不愚笨。他博覽群書，計畫周密，並有能力把大量事實情況貯存在腦子裡，以備將來有一天會用到。
雖然豺狼通過閱讀夏爾·戴高樂的作品和熟悉他的人的著作，對這位高傲自大、目空一切的法國總統有了全面的概念；但是這並未解決自6月15日在維也納羅丹房中他接受這項任務以來一直困惑著他的問題。直到7月的第一個周末，他還沒有對這個問題作出回答——應當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動手」？
作為最後的手段，他只能前往英國博物館的閱覽室，以他慣用的假名填寫了進入閱覽室進行研究工作的申請表格後，開始翻閱法國最大的《費加羅報》日報。
不清楚他是在什麼時候得到了答案，但是可以大致估計出是在7月7日後的三天。在那三天內，他起初是從一位專欄作家於1962年寫的一篇文章里得到了一點啟發，然後查閱了自戴高樂1945年出任總統以來歷年的報紙材料，這位刺客終於解答了他自己的問題。
據他判斷，在那些年裡，有某一個特定的日子，夏爾·戴高樂哪怕身體不適或天氣不佳，都會完全不顧個人安危，在公眾前露面的。從這一點開始，豺狼的準備工作就從研究階段轉入了實際策劃階段。
在他考慮最後的行動計畫之前，他花了很長時間進行思索。他在公寓里躺著，仰望著刷成奶油色的天花板，一支接一支地抽著他習慣用的過濾嘴長支香煙。
在他最後決定謀刺計畫以前，至少考慮過十餘個方案，一個方案成熟了，然後又放棄掉。他計畫著如何干，什麼時候干，以及在什麼地方干。最後他做出了決定。
豺狼非常清楚地知道，1963年的戴高樂，不僅是法國總統，而且在西方世界也是戒備保護最嚴密的人物。事後證明，要刺殺他，比刺殺美國總統約翰·弗·肯尼迪更為困難。雖然這個英國職業刺客並不知道法國的安全專家們曾經得到美國的許可，有機會研究美國安全當局保護肯尼迪總統的安全措施。但他們回來後私下裡表示看不上美國保安的保護措施。法國專家們拒絕採用美國的方法。但後來的事實證明，法國專家對美國保安方法的否定是正確的。因為1963年11月肯尼迪在達拉斯被一個近乎瘋狂的職業刺客刺死。而戴高樂則好好地活著，平安退休，最後病故在自己家裡。豺狼完全知道他面對的保衛人員至少是屬於世界最優秀之列的。圍繞著戴高樂四周的保衛機構，由於不斷得到警告有人可能正在策劃謀害他們的保衛對象，因此處於高度戒備狀態。而僱用他的組織在保密工作上卻漏洞百出。有利的條件是：他在暗處，隱姓埋名，無人知曉；而他的對象則暴躁地拒絕同他自己的衛隊合作。
在他選定的那一天里，這位法國總統的驕傲、固執和完全無視個人安危的特點，將迫使他不顧一切風險地公開露面，哪怕是幾秒鐘。
從哥本哈根的卡斯特魯普機場飛來的瑞典斯堪的納維亞航空公司的班機在倫敦機場上空飛繞一周後，停落在跑道上，引擎響了幾秒鐘後也停止了。在幾分鐘內，舷梯推了過去，客人們陸續出艙下梯，向機艙口微笑著的女服務員點頭告別。
在候機大樓的暸望平台上有一個淺黃色頭髮的人，正把他戴著的黑眼鏡往上推到前額上，然後用望遠鏡觀望。他注視著從飛機上下來的旅客。這是今天早晨的第六批了。平台上擠滿著接客的人群，在那暖和的陽光下等候著下機的客人。因此對於這個觀望者的動作，沒有引起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