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北京市市長郭金龍在其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建設世界城市」被定為北京未來的發展方向，而這個目標的具體完成時間被定為2050年。一時間，北京目前到底離「世界城市」有多遠？怎樣全速前進？成為專家、媒體熱議的焦點。而我們這本書更關心的是，當北京拖著1755萬（專家預計到2020年將突破2500萬）常住人口大踏步朝著「世界城市」的目標邁進的時候，作為這1755萬分之一的你，會過得更好嗎？
你或許會好奇，「世界城市」應該是個什麼樣子呢？目前公認的世界城市有紐約、倫敦和東京。「世界城市」代表的是國際大都市的高端形態，對全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有重要的影響力。如果北京立志成為「世界城市」，那她必須在這五個科目上完全達標，也就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決策控制中心、國際活動聚集地、信息發布中心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
由此可見，成為世界城市，對北京而言，無疑是一次內外兼修的考驗。但無論她變成什麼樣子，北京首先都應該是一座「宜居之城」，否則一堆沒有人氣的鋼筋水泥，談何吸引力？即便將來在某些官方數字上，她貌似完成了指標，那也不過是一座冷冰冰的世界城市標本。
在這一點上，美國規劃協會全國政策主任、院士級註冊規劃師蘇解放（Jeffrey L．Soule），顯然有更「痛楚」的感悟。他是一位長期參與中國城市規劃的美國學者，並自認深愛北京這座城市，但他於2005年重返北京並從市中心區沿著長安街步行至東五環路的城市邊緣後，不由痛心地感嘆北京「穿著一身俗氣的洋褲褂」。
「北京用天壇和紫禁城的形象來包裝自己，但今天這個城市的現實並不令人滿意：機械地規划出來的道路、地鐵站的設置不考慮與社區、商業和旅遊景點的聯繫，『光榮地孤立』於人們的需要、價值和日常活動。一座獨具特色的歷史城市，正在有系統地被重置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的城市形態，誠如19世紀末的美國，開發商是自封的新皇帝，公共領域只是事後的想法。也許有些人以為光禿禿的大廣場和符號式的文化機構就足以代表公共事業的建設了。為什麼擁有5000多年文明的北京，卻要像十幾歲的孩子般莽撞行事，還穿上一身俗氣的洋褲褂呢」？
有果必有因，作為一個局外人，蘇解放毫不客氣地指出：「修建被無盡寬闊的高速路串起來的醜陋的、非人性的建築，從根本上說，是自我膨脹和各種利益相互作用的結果。我相信每一位中國市長都想建造一座偉大的城市，但中國的官員大多缺乏城市規劃的訓練，尊重學術的傳統使得這些領導人自然求助於教授和專家們的意見。而這些學者中的很多人，正在以商業承包者的身份開始活動，或與外國公司合作以獲取設計項目，以這樣的方式掙錢。由此產生的利益衝突，使這些人沒有資格做領導們的諮詢顧問。」
另外，「與設計相關的媒體也在逃避告知、批評和提供有判斷力評論的責任，不去告訴大家：城市是為人民建的，而不是為那些在高空中把城市當成幾何玩具的神仙們建的。我懇請城市官員們像市民那樣感知城市，即把自己的雙腳擺到街道上來，而不是坐在直升飛機上、飛馳的豪華汽車中，或是站在昂貴的模型前。」
很顯然，作為首都，北京的城市建設缺乏「北京特色」，以及人性化的公共區域和設施，這個事實讓一個老外痛心疾首。其中，以衚衕為代表的老北京歷史文化建築被大量破壞，更是「一件讓人悲傷的事情」。蘇解放不明白，「一個有著最偉大城市設計遺產的國家，竟如此有系統地否定自己的過去。當歐洲人還在和豬分享著他們陰暗的陋室時，古代長安已成為世界上最大最恢宏的城市了」。
但是，富有北京特色的衚衕正在以每年600條的速度飛快消失。建國初期北京有大小衚衕7000餘條，到20世紀80年代統計只剩下約3900條。根據2005年的數據顯示，在北京約62.5平方公里的舊城裡，舊城四合院傳統建築風貌區以及傳統和現代混合區的面積，僅佔總量的43.7％；已呈現的是完全現代化風貌的區域佔36.67％；已成為道路、現代廣場的面積佔19.63％。這些能反映老北京原汁原味的舊城傳統建築，近年來以年均減少一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消亡。無怪乎，香港作家和攝影師廖偉棠不得不感慨：「在北京，你找不到北京。」
其實，對於北京城的擴建和改建，早在1950年，梁思成就提出了「舊城唯上」的理念。他堅決主張在北京西區另建新城，讓長安街像一條扁擔，把它們挑在大地的肩上，一頭是現代中國的政治心臟，另一頭是古老中國的城市博物館。「新舊兩立，古今兼顧」，「平衡發展」。
