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一夫，別名宋效賢、宋祥，1911年生於山東省萊蕪縣，十七歲闖關東，畢業於哈爾濱東省補習學校。「九一八」事變後參加義勇軍，1933年入黨，歷任寧安團委書記、穆棱縣委書記、道北特委書記、5軍政治部主任、吉東省委書記、2路軍政治部主任。
1932年秋，宋一夫、胡仁和張鎮華，來到穆棱縣八面通狍子溝，就是李范五的家鄉。一看就是知書達理的3個年輕人，熱情和氣，還能吃苦，幫老鄉割地、打場，只吃飯不要工錢，挺受歡迎。時間長了，相處熟了，就開始宣傳抗日救國。
穆棱游擊隊是1933年2月成立的，隊長宋一夫，政治指導員胡仁，副指導員張鎮華。開頭只有21個隊員，這年夏天擴大到150多人，成為後來5軍重要的骨幹隊伍之一。
一個叛徒，一般來說，對於他叛變之前的正面的東西，人們是不大願意提及的。堪稱東北黨和抗聯中職務最高的叛徒，宋一夫在這方面，似乎也真沒什麼可談的。而他的出生時間則告訴我們，在吉東、南滿、北滿3個省委的歷任書記中，他的年紀是最小的。就是在穆棱游擊隊，幾位主要領導中，也是如此。同樣有點兒不可思議的，是本該讓人想到「年輕有為」的吉東黨和抗聯的這位重要領導人，據說卻是能力平平，連他自己也這麼認為。
1936年4月26日，《老宋（宋一夫——筆者）給代表團的信》中說：「現在負此重要責任（指5軍政治部主任——筆者）在力量上太不勝任」，「代表團定想辦法解決我的問題為要。最好在5軍派遣隊內派一最得力的幹部領導才好，千萬不要疏忽」。
1937年（無月）5日，這時他好像剛被任命為吉東省委書記，又在一封信中說：「我的歷史及工作方面諒同志詳細，我本是一個無計畫無領導能力的一個人，現在負這兩重大責任實有力所不及，在我本意更不欲作這種有其名而不能擔其責工作，目前正處於戰事緊急關頭，一切問題更須具有果斷解決，最低限度重大責任者，要有政治基礎，若不，在執行工作上恐有莫大防（妨）害。我是為了我黨前途鞏固和路線重大計，希在開吉東省黨會議上要詳細的來解（決）我的問題才好！若不這樣，恐在我前途工作上有危險性。」
難說是真情，還是假意，我們知道的是作為叛徒的能力和殺傷力，卻是很大的。
日本戰犯、偽滿警務總局特務處特務科長坂田義政等人寫的《偽滿警察罪惡史》中有這樣的文字：
他（指哈爾濱特務科的「優秀特務」泉屋利吉——筆者）所使用的最得力的密偵是宋一夫。宋一夫曾經是第二路軍第五軍周保中部隊的政治部主任，1941年（應為1938年——筆者）在五常縣同警察討伐隊交戰中負傷，因傷情嚴重而脫離部隊，潛入哈爾濱市內，躲在買賣街的情婦家中養傷，被特務泉屋發現。宋一夫在泉屋的威脅和利誘下終於叛變，成為泉屋的密探，被任用為警察官。1941年末，宋一夫接受泉屋的指示，接觸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生中的國民黨員，同長春工業大學內的組織取得了聯繫，負責在哈爾濱召開偽裝的黨的擴大聯席會議工作。同年12月30日，終於在哈爾濱召開了由警察偽裝的黨的擴大聯席會議，將到該地集合的20餘名學生黨員全部逮捕，一網打盡，揭開了所謂的「一二·三○」國民黨第一次逮捕的序幕。
1943年，宋一夫又接受泉屋的指令，接近東興縣委韓某等4人，發現了由張瑞濤組織並領導的在巴彥、木蘭、東興縣內成立的抗日聯軍第三路軍抗日救國會組織，1943年3月15日逮捕了420名愛國者，將其中的265人投入監獄、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
還有比叛徒更可怕的敵人嗎？
1939年2月1日，《中共吉東省委執行部關於叛徒宋一夫、關書范、曲成山等事件的通告》中，說宋一夫：
一九三八年八月在第二、四、五軍部隊聯合遠征的途中，在中東鐵路南一面坡附近宿營中，籍詞巡查步哨，趁機潛逃。臨逃以前將所帶重要文件、圖書、自來得手槍遺留給本部。臨逃時拐去公款一千二百元，小手槍一支，並誘同本部隨從副官王樹生（宋的同鄉）一同潛逃。
比宋一夫小兩歲的關書范，寧安縣人，曾任吉東局團委書記，5軍1師政治部主任、師長，5軍黨委書記。2路軍西征失利，宋一夫逃跑，關書范率一師余部返回刁翎地區後，以「假投降」為名，與日寇三道通工作班接洽。這個之前也曾審訊、判處投敵叛變分子死刑的人，被以同樣的罪名處死。
