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將姓名隱去——或姓名，或名字，本章除註明者外，均與此同）同志給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的意見書》（又稱「《×××同志給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的信》」），應該是1938年2月9日，即趙尚志「應邀」赴蘇過界一個多月後寫的，全文7000餘字。
開篇第一個自然段，即說明「黨的意識統一與行動的一致，是戰勝一切複雜困難的先決條件」。然後說明「我北滿黨在珠河中心縣委時代，就表現地方黨與隊伍發生不可能解決的糾紛懸案」，「這紛擾的波浪擴大到整個吉黑兩省黨與隊伍中，這簡直是民族革命戰爭的罪惡行為，是反黨的傾向。為了徹底了解這一罪惡的根源，我們就不能不將這東西的歷史發展過程寫給你們」。
接下來回顧歷史，通過事例，主要說明以下的內容：一、珠河黨與趙尚志的分歧、糾紛，「主要還是尚志輕視與反對珠黨領導的結果」。二、中心縣委和趙尚志曲解「王康信」、「吉特信」、「中代信」，「這一右傾曲解，不但在工作發生很大損失，同時給『左』傾關門主義以抬頭的機會」。三、珠湯聯席會議，「『左』傾分子，乘黨的上級關係不密切，及子才的姦細事件的通知書等作辭，開始進行反黨行動，否認中代來信」。四、省執委擴大會，「決議又被『左』傾分子御用了。會議以後繼續與吉東黨尋隱糾紛」。五、「趙尚志由一九三五年秋就完全露出他一貫半脫拉（托洛）斯基主義系統化的思想」。六、「他仇視山林隊」。七、「尚志同志的思想有一貫分裂黨一致性的危險性，他自己以為自己什麼事都懂得，經常採用直接了得（當）的簡單方法去解決革命複雜問題」，「就連黨內的民主集中制，被趙尚志同志看作是一條壞麻（抹）布一樣」。八、「現在我認為趙尚志不簡單是傾向上的錯誤，根據許多鐵的事實告訴我們：他已經是反共產黨的陰謀家了，他已經作出許多小組織的反黨行為，他已經用手段，甚而恐怖手段來對黨的光明旗幟」。
我提出這個意見書，堅決要求諸同志研究批准，馬上毫不（猶豫）開展這一鬥爭，這是目前鞏固黨的先決條件，成千上萬的英勇布爾塞維克會在這一鬥爭中一致團結的。
「意見書」立即在北滿黨內引起軒然大波。
北滿臨時省委書記張蘭生，是「意見書」的支持者。
2月20日，《蘭生、×××給各軍負責同志及軍師黨委的信》，其中1/3左右的篇幅，重複了「意見書」中的內容。
5月1日，在湯旺河谷南岔密營召開的省委第七次常委會上，張蘭生作了近3萬字的《關於徹底擁護和執行中央策略路線，堅決反對「珠湯中心縣委、三六軍黨委聯席會議」之反黨的「左」傾關門主義路線的報告》，認為：
××同志的意見書是使黨的策略轉變，使黨回到中央路線立場開展反對「左」傾關門主義反黨路線重要的啟蒙文件，我們在總的方面是同意這一意見書的內容。
尚志同志的一切傾向確是反黨的「左」傾關門主義路線的來源及主要負責者。尚志同志觀念中是一貫有其反黨傾向及分裂黨一致性的危險因素，目前爭取黨內一致，北滿黨轉變到中央路線來，放棄其反黨反組織小組織的行動和傾向時，黨必須克服和肅清尚志同志這惡劣傾向和因素。
金策是4個多月後見到「意見書」的。6月28日，這位省執委委員、3軍4師政治部主任，在寶清縣密營里寫了《關於×××同志意見書致北滿臨時省委、三軍黨委及六軍黨委和下江、哈東各特委的信》：
首先指出×××同志與北滿省委主要負責同志們的鬥爭態度的不確定。北滿臨時省委負責同志和××同志在尚志面前拋棄自己固有主張而轉向調和，但如果尚志同志不在現場時，××同志就反身過來又說擁護中央路線而反「左」傾等等，臨時省委負責同志又接受×××同志的機會主義鬥爭方式。
為什麼尚志同志在此的時候不提出來呢？是因為尚志同志的恐怖手段，因為「怕姦細的名詞」而屈服與調和，這種調和與機會主義鬥爭方式，不但不能克服與糾正不正確的傾向，而且幫助了這種傾向，使黨及聯軍內部造成更大的分裂。
雖然×××同志反傾向鬥爭觀念採取機會式的方式，但我們對××二月意見書里有鐵的事實是不抹殺的，這種種的鐵的事實，我認為是，在我東北反日民族游擊運動發展鞏固上，在力爭結成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上有極大的（妨）害，（有）把北滿反日游擊運動分裂挫折的可能。所以，我們每一個同志應該而且立刻開展兩條戰線鬥爭，無情的以布爾什維克鬥爭精神、方法和方式去正面鬥爭。這個鬥爭開展一定會得到克服，因為（它符合）北滿、吉東全黨同志的願望和要求。
