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所有論及「京派」的文字都抓住了「官」的特點。京城是和官場相連的，它的語言成為中國的「官話」，它最重要的產出是京官。
有作家稱京城對中國人的吸引力正像好萊塢之對於滿懷明星夢的美國人：「直到20世紀30年代，十分相似的情境在中國的京都還存在著。那裡，數以千計的官迷，年輕的，年老的，聚集在飯館和省、鄉的會館裡等待著長久渴望的與某位要人的會面或信使的到來」，「一旦機會來臨，就意味著名利會在一夜之間變為現實。」
老舍曾揭示北京的普通市民中亦多是大大小小的「官迷」。
但羅大佑的那句「北京的官僚氣氛太重了，好像每個人都有個親戚在中南海做事情一樣」的感慨，卻說的是這座城市的官味。「官」已經滲入北京的肌理，透進每天最尋常的生活點滴中，即所謂無處不在。
易中天認為北京人的霸氣，「說穿了就是官氣」。
什麼又是「官氣」呢？「官氣就是驕虛之氣。驕，因為是官，高人一等；虛，則多因底氣不足。為什麼底氣不足因為官們自己也知道，官也好，民也好，都是人，都要吃飯穿衣拉屎放屁。如果不是頭上這頂烏紗帽，他和平民百姓也沒有什麼兩樣。所以，為了表示自己高人一等，就必須擺譜。比方說，出門時鳴鑼開道，打出『嚴肅迴避』的牌子等等。」
放到京城裡某些「弼馬溫」的身上，就演變成了「拿著雞毛當令箭」的惡聲惡氣。這一點，台灣人龍應台深有體會，她還為此專門撰寫《吵架》一文，該文最早發表於1993年10月31日《文匯報》的「筆會」版。原文摘選如下：
在走之前，我這個因「生氣」而出了名的中國人就一再給自己作心理教育：到了北京不要生氣；第一，你一個人帶著兩個稚齡的孩子，沒有那個力氣。第二，那是別人的地方，你沒有充分的發言權。第三，如果你尋找的是乾淨、秩序、效率、禮貌和諧，那你就該留在歐洲——到北京，你顯然有別的需求，不是嗎？
是的，我不生氣。
到了北京機場，孩子和我夾在涌動的人潮里——因為是德航班機，乘客多半是德國人。人潮擠過檢疫口，坐在關口的公務人員，一個穿著制服的中年婦女，馬上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
「你！」她用凌厲的聲音高亢地說，「就是你！」
手指穿過人群指著我：「過來過來，你給我過來！」
我乖乖地擠過去，牽著孩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來了。她說話的這種聲調、這種氣勢，好像一條抽得出血的鞭子。
我沒注意到，一旁七歲多的安安，臉都白了。
「證件！」女人不多浪費一個宇。
遞上證件，女人立即像泄了氣的球，鬆緩下來，她沒想到我是個「台灣同胞」，不是個她可以頤指氣使的自己人。
我們對看一眼。一言不發地，我拉著孩子繼續往前走。檢查護照的關口列著一條一條的隊伍，我們開始排隊等待。飛了十多個小時，三歲半的飛飛倦怠地倚著母親的腿。安安扯扯母親的手臂，我這才注意到他憂愁的臉龐。「怎麼啦安安？」
他垂著眼瞼，看著自己的腳尖：「媽媽，剛剛那個女人為什麼那樣對你說話？我好怕。」
哦——我覺得事態有點兒嚴重。這個在德國成長但是和我講中文的孩子，一輩子還沒聽過那樣凌厲如刀片的中文。
「安安，」我把孩子摟過來，盡量放輕鬆地說，「她並沒有什麼惡意，可能因為人太多，她緊張了，所以那樣說話。」
「在德國沒有人那樣說話，對不對，媽媽？」安安抬起頭來，「就是工作緊張也沒有人那樣對人說話，對不對？」
隨著隊伍挪動，我說：「不對，安安，這不是中國人和德國人的不同。你記得嗎？以前還有東德的時候，東德邊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樣凶的……」
「可是西德人沒有那樣的，」孩子邊思考邊說，「台灣人也沒有那樣的。」
哦！孩子，你碰觸到了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同年12月10日《北京晚報》將全文轉載，立刻收到很多讀者來信。有人說：「不知怎麼那麼巧，龍應台短短兩天聽到的這些語言，她一寫出來就讓人感到那麼熟悉。恐怕許多人都已是司空聽慣的了，而且對這些話語早已是生不起來氣了，更談不到吵架了。」他還提到了「顧客是上帝」的口號，「其實顧客並沒有那麼大野心想當什麼『上帝』……要求低的也就想當個街坊鄰居；要求高些的也就想當個熟人朋友」。
對於這種想當街坊、朋友的觀點，易中天爽快地否決了：「沒門兒！」
為什麼？
