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叫頭遍，我的太爺爺就醒了。穿戴整齊，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抽袋煙，然後把那隻乒乓球大小的黃銅煙袋鍋子，在腳側的門墩上吧吧吧敲幾下——這就是俺家的「起床號」。
天色還暗，太爺爺會披衣出去，先給兩頭牛添點草料，然後就在那遼東大山裡親手開創的那個庄稼院里巡視。這是他一天中難得的閑暇，一顆心也進入遐想，就像那熱炕頭上的夢一樣令人陶醉。天色還早，會被那個夢牽著，坐在房檐下滴水的石階上，摸黑搓一陣麻繩。天色差不多了，煙袋鍋子在窗台上發出的聲響，就把一屋子的鼾聲打息了。
南北大炕，中間各有個挺大的長條櫃隔斷。南面炕頭是太爺爺、太奶奶，領著一幫利手利腳的孫子、孫女，隔著長條櫃是爺爺、奶奶的「房間」，北炕則由二爺爺和二奶奶、老爺爺和老奶奶各佔一半。沒有天棚的棚頂上，稍探出炕沿搭著四根杆子，通常是染成紅色的寬大的家織粗布，像窗帘、幕布似的從杆子上垂落到炕沿下。東北人叫「幔子」，結婚了就要「掛幔子」。白天拉開，晚上拉上，把各個「房間」封閉起來。
聽到「起床號」，幔子里動作起來。待到拉開幔子，下地出院，一行人身後就升起第一縷炊煙。
無論地頭，還是蠶場，到了那兒，剛巧就是能看得見幹活的時光。
有時隊伍中會少個人，太爺爺就回頭去找。那人困哪，迷迷糊糊絆個跟頭，或是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就倒下了，呼呼大睡。太爺爺照屁股踢幾腳，說沒出息的貨，睡到啥時是個頭？人這輩子覺還有睡夠的時候嗎？
20世紀50年代，高玉寶的小說《半夜雞叫》差不多家喻戶曉時，被踢得最多的我的老爺爺，說你太爺爺除了沒學雞叫外，跟「周扒皮」也差不多少。
每月農曆十五前後，特別是「三春不如一秋忙」的季節，我的祖輩幾乎就跟著太陽、月亮連軸轉了。
我不知道在那東邊道的碾子溝大山裡，我的祖輩種了多少地，放了多少蠶，伐了多少樹，又栽了多少樹，卻知道三個挺漂亮的奶奶是怎麼嫁到我們家的。如今農村姑娘再丑再窮，也不愁找不到婆家，那時就更不成問題了，因為那時東北女人特別少。太爺爺再三跟媒人解釋，說別看俺家的糞堆和柴火垛大，「眼時」（眼下、現在）實實在在是沒幾個錢。媒人幾乎異口同聲：你們這家人這麼能幹，那糞堆、柴火垛明個就是金山、銀山。
鬍子也瞄住了我家那大糞堆、大柴火垛，認定這家人有錢。
具體時間說不準了，反正是在把那「礦山鬼」的日本汽車當做「妖物」打了一頓之後。
高粱曬紅米了，那天下雨，一家人憋在家裡，傍晚時鬍子來了。
老爺爺說，看到十來個，有桿快槍，其餘都是老洋炮。咱家也有老洋炮，下地幹活的人，差不多一人一桿。放蠶，「雀」（那時東北人管「鳥」叫「qiǎo」）吃蠶，用來轟雀的。鬍子穿著蓑衣，在咱家「障子」（籬笆）外的樹棵子里探頭探腦，喊著讓今「下晚」（晚上）把1000元錢送到什麼地方，不然就要「砸窯」了。你太爺和你爺爺跟他們講了不少好話。俺尋思呀，那時咱家使大勁能有個百八十元吧，可這幫王八羔子能信嗎？兩下里就「支巴」（其意一為支撐，二為交手打起來）上了。
這是一場殊死抵抗。太爺爺和三個爺爺趴在炕上，四桿老洋炮架在窗台上，咣咣朝外噴著鐵砂。太奶奶和三個奶奶，趴在炕沿下給空槍裝砂裝葯。開頭難免手腳哆嗦，可誰都明白這是保衛家園和性命，包括保衛像我這樣還需要十來年才能來到這個世界的人。裝填、射擊，屋子裡流水作業，外面的鬍子就慘了。水天水地的，火藥潮了，大都打不響。那桿挺嚇人的步槍只響了兩槍，可能沒子彈了，或者捨不得打，結果火力還沒我家的猛。
別打了，鬍子跑了。從溝口趕來救援的鄉親們不知喊了多少遍，第一次據槍向人射擊的庄稼人，才停止了不知重複了多少遍的裝填、射擊的動作。
到碾子溝老張家「砸窯」，叫人家打跑了。這話傳出去，還怎麼在江湖上混呀？都知道這回惹禍了，這幫鬍子非得糾合更多的鬍子來報復不可，卻誰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三個爺爺每天晚上輪流值班放哨，白天去溝口堡子打探消息，堡子里也常來人問詢、聯絡，約定放槍為號，互相支援。這樣過了半個來月，瀰漫在溝里溝外那刺鼻的火藥味兒，逐漸就覺得淡了，況且大忙季節也到了。
