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評家朱大可曾說，「『深圳夢』是上世紀80年代中國人的集體情結。它不僅是關於一座城市的願景，更是對中國現代性場景的想像。」這個中國社會變革最轟轟烈烈的現場成了「全民夢工廠」，但是，30年光陰流轉，這個夢卻開始慢慢「褪色」。
1982年，時任蛇口工業區「掌門人」的袁庚去清華大學招攬人才，那時的他激情澎湃地「描繪理想」，還不忘調侃：「現在來蛇口，正是時候，10年後的蛇口，你們要進來，就像今天戶口進北京一樣困難。」
那個年代的深圳完完全全的開放，就像一列列免票的列車，只要你願意隨他高速運行，都可以上車。於是，轟轟烈烈的南下大軍，懷著英雄主義情結的人們去到那方宣洩血性的角斗場闖蕩。就像北大客座研究員、深圳財經作家徐明天所言「南下深圳的人大多抱著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氣概」。因為，最初到深圳就意味著要割斷與過去的所有關係，沒了工作、沒了戶口、沒了糧食供應，成為「盲流」，選擇到深圳是得有點勇氣的。不過這些都不能阻擋新的城市模式和新的價值觀帶來的吸引力。深圳的「原始夢」是複雜的，但有一個主要價值指向，那就是關於現代性的想像，其中除了對西方時尚元素的期待，更多還是對先鋒、叛逆、自由、浪漫和原創性的期待。在某種意義上，「闖深圳」和「告別傳統」可以說是同一個意思。要闖深圳，就必須告別傳統。甚至，闖深圳，原本就是為了告別傳統。
華為掌門人任正非在創業之初對他僅有的8位員工說：「我們這些辭職或停薪留職的科技人員，離開國營單位，自己出來找飯吃，大家都有背水一戰的危機，人人奮力拚搏，沒有內耗，沒有扯皮現象。在一個國營企業里，廠長、經理往往要用60%的時間去處理人際關係，想干成一件事是很難的。」而深圳的誕生則是建立在一個沒有家長，也沒有所謂監視者的政策基礎上，這意味著它也沒有那麼多束縛。深圳就像一個單細胞城市，這裡慾望明確、規則明確，達成目標的方法簡單，就是要靠「闖」。
相比北京、上海，深圳沒有歷史，也沒有包袱，所以具有對未來開放的無限可能性，北大教授張頤武形容深圳是最有企業家精神的城市。深圳以在特殊時期在全國開創先河的市場化模式，重塑了一代人的價值觀，提供了新的經驗、新的想像力，從無到有地實現從受制於身份到平等自由的契約精神的現代性轉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夢，但把夢變成現實，深圳是，至少一度曾是創造了最好條件的地方。
因此，當年的深圳是「英雄不問出處，只論成功」。全國各地各種族群都可以到這平等的起跑線上重新開始人生。這些人既有從秘書到深交所創始人的禹國剛，也有曾經的國務院副總理吳桂賢，或者因為逃婚到深圳卻開創了攸縣的士司機的湖南妹謝吳艷。無論是香港富豪、內地打工妹、外國金融家，還是剛剛畢業的大學生，都相信自己能在這個城市找到一席地位，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
在這夢想照進現實的年代，一批批神話就此誕生，其中之一就是平安保險，而深圳也成了平安保險董事長馬明哲的命運中轉站。
生於1955年末的馬明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摩羯座性格。只有初中原始學歷的他首先在廣東省湛江市八甲水電廠做工人，然後擔任了當時的廣東湛江地委工交政治部通訊員。1983年的一次人事調動，馬明哲到了深圳市蛇口工業區並被選中擔任當時蛇口工業區總經理袁庚的專職司機。
馬明哲顯然志不在「馬車夫」，30歲時的他對袁庚說的一句「100年後我們重操舊業好不好」就是他保險業夢想的萌芽。對於改革者袁庚，這句話也點燃了他的另一個興奮點，他親筆寫信給中央領導，詳述成立平安保險的必要性。1988年，中國人民銀行發文批准成立平安保險公司，馬明哲任命為總經理。
自此，馬明哲帶領一個13人的隊伍在400平方米的辦公場地從產險開始起步打造著他的金融航母。22年過去了，平安保險在馬明哲的戰略中從一家總資產5312萬元的小企業，發展成了一家集保險、銀行、投資為一體的綜合金融集團，並在《財富》雜誌2010世界500強排行榜中，再次入選並榮登中國內地非國有企業第一的寶座。馬明哲用他的「過橋哲學」與開創精神締造了一個時代的神話。他說，「中國的保險事業起步較晚，起點較低，也沒有多少時間讓我們事事都摸著石頭過河。如果河上已經有橋，我們就不必去冒險涉水，付一些過橋費就可以過去了。風險小，也贏得了時間。」而圈內人對他的評價是，「我最佩服的人是平安的董事長馬明哲，我想的事他肯定想到了前面，我沒有想到的事他也想到了。他做事總是具有前瞻性。」
