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房子西餐館開業於1935年，是上海灘第一家法式西菜館。上世紀40年代，紅房子西菜館重新開設在現在的陝西南路上，店名為喜樂意（Chzlouise）飯店，因門面漆成紅色，被當時常去聚會就餐的工商界人士稱作「紅房子」。
在上海，不少人學會吃西餐是從紅房子開始的。聽說當年張愛玲就是紅房子的「粉絲」，有一份張愛玲最愛點的菜單：洋蔥湯、烙鱖魚、烙蝸牛、芥末牛排。這幾種紅房子的看家菜，滬上很多名人都十分偏愛，趙丹、黃宗英、白楊、王丹鳳、俞振飛等，都愛點這幾款。
所以，紅房子也成了上海老克勒（「克勒」是外來語，是「Color」，彩色的意思，音譯過來解釋的，也有指「Class」作等級、階級解釋的，「老克勒」是指老上海有層次、會享受的上流紳士；舊上海的老克勒，是最先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的一群人，也最先吸收結合西方文化，那時的他們土洋結合，形成了一定時期的海派文化）懷舊的場所之一。
但上海人對西餐、對西方文化的推崇，也是基於其城市性格特徵中的實用主義。如果北京人看到的是西洋貨，那麼上海人看到的是先進文明；如果北京人在意的是「主義」，那麼上海人看重的是「利益」。這就是上海人「崇洋媚外」的實質，注重的是這種行為正在和即將帶來的實際利益。
上海、寧波、廈門、福州和廣州，都是《南京條約》中被迫開放的通商口岸，但沒有哪座城市像上海一樣，將殖民建築林立的外灘作為城市的象徵和對外宣傳的名片。
英國《每日電訊報》2008年發文稱，上海政府耗資2.8億英鎊，「將分割黃浦江與外灘新古典主義建築的高速公路改建為地下通道，同時拆除有礙景觀的立交橋」。這座立交橋就是著名的「外白渡橋」。第一代外白渡橋建於1856年，名為「威爾斯橋」，是座木橋。它是由供職於怡和祥行的英國人威爾斯和寶順祥行的韋韌、霍梅等20人（多為祥行經理或鴉片巨販）湊資組起的「蘇州河橋樑公司」（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家以橋樑建造為主的公司）投資建造的。2008年，外白渡橋被翻新遷移，重新連接浦江兩岸。對此，英國人認為這是個好消息，因為上海政府「已經意識到與水連接的重要性，這對於任何一個現代城市而言都至關重要」。
顯然，英國人純粹是從一座橋的功用來看待上海翻新保留舊建築的舉動。但他們同時也「不得不承認，引人目光的建築物輪廓線有著如此的英式味道，如果看照片，我們或許會將它與利物浦默西河濱混淆」。
經常有國人指責上海人「崇洋媚外」，可能看到就是這些殖民建築群的表面。但實際上，上海人崇拜、推崇的，並非西洋貨，而是先進的文明。上海人處理原則的實用主義和功利性，註定了他們更在乎某件事物帶來的實際利益，而非這件事物的屬性或最初進入時的方式。所以，「主義」對上海人沒有意義，「利益」才是他們真正關心的。
比如，余秋雨眼中的「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上海人」，明代進士徐光啟，就體現了上海人的「功利心」。《文化苦旅》一書中對此人有非常詳細的描述：
這位聰明的金山衛秀才，南北遊逛，在廣東遇到了義大利傳教士郭居靜，一聊起來，十分融洽，徐光啟開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麼回事。這年他34歲，對以儒學為主幹的中國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並不把剛剛聽說的西方宗教當作西洋鏡一笑了之，也不僅僅作為一種域外知識在哪篇著作中記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來。他並不想放棄科舉，4年後赴北京應試，路過南京時專門去拜訪更著名的歐洲傳教士利瑪竇，詢問人生真諦。以後又與另一位傳教士羅如望交往，並接受他的洗禮。
洗禮後第二年，徐光啟考上了進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這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來說已跨進了一道很榮耀的門坎，可以安安心心做個京官了。但這個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當時正在北京的利瑪竇，探討的話題已遠遠超出宗教，天文、曆法、數學、兵器、軍事、經濟、水利，無所不及。其中，他對數學興趣最大，穿著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數學思維。不久，他居然與利瑪竇一起譯出了一大套《幾何原本》，付諸刊行。當時還是明萬曆年間，離鴉片戰爭的炮火還有漫長的230多年光陰。
