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城。
北京是座很大很大的城。
雖然，北京並非中國唯一的大城市。除此之外，天津、重慶、長沙和廣州等，都是不容小覷的大都市。尤其是上海。首先上海的人口就比北京多，而隨著浦東的開發，地盤也不見得比北京小。更何況，上海的「大」遠遠不止於此。她擁有中國最大的工業基地、最大的外貿港口，創造和打破了中國世界紀錄協會多項世界之最、中國之最，同時上海還是全國利稅大戶，2010年的世博會更是讓這座城市成為世界的焦點。所以，上海完全有資本被冠以「大上海」之稱。
但是，上海再大，也「大」不過北京。在作家王安憶看來，上海刮的風就首先輸給了北京：「颳風的日子，風在北京的天空浩浩蕩蕩地行軍，它們看上去就像是沒有似的，不動聲色的。然而透明的空氣卻變成顆粒狀的，有些沙沙的，還有，天地間充滿著一股嗚聲，無所不在的。上海的風則要瑣細得多，它們在狹窄的街道與弄堂索索地穿行，在巴掌大的空地上盤旋，將紙屑和落葉吹得溜溜轉，行道樹的枝葉也在亂搖。當它們從兩幢樓之間擠身而過時，便使勁地衝擊了一下，帶了點撩撥的意思。」
無怪乎易中天要在《讀城記》中強調：「上海還得在自己的市名前冠一個『大』字，才成為『大上海』，北京卻大得根本不必自稱什麼『大北京』。你什麼時候聽說過『大北京』這種說法的？沒有。北京人不這麼說，外地人也不這麼說。可見在全中國人的心目中，北京之大，已不言而喻，實在不必添此『蛇足』。這可真是一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大城不『大』。北京，大概是中國唯一一座『不必言大而自大』的城市。」
北京城的大，你的腳會首先體驗到。
有句俗話叫「看山跑死馬」，那正是對北京立交橋的生動描述。一對外省父子，兒子高中北京著名學府，老父親自送他入學。來的時候學校派校車接了，回家時老父圖個新鮮要自己「溜達」，結果一出門就矇頭轉向，簡直「找不著北」。老父親感慨萬千，回家就發了篇博客訴苦：
「當時在入口刻意記憶的標誌性建築就在眼前，可是相隔的是：寬闊無比的、川流不息的、縱橫交錯的、不可逾越的、令人眼暈的西直門立交橋。如是『家』里的橋，跨過、穿過、走過也就是了，這點毋庸置疑，可面前的龐然大物，如何是好？」
在初中語文課本里有篇名為《北京立交橋》的課文，對這「龐然大物」有更理性的描寫：「西直門立交橋與建國門橋風格迥異。頂層機動車車道是圓形轉盤；中層非機動車道是橢圓形轉盤。整個空腹轉盤橋外徑東西長140米，南北長95米，比工人體育場的足球場面積還要大。凌空鳥瞰，有人說它猶如滿月，有人說它好似盤龍。」
這樣的「大」橋，想要走幾步就跨過去，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一個立交橋繞下來，就算打的士，也肯定跳錶。北京人自己說得更絕：除非在家貓著，否則只要出門，就會有一種「永遠在路上」的感覺。
立交橋已經像「滿月」，像「盤龍」了，那作為這座大城市大動脈的大馬路就更不能含糊了。根據1958年9月《北京市總體規劃說明（草案）》的內容，東西長安街、前門大街、鼓樓南大街3條主要幹道的寬度調整為120至140米，並提出一般幹道寬80至120米，次要幹道寬60至80米。
這樣的「大馬路」究竟是個什麼概念？
梁思成對於長安街的寬度倒是曾有一段幽默的評論，他說：
「展寬西長安街的時候，拆了很多民房，結果街道過寬，街道當中用不著，留作停車場，把民房拆了作停車場，我看不太妥當……西長安街太寬，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鐘，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鐘，小腳老太婆過這條街道就更困難了。」
畢竟博爾特只有一個，100米只用9″72的速度通過的，也只有他一個。假使住在北京城裡，天天要過這樣的大馬路，恐怕世界飛人也飛不動了。
在城市規劃和建設方面，北京是把眼睛放在額頭上的，做大做強，但看不到下面人的「疾苦」。作為一名定居北京的有文化的香港人，陳冠中就直接稱北京缺乏「生活質感」，是「一片充滿綠洲的沙漠」。
