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漲，讀炊（ceu，陰去聲）賬（zeng，陰去聲）。意為真是氣死人。例：「食碗面反碗底，問你吹漲未？」（忘恩負義小人一個，請問你是否被氣死？）人總是會生氣，外省人一張口就是「氣死」了，而廣東人的「吹漲」好過「氣死」，但「吹漲」本身也非常不過癮。例如，房價上漲的速度也和廣東造樓的速度比拼，房價漲得離譜，人也就被「吹漲」了，但又無處發泄——買不起，連租都成了問題。
2006年，一深圳網民根據鳳凰傳奇的《月亮之上》改編的這首《房價之歌》，入木三分地唱出了無數深圳買房者的心聲：
我在遙望，大盤之上，有多少房價在自由地上漲。
昨天已忘，風乾了好房，我要和你重逢在沒房的路上。
房價已被牽引，質落價漲，有房的日子，遠在天堂。嘔也，嘔也，嘔也。
誰在呼喚，行情多長，掙錢的渴望像白雲在飄蕩。
東邊割肉，西邊喂狼，一摞摞的鈔票，就送到了銀行。
在房價滄桑中，房子在何方？
跟政府商量：讓房價降降。
眾所周知，深圳是一個典型的移民城市。30年前，深圳的原住民只有一些農民，但是，截至2010年5月，深圳總人口已經達到1450萬，其中，戶籍人口246萬。同時，美國《福布斯》雜誌也公布了全球人口密度最稠密城市排行榜，深圳以17150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位列全球第五，並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最擁擠」城市。比起上海的13400人/每平方公里及北京的11500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都要高出一大截。
就在這個由移民創造的城市中，「居者有其屋」對外來人口都是一種無法企及的奢望，除了需要面對房價火箭式的增長速度、搜房網統計出的新房均價深圳NO.1，還有深圳原住民坐享CBD「豪宅」、香港人投資深圳房產、海歸享受政府住房優待等一系列住房隱性競爭。
同樣，廣州打工者的住房境遇也十分堪憂，北京有唐家嶺蟻族，廣州也有石碑村職場新鮮人。這些在深廣的打工者就像美國新聞人李普曼曾描述的：「我們所有人都是工業世界中的移民，沒有什麼權威可以依賴。我們是背井離鄉之人，剛剛到此不久，就成了暴發戶。作為一個民族，我們身上帶著所有粗俗不堪的特徵，精神上支離破碎。現代人在他的世界中立足未穩。這個世界很大……我們像風中的垃圾一般隨風飄舞。」
2010年7月，深圳市房地產研究中心副主任、知名房產學者王鋒的一份報告讓人不禁為之一怔，報告中指出：目前占深圳常住人口26%的戶籍人口住房條件很好，原住居民人均住宅建築面積達到388平方米、住房自有率高達99%；但是，佔全市常住人口74%的非戶籍常住人口及未納入統計的近400萬非戶籍流動人口居住水平卻極差，人均住房建築面積僅為10平方米和6平方米。這與原住居民相比，分別相差了將近40倍和60倍！目前，深圳共有住房4.04億平方米，僅城中村私房就佔到了總量的42%左右，達1.7億平方米。
這些拿著城市居民身份證的「都市農民」，隨著上個世紀90年代內地淘金者的蜂擁而至，紛紛「圍田造房」。從此，一本萬利。
位於深圳核心CBD的崗廈村片區約有15萬平方米，其中409戶人家就建了580棟樓房，幾乎全部用來收租。當時，一位化名文福貴的農民隨著潮流在自家三間瓦屋上加建起了二層小樓，二樓3個房間就專門用來出租。後來，村裡的房子越蓋越高，文福貴原來的二層小樓，又變成了7層樓房。這幢樓四周方正，就像一座碉堡。除了一條樓梯，所有空間都被分割成了一個個房間。整棟樓共有45個房間，每間每月租金在800到1200元不等，文福貴每月就坐地收租約5萬元。
2008年，深圳福田區政府開始對崗廈村實行拆遷，這些曾經的「包租公」、「包租婆」此時又有了新的身份——億萬富翁。按照政府給予的拆遷補償標準——住宅公寓每平方米補償1.28萬元，商業物業每平方米補償2.38萬元，文福貴家的7層樓房，每層200平方米共計1400平方米，補償金額已近2000萬。實際上，這筆補償金額在崗廈400多戶原住民中只能位列中游。對於村內的「名門望族」，補償甚至接近億元。一片舊樓倒下去，一批富豪站起來了。
