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下江，樹葉關門了，鮮花漫山遍野。萬紫千紅中最惹眼的，是雪白、桃紅和淡紫的大煙花，一片片在陽光下流香溢彩。兩個月後，花朵變成雞蛋大小的綠色的煙桃，就是收大煙的季節了。一頂頂草帽在煙海上漂移著，兩個人「一把刀」。前面的操刀手，刀尖在煙桃上旋一圈，乳白色的汁液就滲出來。後邊那人左手中指上掛個小鐵盒，其餘手指抓住煙桃，右手食指在上面轉圈一抹，再把沾上的汁漿在盒沿上一刮。晚上還要煉煙膏，把煙漿倒鍋里熬成咖啡色的軟膏，放到抹了豆油的牛皮紙上，每份半斤，叫「大煙分子」。收煙人的工錢，一般都在所熬煙膏的1/10左右。
每年7月，是庄稼人掙幾個活錢的時候，也是反日、不反日的各色武裝收大煙稅的時候。
在救國軍、山林隊都集中於大煙地的時候，我的意見：最近把隊伍代到北部去，主要的是進行農村運動及進行統一戰線的工作。另一方面，可以收大煙稅，徵收的辦法不是去隊保護，而是向保護煙地的隊伍提出，隨便他們給多少，向大煙地主提出百分之以幾，以不妨礙我們的重要任務及活動為原則。
這是1935年7月10日《老胡給中共吉東特委、寧安縣委及五軍黨委的信》中的文字，也是筆者見到的最早的有關文字。
至於其他捐稅，就不像大煙稅的季節性這麼強。而在大煙種植地區，捐稅也常是大煙。「滿洲國」的特色之一，大煙就是錢，在一些地區甚至比錢還好使。在1938年以前，有了大煙，就意味著有了糧食、衣物，乃至彈藥。
談到1937年下江的抗聯部隊，當時各軍的文件幾乎都用了「蝟集」兩個字。
後來抗聯的11個軍，除了1軍、2軍和10軍，這時基本都在下江地區。
1935年9月初，李學忠率2軍2團西進南滿，在濛江縣那爾轟與1軍會師時，場面熱烈感人。當地民眾殺牛送面，傾其所能弄「好嚼裹兒」，款待遠道而來的2軍。舉行兩次軍民聯歡會，之後召開聯席會議，交流游擊戰爭經驗，制定兩軍共同作戰計畫，訂立「抗日救國競賽公約」。還互贈禮品，1軍送給2軍兩支匣子槍，2軍送給1軍幾顆手榴彈。
儘管史料中沒有記載，採訪中也無人提及，類似情景在北滿、吉東也是應該有的。特別是敵我搏殺得難分難解，或者力不能支時，一支聯軍趕到，那種勝利後的戰地會師，心情不言自明。
但是，1937年松花江下游10餘縣，蝟集了8個軍的兩萬左右聯軍後，不時聽到的就是碗碰碟子、碟子碰碗的聲音了。
1938年2月23日，《五軍三師黨委關於木營稅款分配問題給軍特委的信》中說：
關於五軍三師與七軍三師對獨木河木營問題之初步討論，我們認為非常的不滿意。查該木營並非小規模之木營而外大批所預作五千至八千大方子及一萬五至兩萬多之圓棍子案，大方子每根可抽得五元錢稅款，圓棍子每根二元錢的稅款，這是很大的一筆收入。
我們根據了「聯軍窪峰會議草案」，有權利提出分得該項收入之一部，因為這是我們中國的山林出產，並不是哪一個軍單獨的而造成的，或者是哪一個軍自己單獨工作的結果。
一年前的2月，在窪峰河9軍行營召開的聯軍會議，關於「經濟軍需籌劃措置及徵發」、當年「春季服裝費實行地畝捐」、「地畝捐各軍分擔徵收區域」、「給養徵發區域」等等，都有具體規定、劃分。參加會議的為3軍代表和5軍、8軍、9軍的軍長，雖無4軍、6軍、7軍和獨立師人員，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具體操作的「聯軍哈東辦事總處」，總處長由聯總任命，「總處長以下按哈東及松花江岸、牡丹江沿岸現實情形，各軍選派師長、副師長、師參謀長或軍參謀長為代表參加總處」。
1938年5月17日，《馮治剛關於六軍徵收地畝捐問題給宋一夫的信》中說，原以為6軍在這方面沒什麼問題，「接到宋同志來信，這從中有分歧地方才知道是六軍本身上錯誤了，我接見這封信，決（絕）對照宋同志提議及聯軍決議施行才使辦事處工作順利」。
只是有多少個馮治剛？
庄稼人散漫，長期的游擊戰又養成了獨行其是的游擊習氣。山林隊改編的隊伍，地盤觀念重，不許別人染指。就是正兒八經的基幹隊，或多或少也難得沒有這種意識。這是俺的地盤，憑什麼劃給他了？有人則有意無意地越界，特別是鄰近自己的捐稅大戶，都想去撈一把，吃一口。一個屯子，今天這個收捐，明天那個徵稅，聯軍內部糾紛，老百姓叫苦不迭，其危害遠遠超出這種行為本身。