1935年秋，在勃利縣青山裡，趙尚志與金策、郝貴林開會做出的五條決議，是符合「王康信」精神的。趙尚志「沒有什麼不接受的表示，而根據王康指示信以推動工作」。金策認為，「吉特信」、「中代信」確有缺點。「××意見書里寫到：『一九三五年三軍在牡丹江流域破壞了山林隊與群眾的友好關係』，這是不合於事實」。「我們拉這種條件全部推上趙尚志同志的身上是不合乎當時實際環境」。「我認為尚志同志的傾向並不是他主觀因素所發育起來的，而是有黨內同志的不鬥爭而調和作他尾巴中更加發育起來的」。
周保中的觀點，許多與金策不謀而合。
9月4日，《周保中給×××、金策及北滿臨時省委各負責同志的信》中說：
親愛的同志們！我們不客氣的向你們提出批評意見。你們反「左傾」關門主義，肅清黨內傾向，這是對的，極值得歡迎的。只可惜，在尚志同志和六軍軍事重要負責同志離去北滿以後，你們才「有組織」的號召反「左」傾關門主義。你們很容易把反傾向鬥爭和個別人的問題混合起來，或者把傾向性與個別人完全脫離。這樣一來，最易陷入雖然口口聲聲不離原則，實際上是傾向反傾向、人反對人、派別反對派別。
5月20日，《×××同志關於附會「左」傾關門主義的幾個嚴重錯誤致全黨的一封信》中說：
在執擴會以後，因為我個人小資產階級精神的存（在），我自己在工作上雖然保持自己應進行的工作，但是精神上是苦悶的，因我黨鬥爭的孤立，北省調和，吉東代表調和，自己就異常恐怖……姦細名詞到自己頭上，感（覺）必須中央來人才能解決路線問題，小資產階級的渺小、柔弱、動搖、可恥，缺點就在這裡，因之我就在許多「左」傾分子的反黨信件上，簽了許多我的名。
關於省執委擴大會議，許多老人寫了回憶錄，筆者前面也有敘述，還有以下的版本。
×××在「意見書」中寫道：
「左」傾分子的鼓掌聲中，首先在會開始就撤銷老馮省書記，會場空氣異常險惡，不但全會認為尚志同志威脅會議，這是全會同志所公認的，同時我還可以誠實說，在這次全會議吉東代表保中同志，是處在被懷疑地位，經過許多同志力爭，才參加了此（次）會議。××是被監視的地位。
1939年10月12日，《馮仲雲給中共中央的工作報告》中說：
會議中之「爭吵」現象為東北黨有史以來絕無僅有的。「武裝威脅」「爭吵」「叫罵」惡現象應有盡有。
同年5月9日，《侯啟剛呈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的申訴書》中說：
這次會議本應該成為××同志第一次擁護中央路線的「偉大表現」。因為他先認定了珠湯會議的路線違反中央路線，其次掀起北省其他同志的附和，最後又到江南和吉東省委討論了一次。這時候本可能使中央路線在北滿開放曙光。可是不幸在會議中，被尚志同志揮起拳頭一兩點鐘的一席話，××則竟至不發一言，轉馮群同志為群矢之的。保中同志以老練的舌鋒，終未煽動起××同志擁護中央路線的勇氣。致一致通過了「誤疑王康指示為右傾」、「珠湯會議一般並沒有什麼錯誤」的決議。這是說明什麼？××同志說，這是說明尚志同志好給旁的同志加姦細的頭號，因而不敢鬥爭。我的答覆是革命者寧死不屈。我的工作歷史短，工作地位低，尚志同志已經給我加兩次了，但我並不害怕。××是北省執委×××（×）×××（此7個字為職務，筆者將其隱去），我不信吉東代表尚在，會議席上還殺了活人拉（了）嗎？！
金策，1903年生於朝鮮咸鏡北道城津郡（今金策市），中等個頭，較瘦，未到四十歲腦門兒上就開始脫髮，那張挺有稜角的臉就顯得稍長。他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寧安縣東京城區委書記、賓縣特支書記、珠河中心縣委秘書長、哈東支隊軍需處長。1935年後任3軍2團、4團政治部主任、4師政治部主任，1938年11月任3軍政治部主任，1939年4月任北滿省委書記，之後又兼3路軍政委。朝鮮光復後，為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閣副首相，1951年病逝。
因亡國、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