但是，他與陳占祥等建築學家提出的《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區位置的建議》被中央否決了。毛澤東說：「從天安門望過去，應該到處是煙囪。」也就是說，北京不僅要成為政治、文化中心，還要成為巨大的工業基地。「工人階級在首都人口中要佔有優勢比重。」北京的重工業指標迅速上漲，終於成為僅次於瀋陽的第二大工業城市。工業給北京帶來巨大的財富，也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地、水、房越來越緊張，污染越來越重。晚年的周恩來曾感嘆：「什麼時候我再能看到北京的藍天呢。」最重要的是，從窮鄉僻壤走上天安門的政治家們，決心很大，他們要破除一個舊北京，建設一個新北京。梁思成的方案必然被否定。
那麼，像衚衕這樣一大批代表老北京市井生活的歷史建築被拆了之後，在北京城的中心區域又蓋了些什麼呢？你恐怕得去問問那些賺得盆滿缽滿的房地產開發商了。
截至2005年，北京擁有高爾夫球場約100個，通過衛星影像圖顯示，很多球場都建設在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中的公共綠地、耕地等地方。「北京的別墅項目已超過300個，數量過多。大量的城市公共綠地被侵佔，導致其為少數人和部分利益集團服務，這種現象值得警惕。」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副院長毛其智說。
2005年北京房屋建築面積達到5億平方米，比2000年增加1.5億平方米，且80％的房屋都集中在中心城以及近郊區。這樣的建設速度，勢必讓中心城區膨脹，與居民生活所需要達到的舒適度背道而馳。
之前已經提過，長久以來北京的城市規劃和建設採用的是「攤大餅」的模式，這種單中心的城市發展模式，是20世紀50年代由蘇聯專家以莫斯科規劃為藍本幫助確定的，蘇聯專家在指導北京進行城市規劃的時候，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宮為中心，向四周輻射發展的城市總體規劃已顯現弊端。為解決城市功能過於複雜而帶來的交通、生活等問題，莫斯科從20世紀60年代起開始制定新規劃，把原有的單中心結構改成多中心結構，並將連接市郊森林的楔形綠帶滲入城市中心。莫斯科的這種轉變，被稱為世界各大城市中規劃得最好的。而直到今天，北京的城市建設卻還在沿著當初蘇聯專家幫助確定的單中心模式發展。
在城市建設上，不管北京的「表面」功夫做得如何，是好是壞，總之她是做了，而且做足了。那麼，其他的呢？其他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部分，她做得如何呢？
2004年7月10日，北京市區遭遇暴雨，城區數百路段和小區發生積水，有的地區出現交通、電力中斷的情況，門頭溝區還引發了泥石流。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牛有成這樣總結這場事故：「北京城的主要問題是缺水，由於多年乾旱，各部門抗旱很有經驗，但多年未遇洪水。」但溫家寶總理隨後批示，從長期看，要對城市建設進行一些反思，將首都建設得更好。
實際上，這次北京下暴雨造成交通阻塞與城市排水系統有很大關係。溫總理的話很委婉，而媒體就不會這麼客氣了。《中國青年報》於7月13日發表文章《我國城市規劃怪現狀：只建大廣場不修排污道》。文章指出了中國城市建設中存在的三個毛病：願意建大廣場，不願修排污道；請專家去搞規劃只是做做樣子；互相攀比著要把城市做大做強。
中國城市規劃協會副會長鄒時萌說：「現在，有大廣場的城市比比皆是，但有真正完善的污水處理系統的城市卻很少。」這是因為，「廣場是『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人人看得見，而污水處理系統與城市環境建設和市民生活雖然息息相關，但是由於投入大、運營費用高、一般人看不見，所以地方政府領導並不重視」。
在北京，「許多規劃仍然被財富和權力在三維空間上的慾望所驅動。儘管中國的經濟政策自1979年以來已經改變，那種固守成規、機械地把規劃當作工程施工和擺房子把戲的觀念卻在抗拒變革。從長計議，這種狀況必須改變，否則就將是不可持續與不宜居住的後果」。
前後對比，梁思成的話言猶在耳：「城市是一門科學，它像人體一樣有經絡、脈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學地對待它，它會生病的。北京城作為一個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