上個世紀80年代深圳與奔赴深圳的創業者都成了特定的歷史註解，就像1985年來深圳的詩人王小妮在《一個詩人的深圳史》里寫道：「你來深圳想做什麼？這是1980年代中後期新移民之間最自然的對話。有人為理想，有人為自由，有人為愛情，有人為逃避。」唯獨沒有為賺錢。隨著1990年的到來，奔赴深圳的夢想也開始了轉變。
上世紀80年代，深圳演繹的「解放」、「掙脫束縛」讓整個中國都看到了另一種生存方式。隨著經濟優勢在「深圳速度」下的快速顯現，隨著現代城市管理制度和用工環境的初步建立，隨著基建、招商引資、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上世紀90年代的「淘金熱」興起。
城市工業大發展背景催生了無數用工機會和淘金夢想，也就在這一時期，「淘金地」成為深圳的代名詞。「全國人民都知道，深圳有金可淘，高中低端人群來者不拒。」深圳「網路四劍客」之一、《深圳青年》雜誌主編陳宏舉例，深圳某遊艇會老闆，便於此時來到鵬城（深圳別名），而他最初不過是在基建工程兵的食堂里幫廚打菜。
讓美國《時代周刊》驚呼「有史以來最大人口流動」的百萬民工南下潮也發軔於1989年，百萬民工南下。數據顯示，1992年第一季度，僅從深圳匯往全國各地的匯款單近140萬張，共計7.03億人民幣。匯款人群中，最常見的是三五成群的打工仔、打工妹。
這段經歷像極了1848年的美國，著名傳記作家兼歷史學家布朗茲在《黃金時代：加利福尼亞淘金熱和新美國夢》中這樣記錄那段歷史：淘金熱對於美國歷史而言是比南北戰爭更為關鍵的時刻，淘金熱改變了國家的精神，使美國脫離了富蘭克林式的「穩當和勤勞」的清教倫理，轉而朝向一個新的美國夢——「迅速致富」。然而，深圳網路小說家慕容雪村也在其熱銷的作品《深圳向左，天堂向右》也見證了深圳的「淘金夢」：深圳就像一個迅速膨脹的大麵包，每天都有數不清的公司成立，每天都有數不清的人懷揣夢想、拿著邊防證湧進這個南海邊的小漁村。一夜暴富的傳奇隨風飄揚，公車上經常能聽到這樣的對話，一個破衣爛衫的傢伙說：「我明天有一船貨到蛇口碼頭，你要多少？」另一個同樣破衣爛衫的傢伙一臉不屑：「作貿易？那不是糟蹋錢嗎，我剛在寶安圈了十幾畝地，作房地產才能賺大錢，兄弟！」
那個年代的深圳彷彿「鈔票滿天飛」，隨手抓來都是機會。因為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深圳就像一位專家所分析的「當時，國內工業化程度都不高，產品供給程度也不豐富，屬於物質稀缺的時代。只有深圳率先啟動了加工貿易還是工業化，這就奠定了深圳作為全國產品的供應中心的地位，也就是說任何人來到深圳，都可以借深圳有利的地理位置，成為全國的『供應商』，其中蘊含的創業機會也是其他城市所不能具備的。」
現任深圳互通科技的總經理霍強回憶那時說，「1992年來深圳，自己都被嚇一跳，香皂、電子錶都是成堆賣，運回內地，買一堆電子錶的錢，賣掉一塊表就能掙回來，而且這些都是內地人聞所未聞的新潮貨，賺錢太容易了。」
「淘金夢」成了青春飛揚的年輕人奔赴深圳的最鮮明的訴求，深圳網路三劍客之一的老亨認為，90年代，人們投奔深圳的目的就是為了賺更多錢，有更多自由，尋找實現個人夢想的更多機會。而事實也證明，當時的深圳確實能夠為這些具備淘金意識、尋求個性發展的人提供極大的想像空間和豐厚的回報。霍強覺得，現在深圳的中產階級大多也是從90年代開始進行資本積累的，因為單從當時在老賽格市場小櫃檯採購各種電子零配件賣到全國各地的生意就可管中窺豹。那會，這些小櫃檯一個月幾萬元的生意是不在話下的。
雖然淘金還在繼續，但是，深圳的轉變也開始初露端倪。關內相繼停止發展「三來一補」企業並持續出台鼓勵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政策等，這似乎宣告了「此時深圳已經開始轉向技術密集型的產業，純粹依靠兩隻手打拚、淘金或者投機的創業模式已開始不能適應城市的發展，隨著創業的難度加大，創業也走向了精英化的路線上來。」隨便什麼人都可以進入深圳乃至分得一杯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