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皇城保護區的樓高被限定在9米以下，但這座城市對房價卻沒有開闢出相應的「保護區」，反而任其在城內肆無忌憚地瘋漲。於是，在北京城裡——拆，百姓苦；建，百姓苦。
北京市的「住房痛苦指數」遠高於號稱「地球上房價最貴的城市」東京。在這種情況下，國務院再次出台政策調控房價。但是，「總理說了不算，總經理說了才算」。北京的房價進入了一個怪圈。經濟學家吳敬璉反覆強調要嚴重注意防止中國走上權貴市場經濟，此話的現實意義日益凸顯。
連溫總理都不得不感慨「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可見這場戰役的嚴峻性。
去北京旅遊，踩著人力車的北京爺們，領著你在大小衚衕里轉悠時口若懸河，同時會頗有意味地告訴你：北京可真不是一般的地兒，皇城根下有哪棟樓房不長眼敢超過天安門？沒有。至少在皇城保護區內是真沒有。
人爺們沒瞎掰。根據2003年4月7日正式實施的《北京皇城保護規劃》的規定：「在皇城內，對現狀為1-2層的傳統平房四合院建築，在改造新建時，建築高度應按照原貌保護的要求進行，禁止超過原有建築的高度；對現狀為3層以上的建築，在改造新建時，新的建築高度必須低於9米。」同時規定，「皇城的規劃範圍為東至東黃（皇）城根，南至東、西長安街，西至西黃（皇）城根、靈境衚衕、府右街，北至平安大街。規劃佔地面積約68平方公里，皇城行政區劃分屬東城、西城兩區。」
實際上，北京市的樓高，因為這座城市特殊的政治和歷史文化地位，而整體呈現出有趣的階梯狀。
根據北京市文物局局長孔繁峙先生的介紹，北京對高大建築的控制，前後經歷過兩個階段：2004年之前，舊城裡不限制樓房，但是限制高度；2004年之後，限制現代化的樓房在舊城裡再有新的建設；限制樓房高度具體方法是以故宮為核心，故宮四周越往外它的建築高度可以比較高，離故宮越近限制得越低；就是故宮外面是平房四合院，再往外可以建6米，再往外可以建12米、18米，一直到舊城邊上建45米，是採取這樣的限高方法。2004年之後，北京舊城裡建築採取了嚴格限制，是整體保護的措施，舊城的62.5平方公里之內要體現保護，舊城之外1000多平方公里的位置上要體現發展。
其實，早在1999年11月，北京市規劃院就在市政府的批准下，做出了「北京市區中心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該詳規考慮到北京舊城區平緩開闊的特點，以及古都名城的特色風貌，從城市空間的形態、尺度上規定，整個城市以故宮為中心，建築高度向外分為7個層次逐步升高，構成一個內低外高，平緩的城市天際線。按照該規定，故宮、後海一帶為原貌保護區，長安街、王府井大街、前門大街一帶為30米控制區，東二環、西二環一帶為45米控制區。由於規劃在前，這些年來北京城市建築的基本形象呈現為，城裡的房子略低，城外的房子比較高」。
然而，更有意思的是，整個北京城存在兩個相映成趣的「階梯」，除了上述的樓高階梯之外，就是人口密度的分布。
2005年6月1日北京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當時北京將近1500萬的常住人口，以每平方公里888人的密度分布，且近一半的常住人口集中在朝陽、海淀、大興、石景山4個近郊區。近郊區的人口密度已是10個遠郊區縣的15倍。
據《北京日報》同期的報道：北京市常住人口密度地區分布呈梯度變化，即城區人口密度最高，為23008人/平方公里；近郊區次之，為5669人/平方公里；遠郊區縣最低，每平方公里只有366人。城區的人口密度是近郊區的4倍，遠郊區縣的63倍。常住人口地區分布差異大已經成為北京人口發展的新特點，人口密度也呈現鮮明的階梯性變化。
你可以跳出來，居高臨下地想像一下北京城裡的人居狀況——這座城市，以故宮為中心向外擴散，樓房越蓋越高，房子越建越多，但喘氣的人卻越來越少；正如西川在《想像我居住的城市》一文中所言，北京的「中心地帶卻是空的。它的核心部分，即紫禁城裡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間半房屋全然寂寞無聲」；而整個中心城區，圍繞著這個「核心」，人滿為患。
有著千年歷史的北京城，在過去50年中，經歷過三次重大的改造浪潮。第一次，是在上世紀的50年代新中國成立以後；第二次，是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危舊房改造」；第三次，是2000年至2003年的大拆改。這些改造帶來的結果，是北京舊城歷史性建築損毀過半。
