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河游擊隊在三股流成立時，以三股流為中心的道南根據地已經頗有模樣了。
1933年7月10日，《團珠河縣委關於目前形勢及組織狀況等問題的報告》中說：
珠河一帶形成了三種不同性質的區域。珠河街、河東，一方面為日本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地方，烏吉密、小五站、黑龍宮、五區是直（間）接統治的地方，婁家窩棚、亭家店、石頭河子、葦塘溝及其他山溝里的農村，是無政府狀態。
其實，除了大中城市，東北各地農村基本都是這種狀態。而珠河中心縣委能夠創造出非同一般的業績，在於這是個比較成熟的堅強、精幹的班子。珠河游擊隊從誕生那一刻起，就有了一個比較穩定的立足地，並不斷地得益於縣委的領導、支持。而有了這樣一支武裝，珠河游擊區則迅速擴展，紅地盤益發紅火。
巴彥游擊隊失敗的教訓之一，就是沒有根據地，像個沒家的孩子似的。這樣一支隊伍遲早是要垮掉的，北方會議那一套更是加快了這種步伐，使這支稚嫩的隊伍還未來得及尋摸到生存、發展的路徑，就在那冰天雪地中消逝了。
首先在無政府狀態地域恢複秩序，接著就是拔據點，打伏擊，在日偽間接統治的地盤上大展身手，並向道北黑龍宮一帶突擊，建立起以侯林鄉、秋皮屯為中心的道北根據地。到1934年秋，哈東支隊游擊區已遍及五常、賓縣、珠河、雙城、阿城、葦河、延壽、方正等縣，而珠河四區、五區，賓縣二區、三區、七區、八區，延壽二區及三區一部分，五常五區及四區一部分，雙城九區一部分，則成了共產黨領導下的紅地盤。
哈東遊擊區普遍建立了反日會，僅珠河縣就有會員約1萬人。
在被稱為紅地盤的根據地，普遍建立起農民委員會，珠河縣還成立了農民委員會總會，下設總務、武裝、生產、擁軍、經濟、肅反、婦女等7個部門，代行政府職能。1935年10月成立的珠河縣人民革命政府，就是在農委總會基礎上建立的，總會會長吳景才任縣政府主席，人們都稱他「吳縣長」。成立大會發布《大中華民國珠河縣革命政府布告》，號召珠河人民在革命政府領導下積极參加反日活動，發揮各種反日群眾組織和反日武裝的作用，粉碎敵人的秋季「大討伐」。
在游擊區和根據地，還組織了農民反日自衛隊、青年義勇軍、模範隊，與南滿的農民自衛隊和青年義勇軍類似。珠河縣人民革命政府在三股流成立時，除其他各界人士外，有農民反日自衛隊和青年義勇軍、模範隊4000多人參加慶祝大會，並接受檢閱。用當年老人的話講，洋槍土炮「扎槍頭子」（紅纓槍），那也是刀槍如林「海了去了」（形容極多的樣子）。
紅地盤內建有兵工廠、被服廠、醫院，還有學校，孩子免費讀書。沒收漢奸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不收地租，軍烈屬的土地實行代耕。稅收是低額累進位，五垧地以下每垧每年五角錢，五至二十垧每垧一元，二十垧以上二元。而日偽統治區為每垧一至二元。紅地盤的稅率低於「滿洲國」，連日本人都不能不承認。鬍子不敢來，棒子手、砸孤丁、小線絕跡，在那個遍地起鬍子的年月，堪稱奇蹟。
日偽當局稱：「珠河地方儼然成為一共產王國。」
1933年6月13日，在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會議上，參謀長小磯國昭中將說：「恢複治安的手段，有討伐，有招撫，有政治工作。但軍隊恢複治安的唯一無二的手段是討伐。」
「九一八」事變不久，關東軍即拋出「治安第一主義」。無論北進蘇聯，還是西犯華北，它都必須把治安放在首位，把個安穩的東北拿在手裡。對於大規模的義勇軍比較好辦，通常是兩翼迂迴，飛機、大炮一通轟炸，正面一攻，就解決問題了。可面對到處都是、四處出擊、打了就跑的小股義勇軍，就有些蒙，找不著北——用當年老人的話講，叫「抓瞎了」。