這天晚上，一幫人黑燈瞎火收工回來，剛進院子就被槍口對上了。值班做飯的二奶奶和一幫孩子，被綁在炕上，嘴裡堵著棉花套子。
鬍子綁走了老爺爺，扔下一句話：拿一萬元去贖票，差一個子兒也不行。
老爺爺跟我說過，鬍子是想把咱家當家的綁走，你太爺是當家的，俺們哥三個急了，都說自己是當家的。有兒子，就不能讓老子遭這份罪。你爺爺是庄稼院的全把勢，千兒八百的也難找出第二個，就是死倔死倔的，愛「拔犟眼子」（認死理，不會變通），那不是干吃虧嗎？你二爺爺一輩子爛眼咕瞎的，照鏡子看不清自己個眉眼，身板也不行，讓鬍子折騰幾天，再著急上火，小命都沒了。要說心眼兒活，能說會道，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咱們老張家還得數俺。
老爺爺說，當晚向東走出20來里地，第二天又奔出20多里，到個叫黃家滴台的堡子。十幾戶人家，鬍子大隊在那兒，一百來號人，鬧鬧哄哄的，殺豬燉雞，還摟人家娘兒們。
「秧子房」（關押人質的地方——編者注）設在山腳下一家獨門獨院的倉房裡，算我的老爺爺共是十六個「秧子」（人質），年紀大的六十來歲，小的十多歲，四個人反綁成一串，坐在地上。吃飯時解開綁繩，幾個鬍子端槍看著，吃完了再綁上。兩瓦盆高粱米飯，或是大子，上面放幾個咸蘿蔔疙瘩。飯大都是餿的，蒼蠅哄哄的，有時連咸蘿蔔疙瘩也沒有。人家也說得明白：就這玩意兒，愛吃不歹。想吃香的、喝辣的，趁早拿錢贖票。
老爺爺說，最受不了的是「熬鷹」。
好多「秧子」的手都讓繩子磨爛了，有幾個還少只耳朵，老爺爺明白那是讓鬍子割掉，給肉票家裡送去了。怎麼也搞不懂的，雞蛋或雞蛋黃大小的，那「秧子」頭上怎麼都是些包呀？這樣想著，困了，倚著牆根迷迷糊糊不知過了多長時間，突然腦袋疼得像炸開了似的，淚水一下子就出來了。睜開眼睛，那個看押他們的矮壯的鬍子，拎著一桿兩尺多長的煙袋，走到對面一個正打瞌睡的小孩跟前，小榔頭似的煙袋鍋子，照腦袋又是一下子。
老爺爺說，鬍子不讓「秧子」睡覺，看誰打盹了，就用煙袋鍋子鑿你，叫「熬鷹」。那人都熬得沒骨頭、沒魂兒了，成一堆肉了。俺讓他們生生熬了兩天半，要再熬上兩天，叫俺跑也跑不動了。
不讓睡覺，就想家、想事。用老爺爺的話講，是翻來覆去把下輩子的事都想了個遍。
打記事起，從我爹和爺爺輩人口中聽到的那些話，後來常會讓我想到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中的「痛說革命家史」，只是毫無「革命」可言，而是「正經」、「本分」、「老實」這樣的主題詞。「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咱老張家是正經人家」，那論據是從山東到東北，從沒有人犯過什麼事。如果爺爺輩中有人活到今天，還會說從你太爺爺到俺的重孫子，六代人中沒有叫公安局、派出所找去的。他們評價一個人，也往往是「人家是正經人家」，「這人不是正經人」。正經的標準，不僅是勤勞，還得有規矩。笑不露齒，是專對女人的。坐在炕上要「盤腿四坐」，坐在哪兒也不能蹺二郎腿，不能挓挲腿，男人如此，女人加個「更」字。吃飯不能說話，吃菜要夾自己這邊的，不能可盤子扒拉，男人要狼吞虎咽，女人要細嚼慢咽。大人說話，小孩不要插言。來客人了，是長輩要向之鞠躬（叫「施個禮」），再根據大人的介紹稱呼一聲。這種教育貫穿於日常生活的所有言行，是「正經人家」「正經人」的重要內容。我的三個奶奶、我媽和十幾個嬸嬸、姑父，太爺爺和爺爺們的選擇標準，某種意義上不是看其人，而是看其家，是不是「正經人家」。而「正經人家」就是懂規矩，沒有非分之想，憑力氣幹活過日子的人家。實際上，在老爺爺被綁票時，那個有著方圓幾十里少見的大糞堆、大柴火垛的家，已經眼看著就要發家了。
所以，我的祖輩都認定是鬍子毀了我們的家，毀了我們家的發家夢。
在挨了第一煙袋鍋子後，老爺爺就瞄準了門口靠牆倚著的一副犁杖。頭天晚上想了不少法子，一串四個人也沒坐到那兒，第二天晚上機會來了。約莫半夜時分，窗台上的野豬油燈不時發出嗞啦聲，老爺爺把反綁著雙手的比筷子粗點的幾圈繩子，不動聲色地在那鏵子上磨斷了，幾截斷繩和兩個繩頭緊緊攥在手裡，就說：「俺要『拉』（大便）。」
「秧子」要撒尿，鬍子嫌麻煩，有時就讓你往褲襠里撒，這大便就不能不理了。
一串四個人，連拖帶拽地出了院子。那個矮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