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曾言，廣州「市態」種種，此「市態」就表現為商業性。在廣州話中有一個使用頻率很高的字——「抵」。抵就有忍受、忍耐的意思，如抵（費勁）、抵肚餓（挨餓）等，但更多地還是表示「等值」。最常用的，是「划得來」、「花得值」；到酒樓美餐，吃得大快朵頤，叫「抵食」；到商場購物，買得稱心如意，叫「抵買」；到歌舞廳夜總會娛樂中心瀟洒一回，玩得興高采烈，叫「抵玩」。顧客滿意、老闆開心，看著大把的票子進賬，心裡暗叫「抵賺」。會賺錢的也會花錢、會花錢的多半也會賺錢，這就叫「抵手」（能幹、有本事）。如果沒有賺錢的能耐，那就只有坐以待斃，大約也就只好叫「抵窮」乃至「抵死」。廣州人的商業意識和價值觀念可見一斑。
廣州人對於「商業」的詮釋到了如火純情的地步。樂評家金兆均回憶：「流行化的商業演出，廣東相對在這方面就是比較早。1979年，廣州就出現了所謂的『音樂茶座』。1977年，畢曉世就組織流行樂隊。1984年和1985年，北方還在對流行音樂爭議的時候，那邊流行已經比較社會化了。1984年，歌舞廳已經很多了。我1986年第一次去廣州，它的電影院已經變成商業化的了，那時候的電影院裡面已經有了撞球廳，就是連唱帶玩兒的都有了。」
「音樂茶座，最開始是想針對香港的客商。」廣州著名的詞曲作家陳小奇說，「因為當時廣東一直在搞廣交會，音樂茶座就是為廣交會服務的。最早的時候一般市民進不了，因為它的門票不是人民幣，當時是兌換券。後來茶市場需求越來越大，茶座越來越多。老百姓就誰都可以進去了。接下來從音樂茶座發展到歌舞廳，從歌舞廳發展到夜總會。」當時，最早創立音樂茶座的是廣州東方賓館的花園餐廳，他們在1978年冬季辦起了一個由本地歌手以演唱港台歌曲為主的音樂茶座，廣州其他的賓館酒店紛紛效仿。一年後，廣州的音樂茶座達到75間，座位數超過當時廣州所有戲院的座位總和。
音樂茶座在酒店和賓館的流行，也使得輕音樂隨之興起。這些輕音樂隊的名字往往以「紅」字開頭，比如「紅玫瑰」、「紅棉」、「紅牡丹」等等，樂隊與掛靠單位之間的關係也相當複雜，「走穴」、「炒更」（粵語，指從事第二職業）的提法就是從那時開始的。這些樂隊演唱的曲目不但包括港台流行音樂，也有國內如蘇小明、王潔實、謝麗斯等人的曲目。演一場的報酬在3元到5元不等，一個歌手一天可以走幾個場，這樣的收入在當時算高的了。
為了配合歌手的演出，廣東樂壇在全國率先成立了專業唱片公司，專業唱片公司的進入就等於初步建立了唱片工業體系。
這個體系中的第一環就是「扒帶子」：給引進的港台地區和日本電視劇重新配樂，通過這一過程，讓一批音樂人從中學習到了例行音樂的編曲方式。「當時北方音樂人也開始涉及流行音樂創作，但是北京受傳統的北方民歌影響比較多，相對來說豪放大氣一點。比如雷蕾1984年寫《四世同堂》，郭峰1985年寫《我多想》。但南方那邊更洋氣一些，抒情類的比較多。」金兆均說。
一台戲有了主創人員，怎少得了主角。1990年《舞台與銀幕》著名記者鍾路明在該報撰寫了一篇題為《廣州流行歌壇點將錄》的文章，提到當時歌壇最受歡迎的11位歌手，分別是廖百威、王建業、陳汝佳、李達成、湯莉、陳丹虹、唐彪、安李、陳少雄、吳丹力、李華勇。文章指出彼時的廣東流行樂壇已經進入「造星」時代；為配合這個「造星」工作，廣東還率先在全國引進了歌手簽約制度，最早興起「包裝」，出現了以上第一批「包裝」歌手。而此時「中唱」、「太平洋」、「新時代」和「白天鵝」日漸成為廣東樂壇的四大唱片公司，各自旗下都擁有一批重量級歌手。而且那時製作唱片的成本低、利潤高，一首歌寫出來，可賣出100多萬盒磁帶，可賺三四百萬元，CD可賺七八百萬元，所有與之相關的行業都盛極一時，磁帶、CD、VCD、歌舞廳、電視台、電台、報紙、雜誌、出版社……形成一個巨大的音樂產業鏈。正是由於有這個音樂產業鏈支持，才使得「造星」工程不斷深入。
1992年新時代影音公司通過像「輕輕地告訴你」、「藍藍的天」之類的歌將楊鈺瑩包裝為「甜妹子」與僅一首「濤聲依舊」便橫掃歌壇的毛寧組成了「金童玉女」，這無疑吸引了無數眼球、也拉開了新生代歌手潮流的序幕。1993年，南方又一「另類」流行歌曲——陳琳的《你的柔情我永遠不懂》傳唱開來。推出這首歌的中唱廣州公司成立了企劃部，詞曲作者陳小奇開始帶著旗下的歌手甘平、李春波、張萌萌、臣民北上上海、北京精心大規模的宣傳。