有人拿程斌與關書范比較，都是中學畢業，都是主力軍的主力師長，都有很強的工作能力，都曾受到器重和信賴。不過，關書范似乎更側重於政治方面。此人思想活躍，樂於也敢於發表見解，點子也多，來得也快。有人說他是5軍的才子。
6軍21師參謀長韓鐵漢，名叫鐵漢，卻是個軟蛋。但他沒叛變前，不能說是軟蛋。程斌也曾被評價為「對黨忠誠」。關書范成為叛徒不久前，還被認為「足為革命模範」。宋一夫叛逃前一個多月，還被視為「黨中央所注重的純潔幹部，故有重要委託」。而其在西征途中，還表示「願以最後一滴血來執行黨所賦予的重大任務」。
日本鬼子說宋一夫，「因傷勢嚴重而脫離部隊」，有老人說他只是腿上負了輕傷。沿途那麼多關卡盤查，他能和副官到得了哈爾濱，說明只能是後者。他把重要文件、圖書和匣子槍都留下了，只帶走1200元錢和防身小手槍，這時好像還未想投敵叛變。但他臨陣脫逃，說明他思想動搖，感到抗戰勝利無望了。
1938年後的叛徒迭出，都離不開當時環境的大背景。
10月4日，即宋一夫叛變兩個多月後，《崔石泉、鄭魯岩給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說：
自日本法西斯強盜更進一步的實行其歸屯並戶毒辣政策以後，的確增加我們更多的困難，因為沒處吃沒處住，有些失掉民族自信心的分子，就有了動搖的表現，日寇的姦細也就趁機鼓動，因此在舊曆三月間就有一師二團一連的叛變，逃亡江東，三師七團三連有四個弟兄叛變當小線，在舊曆四月初旬二團受了日寇姦細劉龍海的挑撥，把副官長張文青、科長金鐸、隊員李浩順三個同志用斧子砍了，帶領全團投降義順號。其中有六個同志帶槍跑回來了，警衛連前後叛變的共有八個，其中三個當小線，三個投降，兩個蹤跡不明。正月間一團有三個叛變投降了，地方工作叛變投降的一個，叛變未遂被查出處死的五個，二師先後叛變的有五團（好勝）九人，七團（佔一）全團，八團（孟嘗君）二十多人，四團六人，六團（三江）全團叛變又繳回來了。
1939年6月15日，《中共北滿省委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
從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這一年中間，隊伍重要損失，並不是作戰中受損失那麼多，而是多部分都叛變逃跑的。
三軍二師五十餘名在藍志源叛變下（省執委）（二師師長），暗殺二師最有歷史的同志二十餘名過後，投到方正。
去年九軍零零碎碎投敵共二百餘名，十一軍投敵大概能有四分之三的比例。
1939年3月24日，周保中在日記中寫道：
不但平素革命軍隊基礎不穩的部隊大批叛降日賊，即較鞏固的中心軍隊亦起動搖，因日賊廣泛利用叛徒而動搖乃益見擴大，以致發生上級幹部重心領導幹部都起始動搖逃亡者。
而下層戰鬥員之動搖叛降，猶如湍急之水勢下流難返。
曹曙焰老人說：
軍部有個秘書叫趙伯華，那時都叫副官。我原來的名字叫「曹文官」，他說不好，我給你改個名字怎麼樣？那時我非常尊敬他，認為他有學問，就說行呀。他在雪地上寫了個「曙」和「焰」字，說「曙」就是天剛亮的時候，人們常用「曙光在前」形容勝利在望。就像咱們抗日救國，現在正是冬天，把日本子趕走了，春天就來了。「焰」呢，就是火焰、烈焰。抗日戰士的決心、意志，要像烈焰熊熊，燒掉困難，燒死敵人，迎接勝利的曙光。
1939年冬天，這個趙副官跑了。是投敵叛變了，還是跑哪兒迷起來了，我不知道。反正那冷啊餓呀，他是沒扛住。
這年冬天，我和團部一個唐副官，叫唐玉崑，在樺川縣南山裡籌糧。山裡有炭窯、木營，跟他們講抗日救國，說我們是先遣隊，大部隊在後頭。我們倆沒帶錢，先給他們打欠條，弄個百來斤，背出幾里地，找個地方插起來。唐副官認為用不著背那麼遠，說過幾次，我也沒起疑。又說咱們別弄糧了，募捐要錢多省事呀。這下子我什麼都明白了，那時金子也不能當飯吃呀，這不是想撈錢走人嗎？
我看他一眼，這一眼看壞了。那之後不管幹什麼、去哪兒，他非讓我走在前面不可，等於撕破臉皮了，就差沒把槍拔出來了。開頭真是提心弔膽呀。一天24小時，吃飯，睡覺，拉屎，撒尿，背糧，累得趴雪窩子里喘的工夫，誰想整死誰，那是隨時隨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