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盞油燈搖曳著，映照著一張張或明或暗的嚴肅的面孔。
這是「九一八」事變幾天後，準確的日子搞不清楚了。地點是哈爾濱江橋下一個叫牛甸子的小島上，黨的聯絡站馮仲雲的家裡，北滿黨的高級幹部在召開緊急會議。
主持會議的年輕人叫羅登賢，這年夏天作為中共中央代表，來東北巡視工作，正趕上這場震驚中外的大事變。
在分析了當前的形勢後，羅登賢說：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出賣了東北和東北同胞，我們共產黨人一定要與東北人民共患難、同生死。敵人在哪裡蹂躪我們的同胞，我們共產黨人就要在哪裡和人民一道與敵人抗爭！
燈光把他瘦高的身影拉到牆上，那張清癯的南方人特徵明顯的臉上，沉穩冷峻中透著激情：同志們，我要莊嚴地申明一點，不驅逐日寇，黨內任何人不能提出離開東北的要求。誰如果提出這樣的要求，那就是恐懼動搖分子，就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
我們誰也不離開！大家異口同聲。
羅登賢原名羅光，曾化名達平（到東北後）、光生、何永生。1905年生於廣東省順德縣，幼年父母雙亡，被姐姐接到香港撫養。因生活困難，十一歲輟學，跟姐夫在太古船廠做工，四年學徒，又當六年鉗工。他聰明、勤勉，又敢仗義執言，頗受工人擁戴，是香港金屬業工會的創建人之一。1925年加入共產黨，之後參加省港大罷工的組織領導工作，擔任中共香港省委常委，參加廣州起義的領導工作。1927年底在香港被捕，在獄中經歷各種刑罰，堅強不屈。1928年春被組織營救出獄後，擔任江蘇省委書記，在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1930年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不久調任廣東省委書記。1931年初又調回上海，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
當時，滿洲省委機關設在奉天。11月中旬，省委軍委書記廖如願、宣傳部秘書楊先澤被捕入獄，經受不住酷刑，供出省委書記張應龍的住處，張應龍隨之被捕。這個人也是個軟骨頭，省委機關受到嚴重破壞。
12月，中央決定由羅登賢擔任滿洲省委書記兼組織部長。
滿洲省委自1927年10月成立後，到1935年4月無形中撤銷，不到八年的時間，換了12位省委書記。他們依次是陳為人（1927年10月至1928年12月）、王立功（1929年1月至5月，因病未到職，由劉少猷代理書記）、劉少奇（化名之啟、趙子琪，1929年6月至1930年3月）、李子芬（1930年4月）、林仲丹（張浩，原名林育英，1930年5月至8月）、孫傑（陳潭秋，1930年8月至1931年1月）、張應龍（1931年2月至11月）、羅登賢（1931年12月至1932年6月）、魏抱一（李實，1932年7月至1933年9月）、李耀奎（1933年10月）、老馬（林電岩，1933年1月至1934年9月）、楊光華（1934年10月至1935年4月）。
領導人頻繁變化的重要原因，就是被捕的多（僅張應龍一人叛變），佔一多半。其中最有名的，後來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文化大革命」中成為「叛徒」、「內奸」的重要「證據」之一，就是在滿洲省委書記任上被奉系軍閥逮捕的經歷。
說明了東北地區鬥爭的殘酷、環境的惡劣。
「九一八」事變後，就更殘酷、惡劣了。
不能說今天鮮為人知的羅登賢，倘若能活到1949年10月1日，會成為何等人物，歷史已經證明的是這位新任滿洲省委書記，二十六歲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確是非同凡響的。
這是一個急劇變化的時刻，一個需要迅速做出判斷和決策的時刻。敵對陣營和各種政治、武裝力量，包括蘇聯和美英法等在東北有其政治、經濟利益的國家，都在審視、調整自己的方針、政策，以期在新的局勢下佔據有力的地位。
羅登賢的一個重要的戰略性舉措，是抽調有力幹部到農村去，宣傳、發動、組織群眾，進行武裝鬥爭。一是積極支持、幫助東北各地義勇軍的抗日鬥爭，二是大力發展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武裝，進行抗日游擊戰爭。
現在，我們必須用點篇幅了解一下「九一八」事變後的東北是個什麼樣子。
