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
1963年3月11日6點40分。這一天的清晨特別冷。
尤其當一個人即將被行刑隊槍決的時候，似乎天氣顯得更加寒冷了。
在巴黎郊區伊弗雷堡的大院里，有一位法國空軍中校被反綁著雙手，站立在冰冷的木樁前面。此刻，他那雙眼睛不時地閃現出冷漠、懷疑的目光，凝視著站在20米以外的一隊士兵。
他，就是35歲的讓·馬里·巴斯蒂安·蒂尼中校。似乎為了稍微鬆弛一下緊張的情緒，他用腳尖踢著地上的砂礫。這時，有人走過來用黑布蒙上了他的眼睛。
在死亡即將降臨之時，有一位神父站在中校的旁邊，嘴裡念念有詞地說著什麼。
二十位士兵拉開槍栓，推上子彈。在一陣子彈上膛的咔拉聲中，神父的誦讀聲更加顯得軟弱無力。
從高牆外面，傳來了一輛向市區飛馳的汽車的喇叭聲，正好掩蓋了行刑隊長發出的「瞄準」的口令聲。
世界此刻一片寂靜。突然響起的槍聲，並沒有引起這座正在蘇醒的城市的絲毫反應，只驚動了一群鴿子，它們被嚇得撲稜稜地向寒冷的天空飛去。槍聲的餘音，也消散在牆外車輛往來的噪音之中了。
被處決的這個軍官，是「秘密軍隊組織」OAS的領導人。他一直在尋找機會謀刺法國總統。而隨著此時他的死亡，應該說謀刺總統的活動也就結束了。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由於命運的撥弄，它卻反而成為另一個重大事件的開端。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必須首先追述為什麼在3月的這一天清晨，在巴黎郊區的軍事監獄的院子里，要槍決這個人。
1962年的夏天。
當夕陽沉落到巴黎宮牆的後面，在宮前廣場上投下了長長的影子的時候，人們才感受到了一絲令人快慰的涼意。
在每年最熱的日子裡，即使到了傍晚的7點，氣溫仍然達到攝氏25度。在這樣悶熱的城市裡，每到周末，婦女和孩子們就爭先恐後地坐汽車或者火車到鄉間去度假。
1962年8月22日。
就在這一天，待在巴黎近郊的幾個人等待一個時刻的到來。他們認為，在這一天，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的生命即將終止了。
當城市的居民們正打算到郊區比較涼爽的河濱和海灘去躲避市區的酷暑時，愛麗舍宮裡的內閣會議仍在緊張地進行著。
在廣場的樹蔭下，停放著16輛黑色的雪鐵龍DS型轎車，這些轎車首尾相接，連成一圈，佔去了廣場四分之三的空地。
汽車司機們都在樹蔭下乘涼。他們連續不斷地開著無傷大雅的玩笑，等待著主人們的到來。
有人更是抱怨今天的內閣會議時間特別長。直到快7點30分時，一個身戴飾鏈、胸掛獎章的侍從官，在皇宮六級台階頂上的厚玻璃門後出現了，他朝警衛打了個手勢，司機就即刻行動起來了。
有的司機把吸了一半的高盧牌香煙扔在地上，踩進了礫石縫裡。
大門兩邊，崗亭里的保衛人員和警衛都站得筆直。
巨大的鐵柵欄門打開了。
當第一批部長們在厚玻璃門後出現時，司機們已經坐在轎車的駕駛座上。侍從官把門打開，內閣部長們亂鬨哄地走下了台階，臨別時互相祝願能度過一個安靜的周末。轎車依次開到台階下面，侍從官躬身打開后座車門，部長們各自登上座車，在舉手敬禮的共和國衛隊面前疾馳而過，駛向通往郊外的大道。
不到10分鐘，他們都已走光。
兩輛長長的黑色DS19型雪鐵龍轎車仍然停在院子里，它們緩慢地開到台階下面。第一輛車插著法蘭西共和國總統的小三角旗，開車的是法朗索瓦·馬魯，他是國立薩托里憲警學校訓練總部出身的警察司機。他生性沉默寡言，從不參加院子里部長司機們的玩笑；他的冷靜果斷和開車又快又穩的能力使他一直當著戴高樂的私人司機。除了馬魯以外，別人不駕駛這輛汽車。
這輛車後面的第二輛DS19型轎車也是由一個薩托里憲警學校出身的警察駕駛的。
7點45分，玻璃門後面出現了另一群人，礫石路上的共和國衛隊再一次挺胸立正。只見戴高樂身著慣常穿的深灰色雙排扣西服，打著黑領帶，出現在玻璃門後面。按照傳統習慣，他先把夫人讓出玻璃門，然後挽著她的胳膊，走下台階，來到等待著的雪鐵龍轎車旁邊。他們在車旁分了手，總統夫人上了第一輛車，坐在左邊后座上。戴高樂將軍在她後面從右邊上了車。