在這過程中，媒體成了活躍的角色。1987年10月，祖國內地第一本全面系統地介紹流行音樂的大型刊物《音像世界》創刊之後，在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一直保持了「只此一家」的地位。但是在1994年前後，其他同行業雜誌《歌迷大世界》、《當代歌壇》、《中國百老匯》、《演藝圈》、《歌迷》等都相繼問世了；各省、市的各家電台都紛紛創辦了原創歌曲榜，一時間打榜、領獎成為歌壇最熱鬧的風景之一。這一年中，「包裝」、「簽約」、「度身訂做」這三個詞成為娛樂媒體中用得最為頻繁的詞語。而這些年中每一個歌手都在忙於四處為自己尋找一個唱片公司作為自己的後盾，新生代每一個歌手的背後都有一個公司在支撐，因此1994年前後也被稱之為「簽約時代」。
當時任職「新時代」老總的吳建邦日後接受《海口晚報》的採訪時就回憶了他們是如何包裝「甜姐兒」楊鈺瑩。
造星第1式·更名轉運
當年，楊鈺瑩從江西南昌來到廣州，簽約「新時代」時剛滿18歲，那是1990年，那時她的名字叫「楊崗麗」。
「當時全國正颳起甜歌風潮，像鄧麗君、韓寶儀的歌在大陸很風行，所以我們也希望能打造一個屬於大陸的甜歌歌手。雖然這女孩有點土，但勝在夠清純，聲音也非常甜美。」
楊崗麗成了「新時代」第一位簽約歌手後，吳建邦首先想到要做的就是給她改名，「楊崗麗這名字太男性化了。當時有個出版社編輯，他對名字這方面挺有研究，他拿著一本叫《姓名與命運》的書，對著書一個個字拆解，最終把楊崗麗改成楊鈺瑩。」
造星第2式·央視平台
「在那個年代，還從來沒有一個流行歌手能登上央視的舞台，所以我們就決定做一個當時被認為很大膽的創舉，就是投入10萬元，在央視黃金時段做了10天廣告，每天10分鐘，放楊鈺瑩的歌曲和影像。」
20年前的10萬元，是一個天文數字，吳建邦說，當時一盤盒帶的批發價是4.1元，你想想要賣多少盤盒帶才能賺回10萬？所以當時在唱片行業里，幾乎沒人敢這樣投入。」而這次創舉的最終結果，則是讓楊鈺瑩一夜爆紅，她首張個人專輯《為愛幸福》成功賣出上百萬張。
造星第3式·影音互利
楊鈺瑩紅了，但吳建邦還不滿足於此。「當時還做了另一個同樣很大投入的決定，就是想辦法為楊鈺瑩爭取唱影視劇主題歌的機會」。當時，吳建邦跟一些影視公司談成合作，利用「新時代」在音樂方面的資源，免費為該公司的影視劇製作配樂、創作主題歌，但條件是必須要讓楊鈺瑩演唱主題歌，因此楊鈺瑩就有了那首唱得街知巷聞的《外來妹》。
楊鈺瑩被炒紅了，新時代也獲得了豐厚的市場回報。這場「造星」工程就在可觀的市場前景下不斷深入。同時，隨著歌手不斷的南下，競爭也日趨白熱化。
當時，與廣州相比，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國北方無論是從經濟實力還是社會開放程度都望其項背。
著名音樂人金兆均在接受《三聯生活周刊》採訪時回憶，「那時候東北已經落後得不行了。東北作為傳統的重工業基地完全適應不了現代化的情況，1982年的時候，東北工人發工資是發軸承，窮啊。而且沒什麼機會，相對來說當時東北的娛樂業很不發達，高級點的娛樂業都不發達，永遠是二人轉。」他描述，「那會兒東北的歌手一般都是先到北京來。比如說張咪，她家基本就是在最北了，黑龍江的農村。一路走著走著，先走到哈爾濱，從哈爾濱奔瀋陽，再從瀋陽進北京。然後可能人家說廣州更好，掙得錢更多，張咪就去廣州了。」
「瀋陽—北京—廣州。」金兆均給上世紀90年代的一批東北歌手畫出了這樣一條路線圖。
「東北歌手去南方沒別的，就是打工掙錢嘛。」金兆均說，「而且當時北京對這種場所裡面的限制很多，巡視啊、公安啊、消防啊，管得都很嚴，包括對歌手的資格啊，相對都管得嚴，南方就好得多。」
大批東北籍的歌手，在廣州、深圳遍地開花的歌舞廳里駐唱，成為一支很重要的力量。「當年南下廣州的歌手裡，毛寧是東北的，那英是東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