這個上海人非常善於處世，並不整天拿著一整套數學思維向封建政治機構尋釁挑戰，而是左右逢源，不斷受到皇帝重用。《幾何原本》刊行20年後，他竟然做了禮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禮部尚書。獲得了那麼大的官職，他就正兒八經地宣揚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學文明，延聘重用歐籍人士，忙乎了沒幾年，勞累而死。徐光啟死後，崇禎皇帝還「輟朝一日」，以示哀悼，靈柩運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後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匯居地，開始稱為「徐家匯」。徐光啟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種奇異組合：他死後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會立的拉丁文碑銘。
開通、好學、隨和、機靈，傳統文化也學得會，社會現實也周旋得開，卻把心靈的門戶向著世界文明洞開，敢將不久前還十分陌生的新知識吸納進來，並自然而然地匯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張居正那樣為興利除弊深謀遠慮，不像廣東人海瑞那樣拚死苦諫，不像江西人湯顯祖那樣摯情吟唱，這便是出現在明代的第一個精明的上海人。
一位日本人這樣形容和介紹上海人：他們口氣誇張，有極度的優越感，喜歡講排場，好面子，慣以領先時代、崇尚時髦而自傲。他們同時還具備實踐能力，並且能夠巧妙地利用他人的財力來實現自己的目的。上海人性格特點是：機敏，行動快，具有中國人所沒有的不拘泥於過去歷史的性格。
不拘泥於過去，這是對上海人最精準的描述。只要這個過去，妨礙了他們獲取現實的利益，上海人就會明智地將其迅速拋棄，所以他們毫不介意、甚至相當自豪地將外灘作為城市的標誌。只因為1930年代，當中國廣大土地上的幾億農民都蹲在炕上啃窩窩頭的時候，上海人正在享受可口可樂。
出於功利的目的，拋棄過去，上海人對待自己被殖民的歷史是如此，對待作為自身標誌之一的「上海話」時，也是如此。基於溝通的便利性，上海人自覺自愿地拋棄了上海話。
自上世紀50年代國家倡導「說普通話，做文明人」以來，孩子們在學校里說普通話，父母家人在家中也配合著說普通話，甚至舌頭已不活絡的老人也用「搭僵」（上海話，意為僵硬、糟糕）的普通話哄兒孫輩。「到頭來，他們已經不習慣說上海話了。」上海著名語言學家錢乃榮說。
五星體育的上海話節目主持人、80後小樂也承認：「現在能連續說五分鐘上海話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了。」像他這樣從小開始對上海滑稽戲痴迷的年輕人在學校里已屬異類。
儘管自2005年始，針對社會上種種關於「上海話要消失」、「孩子說不來上海話」的擔憂，上海掀起了一股「保衛上海話」的浪潮：上海市教委發起了「上海方言保護性調查研究課題」，上海市語委也策划了「上海方言地圖」的繪製。在這方面先行的專家如錢乃榮，則積十年之功編出一本《上海話大辭典》，2008年更鼓搗出一套上海話拼音輸入系統。但是在錢乃榮看來，這些措施為時已晚，「是上海人使上海話走向衰落。」
這種從官方、學者自上而下的「方言挽救」法，在《新民晚報》專欄作家李大偉看來，並不契合上海商業社會的契約精神。他認為，「上海話是帶有工具理性的，工作語言和社交語言的分離是上海話發展的大勢所趨，就像香港人那樣，上班不得已說英語，生活中見縫插針地說粵語。」
另一個聲音也在網路上喧囂塵上，「在上海這個不會說上海話完全混得下去，不會說英語卻萬萬不行的城市，不說上海話又能怎麼樣？」
上海市大同中學的幾位中學生，於2005年暑假進行了一次社會調查。他們的調查結論是：「上海話『處境』不妙」。學生們發現最應該使用上海話的地方，比如城隍廟的商鋪，上海老街，通用語言都是普通話。
上海師範大學語言學博士劉民綱教授說：「上海話從古越語變成漢語的方言，語法和辭彙跟普通話比較接近，而且越來越接近。有些上海話特有的辭彙正在逐漸消失，被北方方言的辭彙所替代。上海語音也越來越接近普通話，很多音正在逐漸消失，很多字的讀音越來越接近普通話。」
同樣的道理，文化學者朱大可認為，從1990年，上海的定位被設計為「國際大都市」開始，「國際化」逐漸蠶食了「地方性」。朱大可感覺最突出的是上海話缺少了造詞能力。眾所周知，上海話中有大量辭彙來自英語的音譯，比如「沙發」的來源是英文單詞「sofa」，上海話使用之後，才被引入了普通話，時至今日，用上海話讀「沙發」，發音和英文單詞非常接近，用普通話發音則相去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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