他的女婿阿蘭·德·布瓦西厄上校，當時是法國陸軍裝甲兵參謀長，他檢查了一下左右兩扇後車門是否都關好，然後才坐到前排司機旁的座位上。
另外兩名警衛人員陪著總統和夫人走下台階後，登上了第二輛車。其中一個是身材高大的警衛人員昂里·德儒戴，是一個來自阿爾及利亞的柏柏爾人。
昂里·德儒戴扶了一下腰間的手槍，坐在司機的旁邊。從這時起，他那雙銳利的眼睛就不停地轉動著，他並不注意前面的那輛汽車，而是在汽車快速行駛中注視著兩旁人行道上和汽車轉彎時街上的一切動態。
第二個人對留下來的警衛人員囑咐了幾句話後，進入了轎車的后座。他就是戴高樂總統的警衛隊長讓·杜克勒。
在廣場兩側的牆邊，有兩個戴白頭盔的摩托車手發動引擎，徐徐駛出陰影向大門開去。摩托車手並排停在大門邊，他們互相保持著10英尺的距離，注視著後邊的汽車。馬魯駕駛的汽車啟動後，緊跟在前面的兩輛摩托車後邊。第二輛汽車則跟在馬魯的汽車後面。
這時，是下午7點50分。
這一小車隊駛入通向市郊的大街，進入馬利尼大道。小車繼續向前行駛著。在大道邊的樹下，有一位頭戴白盔的青年看到車隊，就駕車離開便道，他與小車隊拉開一段距離後跟蹤前進。
8月周末的大街上，車輛往來都很正常。總統的出行也未事先通知，只有值班交通警察聽到摩托車的警報聲後，才知道小車隊的到來，急忙停止大街上行駛的其他車輛，讓小車隊通過。
小車隊在樹蔭濃密的大街上加快了車速，飛快地進入了克雷蒙梭廣場，直向亞歷山大橋駛去。只見那個騎摩托車的人，緊緊地追在這個車隊後面，繼續跟蹤著。
馬魯駕駛著汽車跟著兩位摩托車警衛後面過了大橋，直奔向加里昂尼將軍大道，然後駛入寬闊的莫凡立特林蔭大街。
到這時，後面跟蹤摩托車的那位青年人確認戴高樂車隊是駛向巴黎郊區的，他在一個十字路口停下來，走向街角上的一家咖啡館。到了裡面，他從口袋裡拿出一枚小金屬輔幣，利用咖啡館裡的公用電話，打了一個市內電話。
這時，在巴黎的郊外，讓·馬里·巴斯蒂安·蒂尼中校正在等待著。他在空軍部工作，已經結婚，並且有三個孩子。雖然他有正常的職業和家庭生活，但心裡則充滿了對夏爾·戴高樂刻骨的仇恨。因為他認為戴高樂把阿爾及利亞放棄給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者是對法國的背叛，是對那些在1958年使他重新上台的人的背叛。
對他自己來說，失去阿爾及利亞並未使他個人遭受到什麼損失。所以說他仇恨戴高樂並不是出於個人利益。他認為自己是一個愛國者。他認為誰要是出賣了祖國的利益，他一定要殺死這個人以表示對祖國的忠誠。
在那個時期，有這種觀點的人何止千萬，但像他那樣成為「秘密軍隊組織」領導成員的到底還是少數。這個組織的人員發誓要殺死戴高樂並打倒他的政府。巴斯蒂安·蒂尼就是這樣一個人。
電話打過來的時候，他正在喝著啤酒。酒吧間侍者把電話遞給他以後，就到酒吧間另一頭去調整電視機去了。巴斯蒂安·蒂尼聽了幾秒鐘後，對話筒低聲說：「很好，謝謝你。」就放下了電話。他的啤酒錢是先付過了。於是，他慢慢踱出酒吧間，走上了便道，從腋下拿出一卷報紙，小心翼翼地把報紙打開了兩次。
街對面，一個青年婦女把她一樓套間窗子上的紗窗帘放了下來，轉身對在屋子裡來回走動的十二個男人說：「走的是第二條路線。」五個青年人——他們不都是老練的刺客，立即停止了搓手，跳起身來。
其餘七個人年齡較大，也不那麼激動。他們之中有一個老於此道的人，他是巴斯蒂安·蒂尼的副手，名叫阿蘭·布格勒內，他是一個極右分子，出身於一個擁有土地的紳士家庭。他35歲，已婚，有兩個孩子。
這間屋子裡最危險的人物是喬治·瓦當。他39歲，寬寬的肩膀，方方的下顎，是一個狂熱的「秘密軍隊組織」成員。他原是阿爾及利亞的一個農業工程師，兩年後變成了「秘密軍隊組織」的一個最危險的刺客。由於他腿上曾經受過傷，所以，人們叫他「拐子」。
姑娘宣布了這個消息以後，十二個男人通過樓房的後樓梯來到了一條小街，那裡停放著六輛車，都是偷來或租來的。這時是7點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