「非深圳戶常住者與深圳原住居民人均住房面積相差近40倍，這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這種現象折射出住宅制度存在缺少公平和財富分配不平均及住房分配上的不公平性，暴露出中國戶籍制度的弊端和地方保護主義。可想而知，在制度或規則不公平情況下，非戶籍人口的住房條件很難得到改善。」著名房地產營銷策劃專家謝逸楓對此現象如是解讀。
得益於「近水樓台」以及未來深港同城的發展路徑，港人一直偏愛在深圳置業。據置業國際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1-5月份，港人在深圳購置物業約達5000套。
以港人的收入水平，在深圳購置物業並非難事。他們在深圳的置業目的無外乎：投資、出租、備用。據香港中通社2010年1月21日報道，「香港最新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港人於去年購買深圳物業作出租投資之用的比率達30%，創下歷史新高」。在三十年前，香港人被深圳商人稱為「水魚」（別名甲魚、王八），看到香港人就好像看到了錢。而現在，一切都反過來了，現在是香港人看到深圳人就像看到了「水魚」，看到了錢。所以，香港人在深圳投資買房的熱情逐年高漲，深圳市商業聯合會副會長李小平說：「從2000年以來，香港人每年都會10%以上的增加比例，到深圳來置業，現在已經佔到深圳商品房供應比例的15%-20%，而且購房逐漸從低端走向高端。」
就像從事外貿行業的香港商人駱先生，他在深圳福田某小區一次性就購買了十餘套小型公寓。他說，「一套40平方米的單身公寓，我買的時候每套總價不到40萬元，就算十套400萬，價格也只夠在香港港島買一套房子的錢。」現在，這些單身公寓每個月都在給他帶來數萬元的租金收益，「如果出售的話，價格幾乎全部翻倍了。」
除了深圳原住民與港人在深圳房產市場的先天優勢，對於意在提高深圳競爭力的政府來說，他們也更樂於在住房上照顧海歸人才。
就像《天下無賊》里黎叔的一席話：「21世紀，什麼最重要？人才！」但是，「過去人才孔雀東南飛的局面已發生變化，面對內地城市的競爭，深圳對人才的吸引力已相對弱化。」其中，由於高房價等問題帶來生活成本劇增成為深圳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持續下降的主要原因。
曾在美國生活將近10年的曾凡(化名)博士2008年選擇回國發展，憑著在美國的積蓄，2009年9月，她在深圳買了一套自己並不滿意的商品房，售價16500元/平方米，還不帶小區。曾凡說，這是她在美國沒有想到的情況，在佛羅里達州的奧蘭多，帶游泳池、花園的小洋樓房價在三十萬美元左右。然而在深圳200萬元，只能買到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而相對於國內的收入而言，月供負擔很沉重。
為了消除像曾凡這樣高級海歸的擔憂，深圳政府從均價超過3萬元／平方米的「首地容御」豪宅區購置一批「保障房」，並將其中的348套房提供給「海歸」高級人才。
顯然，這隱含了一個大前提：「海龜」比「土鱉」更優秀。這種做法，相當於用政府有形之手，降低了「海歸」的競爭成本，使得本土人才在還沒有開始競爭時，就已經處於劣勢，這相當於對他們的排斥。
如果你既不是原住民也不是港人和海歸，那麼，即便你勉強稱得上「白領」或「中產階級」，在深圳和廣州買房、租房都是生活中的「一座大山」。
2007年時，在深圳一家報社工作的吳芳準備和男友結婚。當時，他們四處看房，希望在結婚前把這個重大問題給解決了。剛好那會兒深圳有房交會，他們便興沖沖地跑去了。在房交會拿到展會的地圖，粗粗瀏覽一遍，吳芳發現：參展的樓盤，只有一個位於深圳的二線關內。其他的要麼是在關外的，比如龍崗、布吉，要麼就是在房產商宣傳的「一小時生活圈」里，比如在東莞、惠州、珠海、中山，等等。
這些房子確實比深圳的便宜不少，比如惠州的一個大型樓盤，有山有水，據說開盤價僅6000元一平米。「在深圳1萬多買公寓，還不如在惠州買套別墅！」吳芳的男友說。「好呀，周六跑過去，打掃衛生，然後周日回來！」吳芳反唇相譏。嘴上這麼說，吳芳也在想：「我們真的會住到惠州去嗎？」每天在路上顛簸一個多小時，往返就是3個小時，回到家已經天黑，什麼山山水水都看不到，萬一再遇到堵車……吳芳想想都覺得頭大。
在深圳租房住已經快6年的吳芳，一直把居住地到工作單位的車程式控制制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