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靖宇犧牲，1路軍的擔子自然就落在了魏拯民的肩上。
魏拯民中等個頭，瘦瘦的，臉稍長，白淨面皮上有幾個不易察覺的淺皮麻子。除了鼻樑上多副近視鏡外，手裡還少不了根棍子，以便支撐那羸弱的身子。說話不緊不慢，極有條理，文質彬彬，又挺風趣，金日成說他像個教授。
1909年，魏拯民生於山西省屯留縣農家，1926年在太原省立一中讀書時入團，第二年入黨，因參加學生運動被開除。1928年考入北平私立弘達學院，因家貧經常每天只吃一個三合面的窩頭，到了還是因沒錢而輟學。他的很嚴重的胃病，就是這時落下的。1930年考入河南安陽軍事幹部學校，公費待遇，這回不用花錢了，卻因胃痛有時難以出操，而被視為不適於從軍，被軍校除名。
很快將會寫到，單憑身體這一條，他就不適於投身軍旅，尤其不能置身於東北抗聯這樣一支隊伍中。魏民生、魏鋤耕、李新良、張達、馮昆、馮康等等，像他這種職業，是不能沒有許多化名的。不知道原名關有維的魏拯民，為什麼用了「為拯民」這樣的諧音，只知道為錢所困，只能因錢擇校的熱血青年，為救國救民是沒有選擇、義無反顧的。
1932年春，黨組織派他到東北，先後任哈爾濱道外區委書記、市委書記。1934年童長榮犧牲後，被派去東滿任特委書記、2軍政委。東滿、南滿兩個特委合併為南滿省委後，為省委書記兼1路軍副總司令、政治部主任，並一直擔任2軍政委。而在王德泰犧牲後，2軍的軍政擔子就都在他的肩上了。
對東滿危害最大的反「民生團」鬥爭，就是在他到任後開始剎車並最終止息的。
「集團部落」潛藏著的巨大危害，他是最早看得透亮的人之一。
與多病的文弱書生形象渾然不同的，是他的強悍、大氣和務實。東滿作為南滿與吉東、北滿的結合部，他一直致力於四大游擊區的戰略呼應、配合，並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取得了相當的成果。而且，理應被視為武裝鬥爭的門外漢，對游擊戰彷彿有種天生的悟性。
為打通與1軍的聯繫，擴大游擊區，1936年4月，魏拯民率軍部和1師、2師南下撫松、濛江、長白、臨江等縣。進入敦化縣境，被敵發現，即以一部佯攻大蒲柴河鎮，將縣城出援之敵誘至寒蔥嶺，一場漂亮的伏擊戰，斃傷敵400餘人。
打下一座縣城，政治、經濟、軍事利好多多，卻也絕非易事，許多時候想都不用想。1937年9月25日夜，魏拯民指揮部隊，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首先割斷電話線，然後摸掉哨兵，一舉突入輝南縣城，拂曉時分順利撤出。別的不說，越冬物資置辦全了。
同年（無月日），《抗聯第二軍和第五軍政治軍事情況的材料》中說：
第二軍政治委員魏拯民是一位忠誠篤實很有毅力，富有一切能力，久經鬥爭的革命家。
身上揣著朝鮮語讀本，有空就讀，向身邊同志請教，練習對話。像他這種職務，又戴副眼鏡，即便不端架子，也易使士兵感到敬畏，甚至格格不入。他卻能讓大家把自己的所思所想，都向他傾倒。他是首長，關鍵還是個病人，打仗繳獲到什麼「好嚼裹兒」，給他送來些，他再送給傷員病號。即便是在一塊乾糧的價值，絕對高於今天同等重量的黃金的日子，倘若有那麼塊乾糧，有老人說他也會與大家一道分享。
聽說魏拯民犧牲，官兵失聲慟哭。
1940年春安圖縣兩江口戰鬥中，一個士兵腿部負傷掉隊，被魏拯民發現。這個自己拄根棍子走上一陣子都要站那兒大口喘上一陣子的病人，連背帶拖，硬是把傷員弄回了15公里多遠的密營。
對於1路軍來說，這是個從未有過的兇險、危殆的時刻。
程斌叛變後，東邊道西部幾縣黨組織和殘餘部隊，不約而同地東進。這一刻，楊靖宇一路不斷分兵誘敵的部隊、被打散的部隊，以及各地密營的後方機關的小部隊，正在撤離濛江，陸續北上。途中不斷與敵遭遇，犧牲、被俘、失散。一是到處都是敵人，很難躲避；二是必須弄吃的，就得見人，就可能碰上「趙廷喜」，敵人就來追打。而在途中和在濛江失散的，找不到部隊，也不知道「甩」的地點，再犧牲、被俘、失散。一些人就在當地，或者回家，或者投親靠友，遠走他鄉，隱姓埋名，潛居下來。
1940年4月8日，曹亞范在濛江縣龍泉鎮西翁圈被叛徒殺害後，1方面軍的境況亦如上述。