截至2005年，北京城中保留較完整的歷史風貌空間已不足15平方公里，在1949年舊城原有的2000萬平方米歷史建築（包括1300萬平方米平房四合院）中，保留下來的不足四分之一。原來北京的3050條衚衕，至2003年，道路寬度在20米以下的衚衕（包括街巷）僅有1600條，舊城內被直接稱為衚衕的，只剩下400多條。
很顯然，這剩下的老北京舊城，確實需要得到基本的保存。但是，在保護舊城，清空保護區內的「多餘人口」時，北京仍未改變其一貫的「先拆後補、先大後小」的行事原則。
舊城保護為大，個人安居事小。
2005年初春一個普通的日子，71歲的李秀春坐在自家的板凳上發愁。屋外，是已拆毀房屋的殘垣碎瓦，屋裡，是滿地的家當什物。電視機洗衣機，帶走；沙發和大衣櫃，扔下；舊衣服，挑出不用的捆成捆，賣掉。她已經這樣收拾了好幾個月。
北京大柵欄甘井衚衕29號，這個小小的四合院里大約住了六七戶人家。現在它被劈成兩半，有三戶人家的房子被劃入煤市街道路拓寬工程的範圍，他們的房子必須要拆掉。自從2004年12月31日煤市街改造工程宣布動工，到2月17日，這三家搬遷戶已經走了兩家，房子也已變成碎瓦礫，只剩下李秀春家的房子未動。拆遷辦和街道的人每天都來詢問她什麼時候搬家，她不是不想搬，是沒有合適的地方去。
鼓勵舊城人口疏散，逐步減少舊城人口數量，是2005年《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在1983年版的總體規劃中，曾確定了一個將北京185萬人口減少到120萬的目標。可是到了2003年，北京舊城的實際人口仍有不低於165萬人。
人太多，在重點保護的舊城區里，充斥著各式舊樓危房，一大家子人就在裡面吃喝拉撒，肯定不利於舊城的維護，所以拆遷是必然，也是北京市政府能想到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2007年公布的《北京市十一五期間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提出：「『十一五』期間，北京將逐步疏解舊城部分職能，降低舊城人口密度。按照北京城市總體規劃要求，到2020年北京舊城人口從180萬降低到110萬，平均每年疏解4萬人，以此推算，『十一五』時期將疏解人口20萬左右。」
根據《中國新聞周刊》的報道：「所有搬遷的居民戶都會得到一筆補償。這裡的標準按北京市的87號文件執行，有一套複雜的計算公式。以李秀春家為例：李秀春和她的老伴及一個女兒，一共住有一大一小兩間平房共28.8平方米，按每方米8020元補償，再加上其他的補貼，她家一共可以拿到30萬元出頭。同時，政府提供了供拆遷戶們購買的低價房，位置都在北京三環以內，比如，李秀春就可以選擇永定門外沙子口的宣祥家園，房價是每平米4000多元。
「但是，李秀春說，宣祥家園的房子一居室有40平米，他們三口人沒法住，只能買兩居室，要80平米，全算下來要40萬元，她差了10萬元，買不起。即使是可以搬到那裡去，李秀春說，本來她看病只要走上200米就可以，現在要乘車倒車，就成了巨大的難事；原來用煤氣罐，一個月花40元，以後燒天然氣，一個月至少要花到60元；還有物業費，每月又得100多元。這一筆一筆看來都是小錢，但對李秀春就不小：她和老伴的經濟來源只有每月數百元的退休金。」
面對這樣的矛盾，北京大柵欄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作為大柵欄地區改造規劃的主要執行者，其總經理張東承認，他也沒辦法。「解決不了。這也是困惑我們的問題，而且這還不是少數戶。這是個社會問題，不應該說要我改造這個區域，就我來承擔呀。」
北京要發展，必然得進行改造，改造往往就意味著推翻和重建。對於「發展」，學者吳祚來有這樣的評價：「發展二個字，成為城市的神靈，但有多少人分享了發展帶來的福祉與利益？發展是一位財神，只垂愛權貴，而不是太陽神，不能普照所有的人。」
北京利用拆遷的手段，將中心城區的原住民搬走，然後對土地進行重新開發。這些人可以再搬回去，但那塊地兒已今非昔比。北京西城區人大代表、城建環保委員會主任關國香2005年的調查報告里，提到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