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克·羅丹關了半導體收音機，從桌子旁站起身來，一盤早餐幾乎原封未動地留在桌子上。他慢慢地走到窗子跟前，又開始一根接一根地抽煙。
他遠眺窗外白雪覆蓋的景色：這遲來的春天，使積雪還沒有開始融化。
「這些混蛋！」他小聲地詛咒著以表示憤恨。接著他又輕輕地用一連串的咒罵以發泄他對法國總統、他的政府和行動分局的強烈仇恨。
羅丹在許多方面都不像前面幾個領袖人物。他身材高大，肩膀寬闊，灰白色的臉蘊藏著滿腹仇恨。不像其他的拉丁人，他經常以一種冷淡的態度來掩飾自己的感情。由於他沒有理工科大學畢業的學歷，使他不能再往上晉陞。他是一個鞋匠的兒子。在德國侵略法國的時候，他才十七八歲，在一個風平浪靜的日子裡，他駕駛著一條漁船，從法國逃到英國，後來在洛林十字架的旗幟下當了一名列兵。
羅丹從列兵到下士，然後上升到准尉，經歷是很艱苦的。在科尼希將軍率領下，他在北非參加了幾場血戰。後來又跟著勒克萊在諾曼底登陸，通過灌木叢林，在解放巴黎的戰鬥中，才使他帶上了軍官的肩章。如果憑他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無論如何也是升不上去的。要是在戰前，他只能考慮自己是複員呢，還是留在部隊里終身當一名小兵。
可是，複員後回去幹什麼呢？他除了父親教給的修鞋技術以外，一無所長。他發現自己家鄉的工人階級已歸共產黨控制，共產黨接管了「抵抗運動」和「自由法國」的內務部。因此，他只好留在軍隊里。後來他看到從軍官學校畢業的有知識的年輕新一代，通過教室里的理論課程贏得了同他一樣的、用鮮血換來的「V」形軍官臂章，這使他更感到不平。當他眼看著他們在軍銜和特權方面都超過自己以後，這種不平之感便變得難以擺脫了。
剩下來的惟一出路是參加殖民軍部隊，那兒的士兵勇猛頑強，長年征戰，不比那些義務兵只是在操場上練個沒完。因此，他設法調到了殖民軍空降部隊。
他在印度支那的一年裡，很快成為一名連長。和他生活和戰鬥在一起的人，說的和想的都是和他一致的。作為一個鞋匠出身的青年人，要想往上爬，還必須通過戰鬥、戰鬥、更多的戰鬥。他在印度支那戰爭結束時，已經是一名陸軍少校了。他回到法國又經歷了不愉快和受挫折的一年以後，又被調到阿爾及利亞。
法國撤出印度支那這件事以及他在法國度過的那一年，使潛伏在內心的憤憤不平變成了對政客們和共產黨人的厭惡。在他眼裡，政客和共產黨是一路貨，他們這些人已經深深地滲透到法國的各種社會生活中去了。法國如果不由軍人統治，就永遠無法擺脫那些遍布法國政界的賣國賊、馬屁精的掌握。只有軍隊里才不存在這兩種人。
羅丹像大多數作戰軍官一樣，曾親眼看著自己的士兵死去，有時還掩埋過那些不幸被俘的士兵的支離破碎的屍體，因而把士兵看做是真正的社會中堅。正是由於這些戰士的流血犧牲，那些資產階級才得以在家裡過著舒適的生活。他在印度支那的叢林里打了八年仗以後，才從祖國的老百姓那裡知道，大部分人對於軍隊還是毫不關心的。他看到過左翼知識分子指責軍隊的文章，寫的無非是些關於嚴刑拷問戰俘以獲取重大情報等瑣碎小事。這些在馬爾克·羅丹內心激起了一種反感，這種反感和他原先由於沒有晉陞機會而積下的不滿情緒結合起來，使他變得更加狂熱。
他一直認為，如果當地有殖民地政府當局的支持，在國內有政府和人民作為後盾，那麼軍隊是能夠打敗越盟的。在越南的失敗是一種集體的背叛，使得成千上萬的優秀青年在那兒死去，而且死得毫無意義。羅丹自己是決不會也決不可能背叛的。在阿爾及利亞就能證明這一點。他在1956年春天離別馬賽口岸時，是一個很快活的人。他似乎相信，在遙遠的阿爾及利亞的高山上他將達到自己畢生事業的頂峰，從而使法國軍隊在世界人們的心目中成為至高無上的軍隊。
兩年艱苦和殘酷的戰鬥，並沒有動搖他信念。確實，這些反抗者並不是像他當初想像的那樣容易被征服。雖然他和他的士兵們擊斃了多少反抗者，把多少村莊夷為平地，使不少反抗者在折磨中死去，但這些反抗者的力量卻愈來愈壯大，不但在鄉村擴大了勢力，而且包括不少城市在內。
他所需要的當然是宗主國給他的支援。在這裡或者在那裡，不論在什麼地方打仗，毫無疑問都是法國領土的一個角落。阿爾及利亞就是法國的一部分，那裡居住著300萬法國人。人們為阿爾及利亞打仗，就像為諾曼底、布列塔尼、或者阿爾卑斯打仗一樣。在他升為陸軍中校時，他就轉移到城市去戰鬥，起初在波尼，後來到君士坦丁。