「因為她是『官』呀！而且是『檢查官』。」即便不算什麼大官，甚至連芝麻綠豆官都算不上，但她有權。「她既然有權決定你通過還是通不過，走過去還是停下來，那她就有資格在你面前耍態度抖威風。沒聽說過『不怕官，就怕管』嘛，『管』有時候比『官』還厲害。所以，即便是真的官（比如地方官）來了，她也會這樣。除非官大得可以坐專機，或者可以走特別通道，否則，就算你有個縣團級、司局級的職務官銜，也得聽她喝斥：『你！就是你！你給我過來！』只有對『台灣同胞』她沒辦法。因為她這個『官』，暫時還管不到『台灣同胞』的頭上。那女人倒霉就倒霉在她『不幸』碰到了一位『台灣同胞』，不但立馬威風不起來，而且那同胞還有權把自己的遭遇公之於眾。這一回，她可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而且，她肯定要凶，不凶的話，一個小小「弼馬溫」如何現出自己是個人物呢？這真正就是「拿著雞毛當令箭」了。
後來，這篇文章被收進《啊，上海男人》（學林出版社1998年版）一書中。這本書一共四輯，即上海、北京、星洲、思路。《啊，上海男人》是「上海」那一輯的核心，《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是「星洲」那一輯的核心，而北京這一輯的核心卻是《吵架》。
有句話說：「廣東人看外地人，都是北方人；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鄉下人；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小地方人，都是下級。」即所謂的「長安的和尚，潼關的將」。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都是官，而且「見官高三級」。
網上有觀點認為：新北京「爺文化」保留了衚衕文化的特點，但是卻摻雜了濃重的官氣，添加了一些政治元素。
用網友老肖的話來說：「其實爺文化也是官文化，不然怎麼有官老爺的說法呢。北京人的官氣不僅表現在當官的身上也表現在老百姓身上，你隨便和一北京人聊天，都會感覺他們從動作到語氣透著一種自上而下的關切：拍拍人肩膀然後說：哥們兒，有什麼事言語一聲啊！爺們說話喜歡總結歸納，好為人指點迷津，著調不著調架勢要有，辦事總是慢悠悠的絕不小跑……沒辦法，全國的部委官員都在這混，北京人耳濡目染也就成今天這樣了。」
北京的售貨員、服務員雖說不是官，但就是這麼巧，他們是「北京的」售貨員和服務員，所以不但是「官商」，而且還是「京官」的「官」。
用易中天的話說，就是「官氣流落到市井，就變成了痞氣」。
痞氣「也是驕虛之氣，只不過驕不足而虛有餘。因為痞子比官員更沒有資格驕人。但為面子故，又不能不驕。結果，擺譜就變成了耍賴」。正如龍應台在日壇市場遇到的小販（《吵架》）：
「同志，這個多少錢？」表姐的聲音。
「稱呼誰呀？誰是同志呀？」一個著汗衫的年輕胖子挑釁地問。
這表姐，就因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負嗎？
「那該怎麼稱呼呢？」表姐細聲細氣地。
「學了再來！」胖子說，「學會了再開口！」
我放開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前，說：
「請您現在就告訴我，該怎麼稱呼您？」
胖子有點兒吃驚，逞強地說：
「學了再來。」
「我現在就跟您學習，您請說。」我固執地站著。
旁邊已經圍了一圈的人，透著看熱鬧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該說什麼好，半晌，眼睛注視別的地方，說：
「你晚上來，我教你。」
旁邊的人吃吃地笑，看著我。
我彎下腰，和胖子平視，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你，還不夠資格。」
這就是所謂的北京市井小民的痞氣了。而且，「這種蠻橫無理心理內容也是一樣的，即都是因處於權力中心而產生的對他人（尤其是外地人）的蔑視：你算老幾？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就不把你放在眼裡，你又能怎麼著？如果你不能怎麼著，這種蔑視就直接表現為霸道；如果你還真能怎麼著，這種蔑視就會轉化為賴皮。不要以為耍賴就是服輸。它的深層心理仍是不把你放在眼裡：我連自己都不放在眼裡了，你又算什麼東西？」
「痞氣本是一種病態：一牌之積名曰痞氣。一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