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專家的說法，目前有380萬「北漂」在北京工作、生活。有人說，「北漂」除了事實上的人身漂流，還包括一種心理漂流狀態——「每天下班後，我總在路上徘徊很久，看著匆匆的行人和一輛輛駛過的車，總感覺自己原來是個孤單的人」，一名「北漂」這樣寫道。而北京的「不平等」又加深了這種安全感的缺乏：外地人買房需辦理暫住證，不能購買各公園的老人優惠年票，「北漂」子女教育也需付出額外的「擇校費」……
界定「北漂」，是否擁有北京戶口是重要的標準。住房、醫療、子女入學等有形利益，無不以無形的戶口為前提。但很少有人將北京的農民工視為「北漂」，儘管他們同樣沒戶口。「北漂」通常特指擁有大學學歷，從事腦力工作的外地年輕人。相比農民工只求養家糊口，「北漂」是帶著夢想和目標來到北京的。
然而，正如鳳凰網編輯彭遠文所述：「權力集中導致資源集中，做不了公務員，來大城市撿點人家嘴角掉下來的碎屑也是好的。套用這個句式：誰都想要擠進大城市，勸是勸不回去的，這不是理想，而是現實。」
正是在這樣的現實面前，一批又一批年輕人單槍匹馬闖進北京城。據香港《明報》的報道：「演藝圈『北漂』族在1992年約2萬人，目前已達30萬。近年，『北漂』大軍呈現多樣化。IT業、文學界、考試群體都聚集了大群『北漂』。一張張年輕面孔，掙扎求存，追尋夢想。截至2001年，在海淀這個高新科技區域，有10萬沒有北京戶口的大學畢業生打工。」
儘管缺乏歸屬感和安全感，儘管每天經歷惱人的塞車和空氣污染，「北漂」仍對北京不離不棄。至於原因，有人說京城機會多，有人說自己有「北京情結」，也有人說僅僅因為所愛的人在這裡。如果非要按照職業理想歸納，那麼，「北漂」一族大多做著兩種夢：明星夢和當官夢。
1990年，有個叫吳文光的雲南人拍攝了一部紀錄片，名字叫《流浪北京》。講述的正是五位「盲流」藝術者（分別是張慈、高波、張大力、張夏平和牟森）在北京的奮鬥併流浪著的故事。
這些人是一個時代里一個人群的縮影，代表了一種追求和生活方式。吳文光也是京漂一族，與五個「盲流」有著類似的心路歷程。他說：「我和片子里的人物有過類似的生活，希望過也失望過，痛苦過也快樂過，幼稚過也瘋狂過。我當時想，我們這群自80年代初滿懷藝術夢想，拋棄職業和戶口約束盲流在北京的人或許不久都會以各自的方式結束自己『流浪北京』的歷史，我應該動手拍點東西來記錄下來。這就是當時拍這部片子的原始動機。這部片子完成之後，整個80年代這一頁已被翻過。對於一類中國青年來說，也許是一種浪漫的夢想主義時代的結束，以及進入的90年代會完全是另一種面目，即便是《流浪北京》里的人物，他們操行的『藝術人生』也可能會變成『人生藝術』。」
因此，《流浪北京》還有一個副標題——《最後的夢想者》。北京對青年來說是一個理想中的舞台，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來到北京，就能從事他們想做的工作，發揮他們的才能。張慈因為忍受不了雲南箇舊編輯部的陰冷與平淡，而最終選擇來到北京。張夏平來到北京的原因是北京是首都，「北京」兩個字吸引人，其實吸引人的是她自己對北京的理想。張大力來到北京是因為他離開了畫畫，他就無法生存。高波留在北京，是他想拍一些自己要拍的照片，他說盲流就是freelance，每個人身上都應該有一些盲流性。牟森則夢想在北京擁有一個自己的劇團，演一些自己的戲。
但是，他們的夢想卻與現實有著激烈的衝突。張大力認為他開始討厭北京的藝術氣氛了，在一大群為生活而奔忙鑽營的人中間，他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高波對盲流的理解有著矛盾的兩重性，認為自己在北京缺乏安全感，但是因為有北京身份證而不必像別的人那樣擔心戶口問題。牟森和高波、張大力一樣，有時缺乏經濟來源，就得到處蹭飯吃，還總結出了一套蹭飯的訣竅。張慈講起自己借住在北大附近，北大既是她的食堂，又是她的澡堂的時候，她哭了，因為她沒有一個真正穩定的屬於自己的家。張夏平患有嚴重的抑鬱症，俗話說得好，藝術家就是瘋子，她因為生活所迫而多次想到自殺。在當時的社會環境里，做一個自由職業者就意味著面臨生活沒有著落和其他一系列的問題。在追求夢想的同時，他們還得應付生活的重壓，於是在他們的心裡，物質與精神正在進行激烈的爭鬥。