在布萊德他是和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士兵作戰，他們雖說不是正規軍，但總還是戰鬥人員。他對他們的仇恨，同他對城裡那種偷偷摸摸的邪惡戰爭的仇恨相比，簡直算不了什麼。在後一種戰爭里，清潔工人把塑料炸彈放在法國人常去光顧的咖啡館、超級市場和遊藝場里。他為了把那些在法國公民中間置放炸彈的壞分子清除出君土坦丁而採取的殘酷措施，使他在卡斯巴城得到了「屠夫」的綽號。
為了最終消滅民族解放陣線及其軍隊，惟一需要的就是從巴黎得到更多的幫助。羅丹和大多數狂熱分子一樣，可以單憑信念而不顧觀點、戰爭費用的日益增長；在一場愈來愈沒有勝利希望的戰爭重負下，法國的經濟搖搖欲墜；義務兵的士氣逐日下降等等，對他來說，都成了小事一樁。
1958年6月，戴高樂重新執政，出任法國總理。他乾淨利落地搞掉了腐敗的搖搖欲墜的第四共和國，建立了第五共和國。由於他使用了「法國的阿爾及利亞」這個詞，並由將軍們傳達下去，這才使他得以回到總統府，然後又於1959年4月進入愛麗舍宮。當羅丹聽到戴高樂說出那個詞時，他回到屋裡興奮得哭了。當戴高樂訪問阿爾及利亞時，對於羅丹來說，就好像上帝降臨人間。羅丹認為戴高樂肯定正在制定新的政策，共產黨人將被撤職，讓·保羅·薩特必然會以叛國罪被槍決，工會必須服從指揮，而法國不久終將全力保護她在阿爾及利亞的親骨肉，支持正在保衛法國文化邊疆的軍隊的。
羅丹對這一切就像他對太陽會從東方出來一樣有把握。當戴高樂以他自己的辦法著手恢複法國時，羅丹以為一定是哪裡出了毛病了。總得允許老頭兒有一定的時間啊。當法國內閣與本·貝拉和民族解放陣線開始初步談判的傳聞不脛而走時，羅丹覺得不能相信。他雖然同情大個子喬·奧梯茲於1960年領導移民發動的那場叛亂，但是他仍然認為未對當地農民進行徹底的掃蕩僅僅是戴高樂的權宜之計。他確信老頭兒是一點也不糊塗的。他不是曾經喊過「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嗎？
當最後毫無疑問地證明戴高樂復興法國的版圖並不包括阿爾及利亞時，羅丹的理想就像一個瓷瓶被火車撞得粉碎一樣破滅了。忠誠和希望，信仰和自信，全成了泡影。留下的只有仇恨。他恨這個制度，恨這些政治家，恨知識分子，恨阿爾及利亞人，恨工會委員會，恨新聞工作者，恨外國人，而最最主要的就是恨那個人——戴高樂。1961年4月，除掉一些軟耳朵的膽小鬼們拒絕參加外，羅丹帶領全團舉行了一次軍事政變。
嘩變失敗了。戴高樂只是略施小計，就把嘩變在娘胎里扼殺了。在最終宣布開始同民族解放陣線進行談判的前幾周，給部隊發了成千上萬台簡易半導體收音機，這件事絲毫沒有引起軍官們的注意。他們把收音機看成是給予部隊的無害安撫，許多軍官和高級軍士們甚至還贊成這種做法。苦於炎熱、蒼蠅和無聊生活的士兵們，聽聽法國的流行音樂倒是一種愜意的消遣呢。
但戴高樂的聲音就不是這麼無害了。在軍隊的忠誠受到考驗的嚴重關頭，遍布整個阿爾及利亞各兵營的成千上萬的義務兵打開收音機收聽新聞。新聞結束後，他們聽到了羅丹自己於1940年6月曾經聽到的同一個聲音，內容也幾乎相同：你們面臨著忠誠的抉擇。我就是法國，掌握著法國的命運。跟隨我，服從我。
一些營長早晨醒來時發現只有少數幾個軍官還在，大多數軍士都走了。
兵變像南柯一夢似地被收音機的廣播粉碎了。羅丹比其他部隊幸運些，他的120名軍官和士兵跟他在一起。這是因為他帶領的這個部隊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印度支那流過汗的，而且在阿爾及利亞也流過血的。他和其他參加兵變的人在一起，組織了一個「秘密軍隊組織」，發誓要推翻愛麗舍宮的那個叛徒。
在勝利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和效忠於法國的軍隊之間，進行大規模破壞的時間不多了。在最後的七周里，當法國殖民者把他們畢生辛苦所得廉價變賣、逃離戰火紛飛的海岸時，「秘密軍隊組織」對他們不得不留下的一切進行了最後一次駭人聽聞的洗劫。之後，那些在戴高樂當局的名單上掛了號的「秘密軍隊組織」領導人，只有離鄉背井逃亡國外一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