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與上海不同，晚清以來，這座城市從未像上海那樣作為一個國際化的商埠存在過，城市平民的生活也從未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過長的政治化歷史嚴重地遮蔽和剝離了北京作為都市的存在，它的主要身份是高度政治化和符號化的「首都」。
於是，政治成了北京生活的鹽，沒有政治，北京人和北京生活就會變得寡淡無味。
有一項關於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四座城市居民總體閱讀習慣的調查，結果發現北京和廣州期發量最高的都是都市日報，上海是生活服務類周報，深圳是文摘類雜誌。在北京銷售量最大的報刊類別是新聞類報紙，這一類別的報紙包括以《北京晚報》和《京華時報》為代表的都市報，以《參考消息》為代表的國際時政消息報，也包括以《南方周末》為代表的綜合類周報，這一類報紙在北京，無論是進入期發量前30名的報刊種類數量，還是占前30名期發總量市場份額都明顯地高於其他城市，以11種和54.35%的市場份額佔據絕對優勢的統治地位。
愛參政議政是北京人的特點，而社會生活的廣泛政治化，也使這座城市形成了其獨有的性格：自居天朝的「正統感」、「恥於言利」引發的服務業落後，以及強烈的門第意識，等等。天朝心態
有人說，上海人排外，是因為他們崇洋，以「雖是土雞生的蛋，卻是洋雞孵的蛋」為豪；燕人排外，則是因為他們媚上，以「天子腳下，捨我其誰」為榮。
自1421年明成祖遷都北平，改北平為北京，至1928年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復改北京為北平，北京在五百餘年間一直是中國的首都。清末民初，滿漢雜處，而且大量來自外地的官吏、教員、學生、文人遍布九城，形成了近代北京獨有的公共空間。
正如作家趙園所說，老北京就像「一個久歷世故的人，或者不如說像破落的舊家，即使破敝也仍能維持其氣度的雍容高貴」。然而這種活法在上海就行不通。如果說，老北京人講究的是「倒驢不倒架」，那麼，舊上海的信條則是「笑貧不笑娼」。正如魯迅先生所言：「在舊上海，如果你穿戴不齊整，衣服不光鮮，那麼，一公共電車的車掌會不照你的話停車，公園看守會格外認真地檢查入門券，大宅子或大公寓的門了會不許你走正門。」這時，聲稱自己姓羅曼諾夫或愛新覺羅是沒有用的，那隻會引起鬨堂大笑。
老北京的那些破落貴族，雖然也會感到「落毛的鳳凰不如雞」，但仍不難通過別的東西，比如自己的氣質、風度、本事，贏得他人的尊重。哪怕這本事只不過是會看點兒風水，批個八字兒，唱幾段京劇或單弦牌子曲，懂得養鴿子養鳥養金魚的章法，也能讓他不失體面地活著，在吃棒子麵窩窩頭就鹹菜喝粥時不覺得「跌份」。
這座城市的最大特性，是居住者階層區分極為鮮明。政府官吏和知識分子，幾乎組成了另外一個城市。完全可以想像，多數來自外地的知識階層與北京民眾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隔膜，北京作為首都又是怎樣將舉國的目光吸附在政府更迭、要人行蹤和大學風潮上。與上海和南方的理論研究注重實用、圍觀、可操作性相比，北京的知識分子特別熱衷於那種整體的、宏觀的、戰略的和方案的研究。那些身處國家機關和權力中心的知識分子，處於「中央的」信息圈之內，便潛移默化形成了一種「中央思維」，往往不自覺地用政治家的思維模糊了理論和學術研究的客觀立場。
顧頡剛就於1925年感慨道：「我們一班讀書人和民眾離得太遠了，自以為雅人而鄙薄他們為俗物，自居於貴族而呼斥他們為賤民。弄得我們所知道的國民的生活只有兩種：一種是做官的，一種是作師的：此外滿不知道（至多只有加上兩種為了娛樂而連帶知道的優伶和娼妓的生活）。」
正是這種天朝心態，在政治中心的巨大官場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北京人成了中國最崇尚政治的一群。
話劇《茶館》中常四爺就因議論時政而入獄，王掌柜也不斷地提醒茶客「莫談國事」。數百年的政治中心，目睹著潮來潮去、城頭變幻，北京的命運與國家政治的風吹草動息息相關。關心政治就是關心自己，這幾乎成了所有北京爺們的共識，「天朝心態」也就不足為奇。
所以我們常常能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有這樣一位北京青年，留美歸國後擔任美國某大公司的中國總代理，這個職位在別人的眼裡也許風光無限，但他經常處於一種心靈的煎熬之中，因為每做成一筆生意，就意味著他替美國人在中國賺了一筆錢，尤其目睹了部分有權勢者在對外合作中的中飽私囊，他更是痛苦異常。為了解脫自己，他最終辭去該職，再度赴美工作。三年前一個小老闆給北京一家青年雜誌寫信，傾訴自己內心的苦悶：經商過程中道德在沉淪。由此在該雜誌上引發了一場討論。但廣東人卻對此事嗤之以鼻，他們說：有什麼好討論的？該幹嘛幹嘛就是了！