1935年12月20日，東滿特委書記馮康（魏拯民），在《關於綏芬大甸子及安圖的反日工作等問題》的報告中說：
我們的人——軍（「人民革命軍」，中間的3個字原文省略了——筆者）現在天天在離城一二里活動，敵人不敢出來，安圖全縣只有一個日本人。
1935年底了，安圖縣只有一個日本人，這在當時東北的154個縣中，應屬個例。可在1932年，見不到日寇影兒的縣是太多了，特別是偏遠的縣份。「九一八」事變後，所謂日軍不到3個月就佔領了遼吉黑的大片領土，它佔據的主要是大中城市和鐵路沿線。廣大農村，或當地駐軍，或民眾百姓，或軍民結合，義勇軍蜂起達93個縣。義勇軍失敗後，靠近蘇聯的一部分過界去了蘇聯，被繳械後遣送、流落到新疆。留下來的和其他大部分地區的，有的散了回家了，有的投降了，有的潛入山林成了綹子（鬍子），用當年的文件資料中較文雅的詞兒，叫「山林隊」。
1932年夏，東北許多地區暴雨成災，松花江水甚至衝進哈爾濱，周圍十幾縣皆成澤國。土裡刨食的庄稼人的那點兒盼頭，就是如何才能熬撐到明年秋收。逢上天災，或是戰禍，老年人就會搖頭嘆息，說這是「起鬍子」的年景啊。東北人形容什麼之多，來勢之猛，就在這個名詞前面加個「起」字。比如莊稼發生蟲害了，就說「起蟲子了」。近代以來，東北地區有三次較大的「起鬍子」。一是甲午戰爭後期，二是日俄戰爭時期，再就是「九一八」事變之後。戰亂加天災，越發民不聊生，用筆者採訪時有的老人的話講，是「遍地『起鬍子』」。
後面將會詳述的日寇的「治安第一主義」，事變不久就提出來了。雖然日寇不斷增兵，可偌大個東北，十來萬關東軍，就是都撒下去又哪到哪呀？況且城市和鐵路也不斷受到襲擊，兵力就更顯不足。日寇鐵蹄還未踏到的縣份，縣長和一班官員，有的辭職回家，有的逃難進關，有的就像錦西縣長張國棟那樣，準備迎接侵略者了，那地面會成了什麼樣兒？即便被日軍佔據的縣份，也大都佔個縣城，城外就是各色武裝的天下，少量日軍輕易不敢出城。
奉系軍閥對共產黨人的鎮壓，難以與其他軍閥比較出個誰輕誰重來。東北人民沒有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經歷，東北黨組織力量比較弱小，則是確定無疑的。但是，「九一八」事變後的客觀形勢，廣大農村的權力真空，給共產黨人提供了發展壯大的機會，在那廣闊天地間大有作為了。
「九一八」事變前，共產黨在東北沒有一兵一卒，滿洲省委的工作主要面向城市。羅登賢主持省委工作後，很快開始了兩個轉變：將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向農村，將反對國民黨、奉系軍閥的反動統治，轉向對日寇的武裝抗戰。
羅登賢開始調兵遣將。
第一個被調動的是大連市委書記童長榮，讓他去東滿（大體為今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所轄地區）任特委書記。那裡的黨組織正在組織武裝暴動，急需一員幹將去那裡掌舵。
羅登賢說：長榮同志，為了反日救國，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之後，滿洲省委派往各地的每個同志，羅登賢都要與之談話。而這時是11月間，江橋抗戰硝煙正濃，張應龍還未被捕叛變，羅登賢的身份還是中央巡視員。像本書將陸續寫到的許多在東北抗戰初期就犧牲的烈士一樣，羅登賢給我們留下的資料很少，難以知曉他和童長榮以及後來的同志還都具體談了些什麼。但是，「為了反日救國，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不但果斷決意，充分說明了他對童長榮的信賴，而且正好詮注了他在東北的所作所為。
在羅登賢的部署、指導下，滿洲省委和各地黨組織的幹部，一批批分赴各地鬥爭第一線。像省委幾任軍委書記楊林、周保中、趙尚志，省委秘書長馮仲雲，都被他派了下去。當時東北有黨員2132人，僅派去組織、領導義勇軍或是直接參加義勇軍的黨員，據不完全統計，至少在250人以上。各地稍大點兒的義勇軍，幾乎都有黨員在其間工作。其中以活動在東滿、吉東（大體相當於今天的黑龍江省牡丹江地區，當時屬吉林省）的王德林的救國軍，人數最多，力量最強，活動也最得力。像李延祿被王德林委任為參謀長，周保中為總參議。後來的抗聯4軍、5軍，就是這時打下的基礎，在義勇軍失敗後發展起來的。
童長榮、楊林、趙尚志、馮仲雲等人，則被派往各地領導、組織、發展共產黨的抗日武裝。他們發動群眾，奪取武器，從無到有，陸續創立了十幾支游擊隊。像南滿的磐石游擊隊、海龍游擊隊，東滿的延吉游擊隊、和龍游擊隊、琿春遊擊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