「北漂」齊聚北京而不是深圳、武漢等等，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裡差不多集中了全國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的權威，而且全國人民的目光都聚集在這裡。如此優良的環境在國內是獨一無二的，營造的氛圍也是獨一無二的，這無疑為追逐夢想的「北漂」們提供了最好的「成長環境」。更為重要的是，走高端線路是成功成名的最好辦法，跟權威們套近乎，期望得到「名師」的指點、提攜、包裝、推廣，以圖一夜成名，無疑是很多「北漂」藝人的心底的「小九九」。
在北京城裡追逐「藝術夢想」，渴望成名立腕，是「北京夢」最初，也是最基本的特質。
「北漂」並非自今日始，北京歷來就是全國政治文化中心，「北漂現象」在清末民初就方興未艾了。北京前門大柵欄和天橋一帶商業繁華，也是茶樓酒肆三教九流薈萃之處，自然成為打擂、賣藝、說書、唱曲的理想場所，所謂「酒旗戲鼓天橋市，多少遊人不憶家」。大批民間藝人從天南海北漂到此「撂地兒」表演，建國後家喻戶曉的相聲大師侯寶林、郭全寶、白全福、常貴田、張少傑和「評劇皇后」白玉霜、新鳳霞等人，都屬「北漂」成功的典範。
說起因「北漂」成功的藝術家，就不能不提國畫大師齊白石了。
齊白石原籍湖南湘潭，出身貧寒農家，少時當過放牛娃，26歲之前是個小木匠，業餘時跟人學習詩詞書畫，逐漸在繪畫上有所長進。1920年，57歲的齊白石背井離鄉獨闖北京，成為史上最年長的「北漂族」。他以為憑藉自己的繪畫技術不難在北京謀生，但其畫作卻無人問津，根本賣不出去。陷入困境的齊白石痛苦反思，始懂得繪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於是徹底否定自己的畫法。他身居破廟日夜苦練，師法徐渭、朱耷、石濤、吳昌碩等大家，終使「衰年變法」成功，畫技日臻完美，形成獨特的大寫意國畫風格，開「紅花墨葉」之先河。尤以瓜果菜蔬、花鳥蟲魚為一絕，名氣大振，價格也與日俱增不斷攀升。1926年，齊白石出任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名譽教授；1931年，67歲的齊白石在北京買了房子，正式在京落戶。
「北漂」們正是跟隨著成功者的腳印，前仆後繼。遠的不說了，這兩年成為「北漂」佼佼者的幸運兒比比皆是。於2008年推出了首部個人自傳《向前進，一個青春時代的奮鬥史》的「傻根」王寶強，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這個出生在河北的農村娃，由一間睡六個人的地下室開始了他的「北漂」人生：「我在北京西站下了車，下了火車之後一看，啊，這就是北京的火車站——北京西站。高樓大廈真高，我第一次見這麼高的樓，北京那麼大，自己真是一片茫然」；「『最便宜的賓館』，也要一百二十塊，我身上，一共只有不到600塊錢，500塊，是自己吃苦受累積攢下來的，80塊，是爸爸、媽媽給的。我忽然有些惶惑，在北京，真的最便宜的住宿也要那麼貴嗎？那我這點錢，夠花幾天呢？」然而，對拍電影的執著夢想，讓傻根在北京堅守了下來。他當然吃了很多苦，這是「北京夢」需要他付出的代價。
王寶強的成功案例，似乎是典型的青春勵志故事。但人們習慣在看到成功之後，忽略背後的付出和積累——8歲進少林寺學武，一待就是6年；16歲隻身到北京追逐電影夢，兜里只有580塊錢，天天蹲在電影廠門口等著被選中，充當一個可能連影兒都找不著的群眾演員；直到馮小剛給了他機會，而他牢牢抓住了。
「北漂」一族，確有人成功了，但這些人的成功並非因為他們選擇了北京，而是北京選擇了他們。「北京夢」人人都可以做，但北京絕不會因為你做著關於她的夢，而對你放低進入她的門檻，因為城裡夢想泛濫；你必須為了留在這座城市，為了更靠近夢想而付出代價，每時每刻，但付出多少才算夠，你說了不算。
正如雷泓霈在他的文章中表述的：「我贊同有能力、有智慧的年輕人，將青春安放到大城市，可這個『安放』有前提。『有能力』意味著，有突出的職業能力和專業素質，不一定擁有光鮮的文憑，能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高人一籌，能在人滿為患的大城市擁有一席之地。『有智慧』就更有特殊內涵，僅僅具有專業水平是不夠的，更要有較好的社會生存能力、心理能力和沉著冷靜的心理素質。在心理發展上，達到真正的成人狀態，面對未來各種挫折和心理的沉痛打擊，能夠順利化解，坦然自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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