正是天朝心態讓這位北京青年油然而生一種「正統感」和民族大義，這是北京人性格中的可愛之處，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政治」對北京人生活的重大意義。
然而，正如楊東平在《城市季風》一書中所說：「政治的泛化，造成了一種政治化思維，其表現之一，是宏觀思維。這是那種居於中心或高層的人居高臨下、從大處著眼的俯視角度。」
比如文化藝術現象在北京最容易引起轟動，這在很大程度是由於北京各階層對文化藝術強烈的政治關懷。其參與和投入的程度之深，是上海人難以想像的。上海人通常只以「好看」、「不好看」這樣的平常心看戲和評論。而在北京，人們則會從政治背景、人事關係、領導人態度等各個角度分析、揣摩、猜測、評論，搞得滿城風雨。也確有各種人物在這一過程中或察言觀色，或推波助瀾，演出各種各樣的活劇。
易中天說：「北京人和廣州人也都多少有點看不起外地人。不過，北京人，尤其是新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歡使用『外地人』這個概念，而更多地是稱他們為『地方上』。這當然蓋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區』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則北京人，也就當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麼風，首先就會吹到北京人那裡，而北京人當然也就『得風氣之先』，至少也會聽到許多外地人不足與聞的『小道消息』。這就足以讓北京人對『地方上』持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要言之，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種政治上的優越感，並不帶社區優越的性質。」
北京正是穿著政治的外衣，藉助「首都」的身份，才顯得活色生香。如果剝離掉「首都」這個符號，那麼北京還剩下什麼？楊早（《北京的城市性格》）說：「被剝離了『首都』符號的北京，說好聽點，叫做『文化城』，當年漢花園的一班詩人，徑直便叫它做『邊城』。可不是嗎？中國的經濟中心明明早已南移，如果不是帝皇私慾與邊防需要（明），或是意圖保持統治者與發祥地的血脈連繫（清），何苦將首都放在與江南富庶之地千里之遙的華北，讓漕運成為一件耗力費時的大難事？」他認為，「北京是一座『浮城』，浮在北京市民生活之上的，是一座懸空的城市，消費著『首都』的種種，如政治權威、文化發達、金融便利，等等。」
社會生活的政治化，必然意味著輕商、輕民生和非生活化的傾向。
對於北京人的輕商觀念，楊東平的觀點是：
由於北京人牢固的尊卑貴賤的世俗觀念，許多北京青年寧可讓家長「飼養」而不願到服務業工作（大賓館大飯店另當別論）。至今北京的裁縫、修鞋、修傘、修表、配鑰匙、彈棉花、賣早點、當保姆之類工作，幾乎清一色是南方人，尤以江浙和安徽人為多。一位外地來的「打工妹」感慨北京的錢實在太好賺了，她說：「北京的大街上到處是錢，錢都沒腳沒脖子了，北京人就是不願彎腰去撿一下。」比較而言，上海人對自食其力的小手藝人也持一種無所謂的平常心，沒有特別的歧視，普通人如果有一技之長（例如會燒菜、會打傢具）還會受到朋友、長輩的尊重。在北京，這可能被視為不屑一顧的雕蟲小技。
所以，你就不能怪近幾年北京人頻頻跳起來呼籲「限制低素質外來人口進京」，在他們眼中，那些提供他們日常生活的小商小販，儼然都是導致社會不安定的「下等人」。而這類戲碼演多了，也就不好怪全國人民誤會，誤會北京真會幹出「奧運期間驅逐農民工」的事情來了。
近年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北京人的商品意識大幅度提高，在全民經商的熱浪中，經商開始成為最時髦和榮耀的選擇。
但是，北京的商業並不純粹。因為政治和權力中心的緣故，從歷史上看，北京的商業者首先是一種權力商業。在過去，從皇室到小吏，往往都利用手中的權力抓錢，京都生意場都是官商的氣派。在新時期，官商仍然是北京商人的一大特點。原商業部部長鬍平先生說：「京派新商人一般從傳統商人和政府官員中脫穎而出，經商方式比較多地表現為權力的轉移。北京市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