開頭，自以為大局已定的不可一世的鬼子，幾十個人，甚至十幾個人也敢出城，結果到處挨打，有時連根毛也回不去。即便大部隊行軍，這一槍，那一槍，只聞槍聲，只見傷人，不知道對手在哪裡。隨著兵力增加，日軍戰術也不斷變化。1935年前，通常都是落雪後「討伐」，多則兩三個月，少則幾個星期，搜山溝，見影兒就追，見道就鑽，常中埋伏。之後，一是不受季節限制，特別是從秋至春的樹葉開門時期，經常連續不斷地「討伐」。二是分散配置兵力，密切通訊聯繫，把住重點村屯和交通要道，發現對手即行追擊、包圍，不拘地區窮追猛打。以上為所謂「治標」，即軍事「討伐」。三是建立「集團部落」，推行保甲連坐，組織偽自衛團，修築警備道路，架設警備通訊網，收繳民槍，進行經濟封鎖，即所謂「治本」。其中最陰險、毒辣，也是對抗聯危害最甚、堪稱致命的一招，就是集甲並村，大搞「集團部落」，實行「民匪分離」，製造無人區。
筆者上個世紀採訪到的八十歲左右的鄉間老人，嘮起當年，常掛嘴上的一句話就是：「到哪兒都能刨兩垧地。」就是這種魅力，吸引著一代代闖關東的人們。無論是被稱做「大界」的平原，還是山邊、山溝，大都為山東人的移民，這一家，那幾戶，過著一種遠離塵世的日子。1935年10月15日《胡仁給中共吉東特委的報告信（第四號）》中說：「農民皆散居於各山溝里，零落如早星，十家二十家在一處很少，雖有火車路（寧、密）及汽車路（林口至梨樹鎮，林口至勃利縣）也不能使農民集居於一處。」而1937年5月《關東軍參謀部關於最近滿洲國的治安》中說：「在習慣於舊軍閥苛斂殊求的山裡僻地居民之中，尚有很多不知已經建立滿洲國和不知官憲恩惠的人們，這種民眾和匪賊很和睦，把匪賊作為自己人，將討伐隊的行動等傳告匪賊。」之前的1935年12月《關東軍參謀部關於昭和十年秋季治安肅正工作概況》中，則說：「民眾對匪賊之認識是極為良好的，並不是我們所認為的那樣有不共戴天之仇。」
對於這些「零落如早星」的農家，就是鬍子也不會輕易騷擾的。一是沒什麼值錢的東西可搶，二是離不開這些人，起碼到那兒可以歇歇腳，吃頓飯。而從游擊隊到抗聯，能夠不斷發展壯大，靠的就是所到之處都有人家、群眾。
1933年春，偽磐石縣參事官荒谷千次和偽額穆縣參事官蛸井元義等人，向偽滿民政部建議設立「集團部落」，當年即在磐石縣試行，第二年又在額穆、敦化、樺甸等縣實行。同年12月3日，偽滿民政部發布969號《關於建立集團部落訓令》，遂在東北各地普遍推行。
所謂「集團部落」，就是將平原和山區零散居民強行驅趕至一處居住。「一個部落以收容八十戶至一百戶（四百至五百人）為宜。這對於警備和經營都有利，如六七十戶以下，居民自衛力量不足；二百戶以上，則統治上又有困難。」部落面積，「建成周圍四百米的正方形或長方形為宜」。「建設位置：（1）匪賊時常經過或物資供給地等重要警備線上；（2）經濟資源豐富的地方；（3）易於警戒和自衛的地方；（4）供水方便和比較乾燥的地方。」「建設次序：（1）建立鐵絲網、土牆和炮台；（2）建造公共建築物（部落辦公室、自衛團室）和偽裝房屋；（3）建築住房；（4）打井和建造附屬建築物。」
部落內常駐日偽軍警備隊，或偽警察派出所，還組建偽自衛團，凡青壯年男性居民都是其成員，站崗、巡邏。部落有電話，部落間修築警備道路，一處遇襲，附近部落日偽軍和偽自衛團都來支援。
部落有正副部落長和正副自衛團長，部落長兼保甲長，實行保甲連坐制度。部落通常有4個大門，居民外出種地、打柴要登記，攜帶物資要檢查，以防流入「匪賊」之手。太陽落山，大門緊閉，回來晚了，就有「通匪」嫌疑，受到盤查。有親戚朋友來了，從哪兒來，幹什麼，住幾天，報告、登記，還得有保人。
這種統治就讓人想到堡壘、集中營——用當年黑土地人的話講，叫「圍子」、「人圈」。
吉林地區的磐石、額穆、樺甸、永吉、舒蘭及敦化6縣，1935年建「集團部落」136個，1936年又建418個，1937年再建365個。據偽滿治安部《各地治安工作調查報告集》中說，金川、柳河、通化3縣，「康德三年（1936年——筆者）度並戶工作有飛躍發展，匪團所依靠的分散房舍，幾乎全部消滅」。
湯原縣僅用23天，就將山邊零散農家全部燒光。
1936年（無月日），《東北人民革命軍第四軍第二師司令部為抗日救國告群眾書》中說：
日寇為什麼要歸大屯呢？第一，它想要斷絕群眾與抗日軍的關係，而使抗日軍沒房子住，沒飯吃，沒處得消息，不用打仗就消滅了。
日偽對哈東遊擊區和珠河根據地的大規模「討伐」，是從1935年開始的——它怎麼能夠容忍這樣一個「共產王國」，在其北滿的統治中心哈爾濱近旁一天天發展、壯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