與此同步的，就是1940年4月（無日）《魏拯民同志給中共代表團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中說的：「一般幹部中在思想上、行動上，已發生了或大或小的變化，動搖、悲觀、失望等現象。」
魏拯民是3月在樺甸縣頭道溜河得知楊靖宇犧牲的消息的。追悼會後，即主持召開南滿省委和1路軍幹部會議，史稱第二次頭道溜河會議。決定警衛旅和2、3兩個方面軍主力出擊長圖線以北，在穆棱、五常、寧安、汪清等地分散游擊，同時加強政治工作，努力改善官兵生活條件。並決定從部隊抽調一批幹部，恢複、開闢地方工作，重點是延吉、樺甸、磐石地區。還決定派總部秘書陳秀明去蘇聯，希望通過蘇聯的幫助，恢複與黨中央的聯繫。
魏拯民在《報告》中說：
自一九三七年以後，這些地方黨組織，都先後遭到破壞，其主要原因是：由於叛徒等的告密，與該地的工作人員被捕或被害等所造成的。從被破壞後，大部分地區工作沒有恢複，這主要是有輕視地方工作的思想，所以在被破壞之後，即未派人進行恢複工作；同時也不培養有關這方面的幹部，持著放之任之的態度，然而，在各地方尚保持著秘密同志個人關係的存在。
魏拯民明白，眼下已不是當初建立、發展黨組織的那種環境了。遍地的「集團部落」使地方工作千難萬險，絕非一時半會兒就能見到成效。但是，抗聯要生存，要戰鬥，就離不開人民，地方工作就必須千方百計去開拓，否則只能坐以待斃。
這時，敵人的「討伐」重點已經開始從東邊道轉向延吉、吉林地區。9月底，野副昌德的「討伐」司令部也推進至延吉，準備進行秋冬季「大討伐」。在此期間，韓仁和率領的警衛旅，金日成率領的2方面軍，陳翰章率領的3方面軍，在老天爺和土地爺的協助下，四處出擊，均取得相當成績——留待後敘。
魏拯民把應該想到和能夠做到的，都想到了、做到了。
就算能把古今中外的名將都請來，也無力回天了。
應該是1940年8月吧，魏拯民指示：「年老體衰者、其他對革命工作有妨礙者向蘇聯疏散。」
從10月下旬開始，在飄飛的初雪中，2方面軍和3方面軍余部，踏著滿山落葉陸續過境撤入蘇聯。
魏拯民給中共代表團的《報告》，開篇是這樣子的：
敬愛的同志：
在正式報告我南滿黨與第一路軍的各種問題之前，先陳述一下我們幾年來的感想。
自一九三五年七次代表大會（指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筆者）以後，在一九三五年秋季，在哈爾濱接到王明同志的著作《為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奮鬥》小冊子以後，就完全斷絕了中央與北滿的關係，因而也就得不到中央的具體指示與中央發行的文件與通訊，即對一般群眾所發行的書籍報紙等亦見不著跡影。同時，狡猾的日賊還從四面進攻我們。一切的工作，都是幼稚的。我們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有如雙目失明的孩提，東碰西撞，不知所從。當目前偉大的革命浪潮洶湧澎湃之際，我們卻似入於銅牆鐵壁中，四面不通消息，長期悶在鼓中，總聽不到各處革命凱歌之聲。
這封有年有月無日的信，應該是在第二次頭道溜河會議前後寫的，應該是由陳秀明送去蘇聯，交給中共代表團的——這是頭道溜河會議的重要決定之一。
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封信的節錄，是從日文翻譯過來的。據說，陳秀明下落不明，共產國際方面也未見到這封信——這位被仙人洞老人親切地稱為「八個爪」的原桓興縣委書記，凶多吉少應是無疑的了。
就算這封信送到了蘇聯，又有什麼用？王明、康生早夾著皮包走人了，誰還管東北抗聯？
許多老人說，今天幾號了，星期幾呀，那時沒這個，也用不著這個。清明栽土豆，穀雨種大田，那時庄稼人挂念的是節氣，種莊稼不能誤了節氣呀。參加抗聯了，一年裡印象最深的日子，一個是看到樹枝鼓苞了，高興啊，抗聯的好日子要來了。再一個是樹葉落了，天氣涼了，老天爺變臉了，愁啊，這一冬怎麼熬呀？什麼生日、年節呀，沒了，連大年三十都不知什麼時候就過去了。有人問現在是民國多少年了，有人就說多少年了咋的，你還能包頓餃子，給大傢伙兒過個年哪。新兵會問現在是「康德」多少年了，有人就罵：去他媽的「康德」！
1936年3月16日，在延安出版的第263期《紅色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