下江10餘縣，地域遼遠，辦事總處鞭長莫及，又先後設立了依東、牡丹江、下江、羅勒密等分處。還有未經總處同意，擅自組建的。
談起這段歷史，一些老人說，下江地區富足，10多個縣養活兩萬多聯軍不成問題，關鍵在於捐稅徵收混亂、無序。幾支沒有隸屬關係的部隊到一塊兒，矛盾、糾紛是難免的，特別是像抗聯這種非常規的隊伍。那時到哪兒都有「辦事處」，有問題就說「找辦事處」。應該說，這些辦事處大都是盡職盡責的，可它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上級軍事機關。幾個軍抽人湊起來的臨時單位，你說能有多大權威？在一些人眼裡，那辦事處負責人是哪個軍的，那胳膊肘就向哪個軍拐了，更不用說有人根本沒把它當回事了。有的辦事處不斷改組，那事照樣難辦。
1937年9月7日，《中共吉東省委宋一夫、周保中致下江抗日聯軍各高級幹部的秘密通信》中說：
從來下江各部隊缺乏一致精神，「見利則不相讓，遇戰事則各不相顧」，這是革命游擊鬥爭中極端可恥的事，而且也是極危險的事，希望同志必須根本剷出這類傾向。
1937年（無月日），《中共北滿臨時省委北滿總政治部主任給三軍四師軍政負責同志的信》中說：
現在東北民族革命戰爭中，有不少的上層領袖，經過吾黨的堅苦教育，及實際克服他們本身許多疑念的結果，他馬上就放棄了他原有的一切複雜觀點，忠心於抗日救國事業，入黨後即刻就表現初步忠實於黨。如五軍副軍長柴世榮、謝文東、祁明山、於九江等等，都成為東北抗日戰爭中最英勇指揮員。
表面上看，對與3軍的聯合，謝文東好像不如李華堂熱心、積極。可他1936年春就提出要求參加共產黨，此前還要將隊伍編入3軍。筆者曾說「謝文東可不是『瞎胡鬧』」，其一這時他是抗戰的，其二他在精心撥拉自己的算盤，用東北話講是這人挺「故懂」（心眼兒多、狡猾、陰險等等）。
南京那國民黨政府指望不上，尋求蘇聯援助武器也落空了。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蘇聯人不幫他武器，已使他迷惑，怎麼同為共產黨，那邊的共產黨也不幫這邊的共產黨呀？但是，誰都知道李杜、王德林兵敗後都往那邊跑，這本身就足夠說明問題了。共產黨在東北已經形成氣候，要抗戰就不能不依附共產黨，特別是他眼下這種處境、模樣。而共產黨的強大，還在於它是有靠山的，靠上了這邊的共產黨，也就等於靠上了那邊的共產黨。
成立「東北反日聯合軍總指揮部」，應該說各方都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東西，謝文東得到的無疑是最多的。不久又與李延祿聯合，成立「東路指揮部」，推舉李延祿為總指揮，乘機大發委任狀，收編隊伍。之後仍是使出渾身解數，在聯軍間縱橫捭闔，尋求利益最大化。
倘是在南滿，謝文東要依附共產黨這棵大樹求生存、發展，除了1軍，別無選擇。可在北滿、吉東就不同了，無論他主觀上怎麼想的，客觀上已經成了攪局的角色。
首先與謝文東鬧得不可開交的，是後來為11軍的獨立師。8軍成立前後，凡是投奔8軍的義勇軍、山林隊，祁致中見了就繳械，還請5軍宋一夫幫助繳械。趙尚志知道後，以聯總名義給祁致中、謝文東寫信，為他們劃分活動區域，以免事態擴大。
1937年7月17日，《趙尚志、張壽篯給祥兄信》中說，攻打方正縣城後，因「明山隊」「犯過」（攻打大羅勒密鎮，商會拒納抗日特捐，「明山隊」將商會房子點著，燒毀半條街——筆者），謝文東、李華堂主張將其繳械，3軍不同意。之後，祁致中又造謠，告訴李華堂，說3軍要繳你的械。祁致中弄得孤立無援，多方敵視，才計畫利用共產黨。
同年2月13日，周保中在《東北抗日聯軍建立「路軍」提綱草案》中說：「獨立師齊明山部隊，民眾軍之別系，胡匪化。」
4月初，張壽篯曾去獨立師，與祁致中進行馬拉松式個別談話，長達10天。不知道這是個什麼樣的談話記錄，為了化解矛盾，團結抗戰，共產黨人的苦口婆心足見一斑了。
對於8軍、9軍、10軍、11軍，3軍在服裝、給養和武器、彈藥上，都曾給予幫助。其中對8軍的優待，甚至使李華堂頗覺不公。正如侯啟剛在政軍學校講課時所言：「謝文東目下之所以未綹子化和未塌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