陳冠中覺得，北京不是一座可以步行的城市，路很寬，卻缺少有生活感的街道。北京的整個規劃造成現在孤島型的建築，每個孤島自己都有商場，都有寫字樓，都有住宅。孤島型建築旁邊都是中看不中用的景觀，弄點假綠地什麼的，這些綠地不能用，更不能形成有意思的公共空間，所以老百姓都不能在裡面生活的。城市結構不連貫，導致商業都受影響。「我們以前覺得香港太擠並不好，但現在看來說不定有好處，比如尖沙咀、銅鑼灣，各種街道大家都可以穿過、可以走路。北京卻很少有一條街是這樣子的商業街道。」陳冠中如此感嘆。
既然這樣的「寬闊」並不便利，是早已被梁思成們預見的事實。為什麼北京城仍執意「路大欺人」呢？
說白了，原因只有一個：咱是首都！
華夏神州，泱泱大國，作為偉大的中華民族的心臟——北京，小得起嗎？不能小，也不敢小。建國初期，在對改建與擴建北京城的方案上，出現了各種不同的意見。國家計委就曾多次對北京的道路寬度等提出質疑，有人以「房必五層，路必百米」相譏，更有人批評這是「大馬路主義」。但北京市的態度異常堅決。
1956年10月10日，時任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的彭真，在北京市委常委會上提出：
「倫敦、東京、巴黎、紐約等城市的交通都很擁擠，據說有的地方坐汽車不一定比走路快。莫斯科有些窄街道，也有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吸取這方面的經驗教訓。道路不能太窄。1953年提出東單至西單的大街寬九十公尺，就有人批評這是『大馬路主義』。大馬路主義就大馬路主義吧。不要害怕，要看是否符合發展的需要。道路窄了，汽車一個鐘頭才走十來公里，豈不是很大的浪費？
「將來的問題是馬路太窄，而不會是太寬。我們不要只看到現在北京全市只有不到一萬輛小汽車，要設想將來有了幾十萬輛、上百萬輛汽車時是什麼樣子。總有一天會發展到幾十萬、上百萬輛車的。主要的馬路寬九十公尺並不是太寬了。直升飛機也要場地。在座的青年同志們，等你們活到八十歲九十歲時，再來看看是誰對誰錯，那時由你們來作結論。」
北京的馬路究竟該多寬，某種程度上，已經是個政治問題了。
新中國建立初期，萬事待興，作為首都的北京，在那個意識形態還很濃厚的年代，其城市發展也參照了當時的「蘇聯老大哥」模式——採用單中心加放射型路網結構模式。20年之後，《北京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出台，北京的二環、三環、四環、五環在此時被勾勒出來了，此規劃奠定了今天北京主城區空間發展的格局。這種發展模式也就是後來人們常說的「攤大餅」模式。
顯然，離開當時的政治、軍事環境討論北京城如今的「路大欺人」，那肯定是說不清的。咱們現在就來看看上世紀50年代末，抗美援朝剛結束那會兒，在徵求對北京總體規劃意見時，來自軍隊方面的一條建議：「從國防上看，例如道路很寬，電線都放在地下，這樣在戰爭時期任何一條路都可以作為飛機跑道，直升飛機可以自由降落。假如在天安門上空爆炸了一個原子彈，如果道路窄了，地下水管也被炸壞了，就會引起無法補救的火災，如果馬路寬，就可以作隔離地帶，防止火災從這一區燒到另一區去。」
所以說，因為北京是首都，是中國的心臟，所以它從來就不只是一座城市那麼簡單。北京城何時簡單過？
正如易中天在他的《讀城記》中提到的那樣：「北京是一個集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體育、信息等各種中心於一身的全能型城市。這裡有最大的黨政軍機關，最大的金融商業機構，最大的科研單位，最大的大專院校，最大的信息網路，最大的體育場、出版社、報社、電台、電視台和最大的國際機場。世界各國的大使館都在這裡，世界各國的精英人物和重要信息也都在這裡出出進進。別的地方有的，北京都有；別的地方沒有的，北京也有；別的地方出不去進不來的，在北京就出得去進得來。光是這容量和吞吐量，北京就大得讓別的城市沒法比。」
所以，儘管北京的中心城區沒有上海那樣的摩天大樓，但你仍不得不仰視這座城市。因為「天安門上太陽升」。
無疑，天安門是北京的象徵。
只要一提起北京，我們中國人，尤其是新中國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天安門。這是世界上最大、最無與倫比的大廣場。佔地面積54公頃，可供50萬人進行集體活動。「每一個到過那裡的人，都無不驚異於她的莊嚴、肅穆、雄偉、博大。和她相比，西方許多城市的所謂廣場，便只好叫做『路口』。北京的『大』，在天安門和天安門廣場